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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149]按照党派提出的名单进行的选举，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选举之后，主要政党立即表明了自己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选举中得到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首先表示，应该把全部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在选举中得票较少的立宪民主党也表示支持立宪会议并赞成在预定日期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公开表示不支持立宪会议，在知道选举结果后更是如此。但其中以卡姆科夫、施泰恩伯格为首的中派坚持认为立宪会议可以作为人民政权的一种形式加以利用。即便在人民委员会对立宪民主党采取措施后，施泰恩伯格仍坚持认为，应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否则立宪会议就会变成一个扩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根据1917年4月确定的方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因此，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力量对比关系。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送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于当天通过，此时立宪会议选举工作尚未完全结束。这个法令规定，“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一切代表机构的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也不例外。苏维埃应根据有关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新当选的代表从当选时刻起代替以前选出的代表”。[150]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如米留可夫、阿夫克森齐耶夫、郭茨等。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
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151]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152]苏维埃政权随即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
11月2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11月26日，在临时政府确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11月28日的前两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根据全俄选举委员会政治委员乌里茨基的邀请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会议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
11月28日是原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组织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同时有约60名立宪会议代表进入塔夫利达宫的会场，宣称自己为立宪会议部分成员会议，将每天在塔夫利达宫集合直到足够数量的代表到达并认为自己合法为止。会议很快被驱散。当天，立宪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拒绝在乌里茨基领导下工作。晚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其领导人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进行特别管制。11月29日公布的“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强调，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资产阶级的叛乱都将被镇压。[153]
随着围绕立宪会议开幕问题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采取了更坚决和果断的措施。12月1日，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当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由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人民委员会还宣布，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领导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那里登记并取得塔夫利达宫办公室发放的临时证件。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1917年11～12月间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苏维埃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两天，1月3日，通过了又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154]
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155]在塔夫利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156]立宪民主党因被苏维埃政权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未能出席会议。右翼力量的代表也没有出席会议。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冲突主要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展开。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157]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这个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交出去。实际上，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158]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做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布尔什维克党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和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定关系。
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反映了这种矛盾：纲领确认党的最近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承认各项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原则；但又认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要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当时，大会在一些代表的嘘声中宣布，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159]在10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驱散立宪会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卢森堡在评论俄国立宪会议问题时曾经指出，“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不应该用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专政来反对民主。[160]这些观点和这种意识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比较淡漠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的问题从思想认识问题转变成为现实的政治实践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其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普列汉诺夫曾提出过一个比较谨慎的表述：“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列宁认为，“这显然不够。资本主义已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161]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162]但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就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而在迅速夺取政权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标志的立宪会议马上被视作完全过时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成功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不能跳过某个发展阶段。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163]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对立宪会议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1917年12月2日选举产生的领导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临时局主要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林、李可夫等人，他们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革命的结束阶段，主张人民委员会停止对立宪会议的召开和活动进行控制。加米涅夫的支持者表示，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团是不合适的。他们把立宪会议视为保住民主力量统一的唯一机会，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实现联合。[164]列宁认为这些意见是不顾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现实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为此他坚持在12月11日重新选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临时局，并在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其中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165]列宁的思想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基本方针。布尔什维克内部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于俄国实际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
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