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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金作为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
鲁兹斯基与罗将柯的谈话通过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了解杜马领袖的新意见后，指示大本营的卢科姆斯基将军把北方战线参谋长Ю.达尼洛夫将军叫到电话机旁，要求他立即“不顾礼节”叫醒尼古拉二世，把鲁兹斯基和罗将柯谈话的全部内容提供给他。同时，他指示将鲁兹斯基与罗将柯谈话的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舰队的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措辞是有倾向性的：“看来，局势不允许其他的解决办法”。当天，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先后回电，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做出牺牲。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在电报中说：“为了拯救祖国和皇朝，作出符合杜马主席声明的决定，看来是能够制止革命、把俄国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措施。”[40]只有罗马尼亚战线司令萨哈罗夫将军愤怒地表示反对并谴责罗将柯等杜马立宪派领袖的“背叛行为”。
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收到的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尼古拉二世面无表情地读了鲁兹斯基带来的电报，然后鲁兹斯基开始说话：只有这条出路，让位给皇太子。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尼古拉二世说：“我不知道，是否全俄罗斯都希望这样。”鲁兹斯基将军回答说：“陛下，现在没有进行民意调查的可能性，但事态发展很快，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拖延都有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鲁兹斯基要求沙皇听听在场的萨维奇和达尼洛夫将军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希望听到坦诚的意见”。两位将军支持自己的司令的意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沙皇说：“我决定了，我退位。”[41]随后拟定了给罗将柯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两份电报，其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将皇位让与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子，在他成年以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摄政。但在电报就要发出时遭到了一些沙皇侍从的阻止，他们为沙皇的决定而震惊，要求缓一缓再发出电报，至少等到彼得格勒有新消息来，因为当时知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已经出发来普斯科夫了。尼古拉二世有些动摇，也许是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于是决定听了杜马使者的意见再说。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沙皇阐述了关于他让位于阿列克谢的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白天他决定让位于儿子，但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儿子的病情之后，决定不仅自己退位，而且也代儿子让位于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鲁兹斯基将军后来写道：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沙皇没有权力为儿子——法定继承人——放弃皇位。在一阵沉默之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接受了新的方案。他们认为，在国家基础已遭破坏、对法律的理解变得虚幻的情况下，让谁成为新的君主的问题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只是请求尼古拉二世在签署定于3月2日下午3点退位的文件前，批准任命李沃夫为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总司令。在沙皇签署的声明中说，“我传位于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我嘱托我的兄弟在管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并宣誓忠于那些将由他们确定的原则”。稍后，3月7日，在对军队的最后文告中，尼古拉二世要求“服从临时政府”。这个文告被临时政府禁止发布。
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尼古拉二世回到包厢时眼中含着泪水。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显然，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有义务为自己服务到底的人出卖的。在俄国君主制垮台的过程中，平时是如此强硬、如此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在关键时刻却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相反急忙离开了沉没中的君主制船只。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在这段时间里，罗将柯说服他不要用暴力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彼得格勒，而要用政治的方法促使沙皇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得到各战线司令的支持后，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已经到达彼得格勒郊区的伊万诺夫将军放弃早先确定的行动，并促使尼古拉二世接受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要求。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急剧转变，后来一些侨民和君主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同情自由主义领袖，主要是出于吸引更广泛社会力量参加军事努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拉斯普京丑闻，尼古拉二世在军队高层已经威信扫地，随着他的退位，政权将得到巩固，军事努力将会更加积极。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罗将柯在与普斯科夫和大本营联系过程中竭力使将军们相信，拒绝宣布米哈伊尔为皇帝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有效的，立宪会议将就俄国君主制度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他试图在大本营召开战线司令会议，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3月3日清晨，10～12名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来到百万街布加金娜公爵夫人宅邸，米哈伊尔就藏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供“裁夺”：以克伦斯基和罗将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以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坚持要他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罗斯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拟定的宣言文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了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宣言呼吁全体居民服从临时政府并以此使之合法化。[42]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集会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政权问题
当沙皇专列在铁路线上来回运动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通常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