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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中，加米涅夫在确定党的政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在3月30日写给加涅茨基的信中说：“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他在同一封信中表示：“我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声明，而且是在报刊上”[52]也许是意识到了列宁的坚决态度，而且列宁已在回国途中，在党的工作者会议起草关于对临时政府态度的决议时，最终的表述改为“密切地监督临时政府的行动”。
很明显，在1917年3月中旬到4月初，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多数人遵循的是党在1905年革命中形成的策略路线。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1905年4月，举行了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在俄国，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还是最终目的，都首先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政体，这个民主革命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胜利的人民起义将产生一个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社会民主党在保持独立性的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否参加政府，都必须经常对政府施加压力。[53]当时，列宁认为，这个决议明确以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从而“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因为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广大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列宁指出，“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迈出第一步”。[54]与孟什维克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负有起领导作用的使命，社会民主党将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不调和的敌对态度以便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55]
二月革命之后，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党自1905年革命以来对俄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道路的估计得到了证实。他们认为临时政府是现有条件下可能有的最先进的政府，而党的当前任务是促进民主革命的发展，因此不能立即采取激烈反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在三月会议上，虽然所有代表都认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实质上反对革命的政府，而且都承认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与这个政府的冲突，工兵代表苏维埃应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掌握全部政权，但绝大多数人认为改变政权性质不是现在要做的事情，“现在强行加速与资产阶级各阶层分离的过程，对我们是不利的。必须赢得时间……以便巩固革命的成果，作好与临时政府斗争的准备”。[56]
国内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与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是一致的。
孟什维克也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就形成了关于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来的革命应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应该领导革命并组织政府，而社会主义政党将以反对党的资格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后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1917年的二月事件中，孟什维克对于政权问题的态度与其革命理论直接相关。在革命过程中成立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基础是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还得到了俄国军队、金融界和工商业界的支持，并且与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它在旧政权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开始行使政府职能。这种情况是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所乐于见到的，他们认为杜马委员会采取的行动有助于平衡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他们认为苏维埃应该是一个革命群众的自治机关，在政治上它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因此，苏维埃可以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行使自治权，向政府施加压力、进行监督、引导它走正确道路，但苏维埃不能成为政权机关。而杜马委员会则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雏形，如果它能够公开地与专制政府的残余力量斗争，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它就会与苏维埃形成一种同盟关系，从而更快地实现俄国革命的目标。
于是，苏维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很顺利地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因为杜马临时委员会也希望借助于在苏维埃中居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来平息街头的暴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工人代表苏维埃承认将要公布的关于成立临时政府的宣言，并且呼吁群众支持临时政府，恢复秩序。[57]
苏维埃领导人对于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不感兴趣，但他们愿意给予政府有条件的支持。孟什维克认为，俄国的革命已经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推翻了沙皇，并且取得了成功，但还需要继续扫清旧制度的残余，以引进西方式的“先进的”制度。这个再造俄国的任务应该由临时政府来承担。孟什维克在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中说：“它（临时政府）的任务简单明了：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迅速而果断地摧毁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干扰建立新制度的一切事物，进而同样迅速而果断地创造新秩序赖以存在的一切。”[58]但是，“一旦临时政府抛弃革命的道路而选择妥协的道路，那么……将毫不畏惧地示威游行反对政府，并且像废除旧制度一样把它推翻”。[59]
就这样，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后政权问题的解决等重大问题上走到了一起，而革命已成为事实又使得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党的组织结构和俄国革命的条件的争论降到了次要地位。因此，尽管两党在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上还存在差异，但出于巩固革命的愿望，这两个党自下而上地趋向于重新统一。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愿望在一些地方组织中特别强烈，他们开始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争取联合。在派遣代表出席3月下旬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70多个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已有30余个实现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在与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同时召开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对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提出的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60]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还决定同孟什维克举行联席会议，并成立一个由加米涅夫、斯大林、泰奥多罗维奇、诺根等组成的谈判委员会与孟什维克国际派领导人就联合问题进行接触。
这种情况似乎预示着俄国将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将成为合法的反对党。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因素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列宁，他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他的思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最终从根本上改造了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的新思想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彼得格勒会发生革命。2月初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说“我们像往常一样，过得很平静”。当关于俄国二月事件的最初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是不太相信的。3月2日（15日）他在给克拉兰·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今天我们在苏黎世都很激动：3月15日《苏黎世邮报》和《新苏黎世报》登载的电讯说，在俄国，经过3天的斗争，彼得格勒的革命于3月14日胜利了，说12名杜马代表掌握了政权，大臣们全都被捕了。如果这不是德国人胡说八道，那就是真的。目前俄国已处在革命前夜，这一点毫无疑问。”[61]在很快确认了这个事实后，列宁受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用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在得到关于革命的最初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62]
3月3日（16日），他写信给在挪威的柯仑泰：“刚才我们收到了第二批关于彼得格勒3月1日（14日）革命的政府电报。工人们血战了一个星期，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克伦斯基却掌握了政权！！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不过这没什么！这个‘第一次革命（由战争引起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既不会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且看人民自由党怎样给人民以自由、面包、和平……等着瞧吧！……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允许合法的工人政党存在，如果我们的人要去同齐赫泽之流‘团结一致’，那就是莫大的不幸！！”[63]在这封信中，列宁已经明确了自己政治路线的基础，这将是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推行的路线。这时候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就政治立场的表述以及如何制定对临时政府的策略进行争论，但列宁已经把原则决定了。
接下来的日子，列宁开始急迫地寻求回国方案。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对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立场感到担忧。他曾请先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告诉彼得格勒的同志，“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64]他还以《远方来信》的形式为《真理报》写文章，表达他对时局和党的策略的看法，但列宁的观点显然是那些从流放地回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列宁回国前，《真理报》只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而且把其中尖锐批评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内容删去了。
在瑞士社会党人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和其他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于3月27日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俄国的敌国德国，再经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列宁一到彼得格勒就批评前去迎接他的加米涅夫：“《真理报》上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看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们。”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者会议和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著名。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以工人代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以苏维埃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说二月革命后国内布尔什维克的主流观点是符合迄今为止是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和策略的，那么列宁的新思想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根本改变。
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发展，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旧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65]
列宁的回国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列宁演说时在场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产生了雷击般作用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参加会议的持不同见解者……目瞪口呆，可以肯定，没有谁曾料到会有这样的讲话。”A.波格丹诺夫向列宁大声叫道：“这是热昏的胡话，是精神病人热昏的胡话。”斯科别列夫把列宁称为“一个置身于运动之外、完全不可救药的人”。[66]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同样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德拉勃金回忆说：“他的话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掠，因为没有人曾经预料到这一点。相反，人们倒曾希望列宁的归来会说服中央俄罗斯局——特别是对临时政府持不调和立场的莫洛托夫同志——遵守秩序。”有的党员把列宁的提纲称为“乌托邦式的”，认为这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生活”。布哈林后来也曾说过，当时党的一部分组织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对于被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67]在列宁发表演说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只有柯仑泰，但她的发言“引起的只是讽刺、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