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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夸口，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天皇极感满意。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他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中国军队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一个人痛苦不堪。
这个人就是下达撤退令的蒋介石。
治病良药
南京失守，蒋介石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儿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表示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内心里，蒋介石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淞沪战役都产生了怀疑，时常一个人喃喃自语：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战役规模，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为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蒋介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其中，有帮他跳火坑维持华北前线的义兄黄郛，有帮他打造国防工事整训德械部队的朱培德，有帮他削藩并经营西南后方的杨永泰。
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这些人就都早早离去，再也不能帮他了。
可悲啊。
焦虑忧闷之下，蒋介石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蒋介石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蒋介石的架势却好像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南京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是，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蒋介石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蒋介石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国民党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腐败，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蒋介石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名不副实的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了。
12月26日，陶德曼给蒋介石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算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然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绝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蒋介石，后者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蒋介石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在发抖。
仅仅半年时间，中国的陆海空军精华已近乎丧失殆尽。残存下来的中国军队虽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还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为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非赶快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蒋介石之外，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是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但他们俩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内部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12月27日，中国统帅部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蒋介石说了声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呼呼，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国民党和政府而言，无异于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蒋介石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你们看看外面，世界大得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才行（“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中国统帅部内部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专任军委会委员长，以便能够腾出全部精力来部署军事。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国外有观察家曾经指出，当时只要日军立即向内地进兵，他们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恐怕也只是丛山与丘陵。
毫无疑问，日本人在占领南京之后不继续穷追其敌，是在关键时候下了一个大漏着。
之所以会“漏”，一方面是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日军本身也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另一方面，他们在攻陷南京后所产生的乐观麻痹心理无疑也起了作用，人一骄，动作和步伐自然就慢了下来。
在短时间内，日本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开始转向保守，大踏步前进也变成了细嚼慢咽。
不过归根结底，时间是不能等人的，近卫对此犹有感触。
自从让陶德曼给中国政府带去“靖和条件”之后，他一直在痴痴地等着回音。可是等啊等，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中方仍然毫无声息，好像完全忘记了有这么一码子事。
最后两天，近卫真有度日如年之感，他甚至疑心对方是不是日历表出了问题。
事到如今，也不要管什么矜持不矜持了。近卫把陶德曼请来，让后者给中方再送一份拟好的最后通牒，其实就是提醒一下：喂，还有两天啦！
无人作答。
直到1月15日下午4点，中国外交部才由陶德曼转来了答复。
一看这份答复，近卫气昏了头。
在答复上，中方并没有明确拒绝“靖和条件”，而是说这些条件的内容“过于广泛”，我们都看得云里雾里，能不能弄个更详细和具体的解释。
这样还不具体，我一二三四五，已经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道你们连“承认伪满”、“对日赔款”这几个字都看不懂？
近卫就是再傻，也知道对方在使拖延战术了。
好哇，死到临头，还跟我玩这一招。
近卫咬牙切齿，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们没有任何诚意，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立即停止谈判，不谈了！
不过在当天政府与军方召开的联络会议上，近卫的主张还是遭到了反对，而反对者不是别人，正是参谋次长多田骏。
多田骏顾虑的，自然还是对苏美备战那档子“经国大业”。
虽然蒋介石的表现很调皮，但你不跟他谈，又跟谁谈，现在投入中国的兵力这么多，实在有够危险，所以还是得抓住时机继续谈，早谈早超生。
近卫没有出现在联络会议上，代表他意见的是外相广田弘毅与陆相杉山元。这二位属于“停止谈判派”，而多田骏则是“继续谈判派”，两派你来我往，各不相让。
众人的喉咙大小，声量高低，历来都是要以军队的脸色为唯一标准的，前线军队就是日本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本来参谋本部是陆军的娘家，可是多田骏次长如此表现，哪还有一点娘家人的样子。
现在能够代表陆军强硬立场的是杉山元，他才是强势的一方，而多田骏则变成了理屈词穷的弱者一方。
吵到脸红耳赤之时，杉山元劲头上来了，拍着桌子威胁说要内阁总辞职，大家都不干了。
多田骏脸色煞白。
别别，顺了你们还不行，意见我保留，声明你们可以照发。
1月16日，即在收到中方答复的第二天，近卫召集御前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声明中，近卫气呼呼的神情跃然纸上：即使攻陷南京之后，我们依然给了中国政府最后考虑的机会，可是这个政府居然不领情，还要策动抗战，太可恶了。
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将“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后再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国的政府了，当然也不会再和你搞什么正式谈判。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依例召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自此完结。
哗啦一声，近卫把大门给紧紧关上了。这是一个让他自己，包括日本军政各界都后悔了很多年的决定，不过当时他们的那股劲头和神情，就跟过去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一样。
也许还不能这样打比方，松冈宣布退出国联时，心里多少还有些后怕和无奈，同时日本国内也有争议之声，但近卫发布的这篇声明，你却完全可以认为是一曲他们提前为自己奏响的胜利凯歌。
日本关上和谈大门，让国民党内的很多人都惊慌失措，特别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可是蒋介石却并不这么认为。
在日记中，他曾用不小的篇幅笑话自己的对手：打不过早点撤嘛，为什么要不好意思，故意藏着掖着，那样不难受吗（“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为计也”）？
如果你不看一下日期，一定以为是1945年抗战快胜利时候的事。
我告诉你，此时是1938年1月，日军占有压倒性绝对优势，而中国处境艰难，在国际上也几乎孤立无援的时候。
在1938年，和既不能，战又很难的，是中国。
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蒋介石也用上了鲁迅先生提及过的一个国粹，那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
在他看来，日本否认国民政府，日军一路推进，都属外强中干之举。这些不过是倭夷想向我求和，遭到我的拒绝后作出的进退维谷之丑态。
信不信随你，反正我自己信就行了。
昙花一现的战区
在近卫关上谈判大门后，日本统帅部的下一个目标仍然不是西进武汉，而是南北合击，打通津浦线。
津浦线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但中国军队在这个战场上的战绩，却一直属于最糟糕之列，在北方诸战场中，甚至都不及阎锡山主持的山西战场和程潜主持的平汉战场。
中国统帅部曾专门在津浦线建立了一个战区，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河北保定人，老西北军始创者。
在来第六战区之前，冯玉祥出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管的就是淞沪战场这一片，可他实际上没管什么事。
要论打小鬼子的热情，没有谁比他更高涨，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老冯号称“最坚决的主战派”，别说汪精卫这些“低调俱乐部”的人，就连蒋介石有时也自愧不如。
民间盛传，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蒋介石不主战，而冯玉祥坚决主战，二人争执不下，老冯郁愤之下，甚至欲拔枪自杀。
后来冯玉祥亲自出来辟谣，说根本没这一回事，但显然，这样的热点新闻，已使他在国内积累了很高的人气。
另外，老冯还有一个好处，他会宣传，就是嘴皮子特能讲。
汪精卫也善于演说，不过汪氏讲的那一套主要是阳春白雪，是给上层小圈子里面的人听的。老冯则不同，他是下里巴人，嬉笑怒骂，随口道来，连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激动不已。
据说，当年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曾有一个日本记者慕名去采访老冯。
你采访就采访吧，话说得还很不好听，你听听他都说些什么。
说是他到张家口后，爬上一座山，四周一看，呵，景色跟高丽差不多嘛。
何谓“高丽”，当然指的就是被日本人吞并的朝鲜。
老冯一听就不乐意了，这孙子话中有话啊。他脱口而出：我想，你妈一定是个窑姐儿！
什么叫“窑姐儿”，那就是娼妓。旁边的翻译一时没回过神来，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错。老冯说，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记者他母亲是个娼妓，你给我照直译。
翻译没有办法，只好跟日本记者“实话实说”。
对面的日本人一听，立刻跳了起来：冯将军，你这不是在骂人吗，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老冯理直气壮：我就骂你了，怎么的吧。原因嘛，是你先骂我的。
日本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冯说，你刚才把我们中国比作朝鲜，不是在骂我是亡国奴吗，那我骂你妈是妓女，以一骂还一骂，公平合理，两不相欠。
那记者方知失言，只得匆匆结束采访，狼狈而去。
显然，这样的段子，虽然上不得大台面，但老百姓最爱听，那是比多少遍抗日口号和理论都更带劲儿的。
可是蒋介石既然让冯玉祥去当最重要战区的一把手，当然不是只希望他去讲段子，而是要他多多指教前方将领，概因蒋介石很清楚，此时以黄埔为主的将领普遍太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
这时候大家想象当中的老冯应该很会打仗，别的不说，一个中原大战，麾下的西北军不是也曾经把中央军都打得连连后退吗？
然而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慕名来访，提到了在淞沪战场上实施的多种打法，其中就包括闪击战术。
可是老冯却一摆手，要那么多花花招干吗，中国自有中国国情，我们老西北军就是靠大刀砍出来的，就是到几年前的长城喜峰口，29军的大刀还不同样奏效。
敌有坦克，我有宝刀，何惧他乎？
和法肯豪森一样，身为中国统帅部一员的白崇禧也去拜访过老冯。可是在三战区长官部，他却没看到冯玉祥，起初“小诸葛”还以为老冯去视察前线了。
第二次他又去，这次还没见到人，心里就有点不爽了，老冯这家伙是不是躲着我啊，难道对我有意见？
一旁的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笑了，有什么意见啊，这个老冯，他是怕飞机！
追究起来，冯玉祥的这个病根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落下的。
那时候只有蒋介石有飞机，西北军没见过这个新式玩意儿，特别怕。老冯为了让大伙不怕，就对官兵们打了个比方，说这世上乌鸦比飞机总要多得多，那乌鸦拉的屎也从来没有掉到过我们头上，难不成飞机“拉的屎”（炸弹）就正好会掉头上？
结果一颗“屎”偏偏就落他手下大将樊钟秀的脑袋上去了。
至此，老冯自己反而得了心病，对飞机扔炸弹格外敏感。要说有防空意识也并不是坏事，可他却防得过了头。
老冯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是钻防空洞去了。
上海这里没有山，也没有防空洞，不过在旁边宜兴倒有一个张公洞，里面可以防空，他就到洞里面去办公了。
显然，要见老冯，必去宜兴。
宜兴离上海100多里路，白崇禧坐汽车花了两个小时才赶到那里。一看，老冯眼光倒是不错，张公洞很大，里面藏个一两千人都没有问题。
去了以后，白崇禧弄明白了，原来老冯也不在张公洞里办公，大部分公事和私事都交给顾祝同去处理了，只有到晚上，天上没飞机了，他才会回上海去看看。
冯玉祥自己话里话外也透出了音，他说他要学日本的乃木希典。日俄战争的时候，乃木把事情都移交给参谋长，而自己只做两件事，一为骑自行车和作几首歪诗，一为等死！
也真有老冯的，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人家乃木是带着三口棺材上战场的，两个儿子都赔进去了，能那么闲吗？
更令人发噱的是，某天三战区开军事会议，开着开着，忽然日机来袭，警报大作，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就见老冯嗖的一声没了影，那动作绝对是少林武当的身手。
可是屋外也没有遮蔽物，只能往田野里跑，一个不留神，“武林高手”滑进稻田，摔了个四仰八叉，那么大一高个，转眼之间就成了泥人。
当时张治中等与会将领都在场，表面使劲憋着，暗地里却一个个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
如今的小青年真是不厚道啊。
白崇禧把情况反映上去，跟何应钦一商量，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三战区多为中央军和南方部队，与老冯没有部属关系，所以才会弄得这么尴尬。
这时由于津浦线战场频频失利，外界对冯玉祥前去执掌军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毕竟老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如今津浦线上的29军、鲁军都可以算是其支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应该是津浦线战场最理想的军事统帅。
于是在报经蒋介石批准后，中国统帅部便在津浦线上成立了第六战区，并由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
在三战区无所建树，还让小青年们看了笑话，老冯其实心里也不痛快，现在听说可以重率旧部，自然高兴，当下便搭车北上。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偏偏是这个第六战区，对他们的司令长官最为排斥。
其实也怪老冯自己，他此次到六战区去上任，颇有一些个人的私心杂念，那就是想乘机抓军队，以便恢复自己老西北军龙头老大的地位。
六战区的韩复榘、宋哲元虽为老西北军分支，但这时早已自成一派，对此最为敏感，马上就看出来了。
韩复榘当初因为反叛冯玉祥，与老冯素有过节。冯玉祥到得济南，还没等他开口，韩复榘就抢先把山东防务如何紧张汇报了一下，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强调无法随冯玉祥北上。
之后，他背地里一个密电打到蒋介石那里，说他不想进六战区，宁愿划入李宗仁的五战区。
韩复榘统领鲁军，又负有守鲁之责，他的话不能不重视，然而命令也发下去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吧。
韩复榘说，你们要硬把我塞给冯玉祥，那我就不打了。
没办法，只好折中，让韩复榘到五战区去，同时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到六战区，再给韩复榘挂个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头衔，算作分他兵的安慰。
韩复榘这边闹腾完了，等冯玉祥正式上任后，宋哲元也急急退避三舍。
给出的理由是，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得请病假，要到泰山去休养一段时间，第1集团军（即扩编后的29军）暂交冯治安代理。
自离开北平后，宋哲元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是确实的，但此时请病假，大半却还是因为看到老冯要抢夺兵权，索性远远躲开，眼不见为净。
话又说回来，韩复榘的鲁军，宋哲元的29军，与老西北军实际已没有多少关系了，人家当初能创到这份家业也个个吃足苦头，很不容易，现在前面抗着鬼子，后面还得防着你夺他的交椅，谁能真有这么大的气量呢？
实际指挥第六战区作战时，老冯在用兵方面又远不及练兵。和在淞沪时一样，他还是怕飞机，怕到了没法正常指挥打仗的地步。
由于害怕日机轰炸，他的指挥所每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而换一次地方，六战区的通信网就要跟着变更一次，各部队因此经常与指挥所失去联系，乃至无法报告军情。大家只好在下面各打各的，变成了一堆乱哄哄的没头苍蝇。
本来北方战场，以津浦线战场对中方最为有利。其时连降暴雨，华北平原尽成泽国，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大部分时间都不能用于进攻，而是在四处找船，找能够渡过大大小小水滩的船。
在这种情形下，别说机械化特种部队无法顺利推进，就连飞机，也因为雨天能见度差，常常被迫减少出动次数。
多好的作战形势，可是老冯到任后，不仅没有理顺关系，反而越弄越乱，各部队你防我，我防你，大家防着冯玉祥，谁都不肯与日军正面硬拼，结果步步后退，战局也因此一塌糊涂，作为津浦路北端重镇的沧州没多大一会儿就丢了。
成立第六战区不仅没能产生相应效果，反而还被第2军逼到鲁北防线，导致还没怎么成型的第五战区都因此受到不小威胁。
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由白崇禧再拟份电报，撤销第六战区，让冯玉祥依旧回南京。原来觉得这事太伤面子，很难办，未料老冯枪杆子没抓着，又连吃败仗，也早就不想干了。
于是，双方解脱，老冯回家重新做他的军委会副委员长，而津浦线防务则交由第五战区负责。
一个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战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作昙花一现了。
李猛仔
舞台之上，向来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五战区来了，司令长官为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新桂系的掌舵者。
即使与新桂系的其他将帅，包括白崇禧比起来，李宗仁也算得上是一个读书很少且不爱读书的粗人。
据说他小时候宁愿上山打柴，都不肯坐在私塾里做一天好学生，年长后进军事学校，前前后后加一起，也统共只念了三年。
在这三年里，别人或许会翻翻《孙子兵法》，或者“曾胡治兵语录”，可他对这些本本上的东西从无兴趣。
老李爱的就一样，那就是梁山好汉们个个热衷的——“使得些好拳棒”，因此还得个绰号：李猛仔。
李猛仔一生，打了无数的仗，上马杀贼自然不在话下，下马草军书就不行了，稍为像样一点的文字稿都得帐下的文书替他起草。
据他自己说，当初北伐时和蒋介石结拜，他迟迟未将自己的盟帖换给对方。
不换，不是摆架子，而是按照规矩，得在帖子上给对方写一首盟诗。一首诗一共四个句子，但老李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一句，又不好意思连这个都让文书代劳，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干脆把蒋介石送给他的那首盟诗照抄了上去。
蒋、冯、阎、李，论文化水平，蒋介石和阎锡山可算是一拨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李宗仁则跟冯玉祥基本一个档次，都是当兵出身的大老粗。
白崇禧曾对冯、李二人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即：冯善练兵，李善用兵。
“小诸葛”在单独用兵方面并不出色，但作为参谋人才，却堪称优秀，他一眼就能看出两位老大的特点和长处。
练兵，讲的是“亲爱精诚，赏罚分明”，在这方面，老冯确实用尽心思，所以他才能一手调教出可与中央军叫板的老西北军，也才带得出那么多能征惯战的威龙猛将，这可都不是吹的。
然而，与练兵的本事相比，老冯在用兵上就要差得多了，当然不是说他不会打仗，只是到了全面抗战阶段，各人的能量级数都得成倍提高，在内战中还能凑合的，此时就可能显得比较吃力了。
蒋介石是帅，统筹的是大略方针，其余三个人一个个试，阎锡山统领二战区，自己都感到力不能支，冯玉祥掌握六战区，到最后连战区都给撤了，于是哥仨就只剩下了一个李宗仁。
像白崇禧说的那样，内战时期，老李在打仗方面就颇有一套，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只有外战中拥有实际战绩，才能说明你是否真的有两下子。
李宗仁很想告诉别人自己有两下子，可是刚刚上任就碰了壁，这个让他碰壁的人便是原来的山东诸侯韩复榘。
韩复榘不肯进第六战区，而宁愿进第五战区，李宗仁起初对此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五战区规模不大，尤其缺少有实力的部队和战将，韩复榘当年位列老西北军最能打仗的“韩石二孙”之首位，连孙连仲都望尘莫及，加上他控制的山东实为五战区核心，有此人相助，想来今后必能有所成就。
韩还没来拜见李，李先去看望韩了，没办法，穷领导在富下级面前有时也得表现主动一点，适当弯一弯腰也是必要的。
此前，由于一北一南，两人从未谋面，而李宗仁眼里的韩复榘，虽然识字不多，但人倒生得颇周全，甚至还算得上“俊俏”，真个是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不似军人，俨然一个摇纸扇的白面书生。
初次见面，又是名义上的上司，所以韩复榘算是给足面子，听任老李滔滔不绝地在那里吹了一晚上。
李宗仁虽不爱读书，但生平一大嗜好就是聊天，喜欢纵论天下大事，到老了都是如此，以至于在美国做寓公时，实在没人好聊，只能跟一帮家庭主妇去“谈国事”了。
斗室之中，老李分析抗战形势，讲解抗战道理，海阔天空地一通发挥，最后越讲越兴奋，而韩复榘也听得聚精会神，一副若有所悟的神情。
这个晚上真是过瘾。
第二天一早谈正事，李宗仁拿出了早就拟好的五战区作战计划。
韩复榘接过一看，却立刻变了脸。
计划上写着，假如山东大城市守不住，希望鲁军就近进入沂蒙山区，跟鬼子打游击，以使其不能尽速南下。
韩复榘当场把计划书往桌上一摔，你这拟的算什么狗屁东西，眼看南京不守，日军从南面都快打到安徽蚌埠了，北面日军要是再一过黄河，两边一挤，我在山里面吃什么，喝什么？
依我看，你们这是想拿我们鲁军送礼，当牺牲品！
李宗仁来济南，本来还是端着一点“李长官”的架子的，没想到作为下属的韩复榘会说来就来，说骂就骂，连起码的面子都不给，顿时被呛得面红耳赤，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老李骨子里其实也是粗人一个，可碰到更粗俗的韩复榘，他也无语了。
真个是心有所冀而来，灰头土脸而去。
自此，李宗仁脑海里的韩复榘，就再也不是那个孺子可教的白面书生了，而是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老兵痞。
第一聪明人
但是韩复榘其实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比宋哲元的头脑都灵活。
“七七事变”前后，他曾派人去北平打探动静。去的人用电话向他报告：秦德纯表示，日本人愿意谈判，也不想扩大事态。
当时他就在电话里笑了，并且断定平津难保。
什么愿意谈判，不过是日本人使出的缓兵之计罢了，依我看，他们不拿下北平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到这个时候，宋哲元还心存侥幸和幻想，真是愚笨至极。
后来听到蒋介石要进行南京保卫战，他又笑了，这些南方人，他们以为南京能守得住吗？
在韩复榘眼里，宋哲元笨，蒋介石蠢，只有他最聪明。
可是他却聪明得过了头。
一开始他对抗战还算是有所准备的，看到北平不保，他害怕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也要重蹈覆辙，于是早早就催促日侨归国，并且作出了像阎锡山那样与日本人大打一场的架势。
在华北以“宋阎韩”为主的三角势力范围中，韩复榘和山东也一直是日本“华北工作”突破的重点，所以韩复榘心里在想什么，私底下的小算盘打到哪个位置，日本人都有数得很。
他们故意向韩复榘透出风声，说日本意不在山东——最多从你这里经过一下，连长久驻留的想法都没有。
韩复榘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避战保鲁。
汉奸是绝不能做的，但如果在此前提下，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枪杆子，岂不两全其美。
这个貌似聪明，其实脑子一团糨糊的家伙终于走出了第一个昏着。
蒋介石察觉到韩复榘对抗战不太积极，曾找他到南京谈话。
关于是否要抗战到底，蒋介石说，我的意思，你应该完全明白的。
韩复榘却装傻充愣，回来后，便到处对别人说，我明白什么，我什么也不明白啊，我这趟出来，可谓是糊里糊涂去南京，糊里糊涂回济南。
你们问我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我告诉你们，丁点没有！
直到战火燃烧到了山东德州，韩复榘才猛醒过来。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这个“第一聪明人”一般无二地上了日本人的当，避战避战，避到整个山东省都快要保不住了。
“七七事变”，宋哲元虽也有过犹豫彷徨，但那里面还有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内部原因，而且后期在保卫平津，与日本人作战方面是颇有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韩复榘这时却还一个劲儿在往后退，竟然指望着靠别人帮他保山东。
宋哲元在前面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命令韩复榘上去接应，韩复榘说什么，他说我是五战区的人，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津浦线上的宋哲元跟我搭什么界，不去！
冯玉祥无法，只得转报蒋介石，后者从南京连发电报，又骗又哄又吓，韩复榘这才硬着头皮，率鲁军进入津浦线。
韩复榘起初笑宋笑蒋，以为都不如他，29军和中央军似乎也不及鲁军，起初战场的变化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亲率鲁军只一个反攻，就冲进了德州。
原来胜仗这么好打，宋哲元辈真的是太没用了。
可是还没等韩复榘笑够，日军就一个反包围，把鲁军给围了起来。
好打？不过是先给你尝个小甜头罢了。
德州一战，韩复榘差点被俘。
经此一劫，他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个世上，谁都不比谁差多少，一旁看着轻松，等到你自己上阵，未必就如人家。
在亲眼目睹日本人确实如狼似虎，比传说中还要凶猛之后，韩复榘连保住山东地盘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了。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既然地盘保不住，那就保枪杆子吧。
内战经验告诉他，地盘与枪杆子都很重要，但倘若一定要有取有舍，则孰如舍地盘而取枪杆。
道理很简单，没了地盘，只要有枪在手，迟早还能获得新的地盘，但假如无枪，地盘是肯定无保障的，迟早会被别人抢去，那就真正人财两空，一无所有了。
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战。那一场大战下来，还能保得人枪的，都能勉强爬上岸，打得一个不剩的，就只能喝着水，咕嘟咕嘟直接沉到水里面去了。
韩复榘从避战保鲁一下子退到了避战保鲁军。
他急着要跑路，但一时间又脱不了身，原因倒不是怕蒋介石或者李宗仁拦着，而是日本人不给他这个机会。
当时山东面临的形势是，日军还没有渡过黄河，也未从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
迟迟不渡黄河，不是因为鲁军挡在那里过不来，而是双方在谈价码。
出面谈价的本来是华北老特务土肥原。土肥原当年纵横华北，人脉十分深厚，在他提出的洽谈名单上，不仅有韩复榘，还有石友三、万福麟，甚至于商震。
这些所谓的华北实力派皆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高手，他们也都曾向土肥原做过“恭顺”的表示，其中万福麟还按照土肥原的要求，暗中一退再退，屡屡回避作战，这也是津浦线战场为什么一败再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你要他们现在就明着做汉奸，那个压力就太大了，谁也不愿意，最多是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土肥原潜入中国内地多年，熟悉这里的人情世故，知道不能将这批人逼得太急，但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却认为应一竿子到底：要么做汉奸，要么投降，别无第二选择。
土肥原再拗也拗不过华北方面军的老大，只得甩甩手躲到一边去。
寺内自己派人去与韩复榘谈，不仅盛气凌人，而且一开口就是要让韩复榘直接宣布山东独立，实际就是下水当汉奸。
韩复榘这边的出价，则最多是避战保鲁，我不出来跟你打，你也别进来，汉奸暂时还不想做。
双方一时谈不拢，日本人也暂时未动手。
对急于脱身的韩复榘来说，这一情景很令他尴尬。
既然谈不了，那就得跑路，但敌人不来攻，你却先退走了，连仗都没怎么打，方方面面没法交代啊。
不久之后，韩复榘又听到一个消息，觉得不能再耽搁了。
被划到一战区的宋哲元不仅出击未果，还把大名给丢了。大名在济南的西南一侧，此地一丢，便有截断他往鲁西南撤退的危险！
赶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此前，中国统帅部为杜绝前线争相后撤的现象，特地下达一纸严令，要求各个战区守土有责，一人管一摊，也就是说，你在你那个战区里抗战，千万不能跑到别人的战区里去。
韩复榘才不管这些，他把自己的集团军总部一口气搬到了河南，也就是一战区那里去了。
谁都看得出，这是要准备溜了。
别人这么说他，他并不否认，而且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
你们看，南京不是都丢了吗，证明我们在东边是守不住的，不如西撤到平汉路以西，等国际形势变化，合盟国之力反攻，再行收复国土。
话讲得很好，很漂亮，连兵学泰斗蒋百里都说韩复榘此人颇有些歪才。
获悉韩复榘心猿意马，不思防守山东，始终在关注着抗战进程的蒋百里心急如焚，亲自赶了过来。
蒋百里对韩复榘说，你说的那些话没错，可是不够。
为什么呢？
西撤是肯定要西撤的，但要看怎样撤。
我们必须撤得有条有理，如果大家都乱哄哄，自作主张地往西跑，那不叫撤，叫败退。这样即使到了西边，还是一团糟，就是好的国际形势来了，又有什么用？
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等待反攻，但反攻也得看如何反攻，消极的反攻等于不反攻。
就时间而论，你在没西撤之前，就得准备东返。从空间而言，西部有西部的准备，东部也得有东部的安排，不是一撤到西边就万事大吉，什么都不用管了。
如果胡乱撤退，失地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恢复的。
蒋百里对抗战方略研究多年，他向韩复榘直言：全国范围之内，我认为山东最为紧要。只要控制住山东，日本人是无法轻易进入中原的，而且这里对徐州及其以南地区也将起到极好的屏障作用。
人家一流军事理论家上门免费辅导，条文缕析，讲得多么透彻，多么恳切，可是韩复榘始终听不进去，或者是不愿意听进去。
“聪明人”的做法开始变本加厉。
别人的军需物资都是往前面送，韩复榘的却是往一战区后方运。五战区执法队按照战区专守的规定，拦着不让车马通过，但鲁军有枪杆子，岂是几个执法队员就拦得住的。
状告到第五战区长官部，李宗仁便给韩复榘发了个电报，旁敲侧击地告诉他，统帅部有严令，战区之间不能越界，你那些东西不能拖到一战区去。
韩复榘如今早就不想给自己名义上的领导任何面子了，拿过电报，批曰：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你说我擅自跑进一战区，大家又不是打内战，怎么我就不能跑他那里去呢，反正都是跟日本人打仗，分什么一战区、五战区。
李宗仁接到回电后气得浑身发抖，可一时也奈何不了这个混世魔王。
恰恰就在这时，黄河北岸的日军突然对鲁北黄河防线发动了夜袭。
原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在与韩复榘谈价，但寺内并无土肥原那样的耐心，见对方迟迟无动静，他便再也不想等了。
松井石根连“支那”首都都占领了，我们还在这里傻愣着干等，有没有病啊。
姓韩的，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是否愿意独立？
未等到对方回音，寺内便下令第2军强渡黄河。
黄河号称天险，若鲁军据险以守，第2军哪是想渡就能随随便便渡过来的。此前在平汉线上，香月的第1军也是冲到黄河边就徒呼奈何了。
可韩复榘根本无意于守，竟然欲下达全军撤守的命令。令牌刚取在手中，帐下忽转出一人，大叫：慎重慎重。
定睛一看，却是南京驻鲁军事联络员蒋伯诚。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重用叛离冯玉祥的韩复榘，任命其为山东省主席，但万没想到，对方会居心叵测，发展成为一方诸侯。之后，山东几成韩某一人之天下，连南京派来的党务主任都被他给暗杀了。
如果山东没有国民党要员存在，那跟“独立”还有多大区别？
但问题是谁敢去呢。
蒋介石遍觅高手，最后属意蒋伯诚前往。
蒋伯诚有民国最大牌卧底之称，当初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阴沟里翻船，多半也就翻在他的手上。
人的手腕有多高，那几乎是没有边界的，蒋伯诚概属此类高人。韩复榘明知对方来者不善，是蒋介石派来山东的“监军”和卧底，但不仅未对蒋伯诚痛下杀手，两人反而还很快热络起来，成了结拜兄弟。
蒋伯诚站稳脚跟之后，于不动声色之中，慢慢掌握了鲁省众多人脉，而这都是在韩复榘眼皮子底下干成的，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见韩复榘要撤除黄河防线，蒋伯诚再也顾不得“韬光养晦”，急忙上前阻止，要求先请示“委员长”再作定夺。
帐下一班谋士也纷纷向韩复榘进言，希望其看在经营鲁省多年的分儿上，万万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国土。
然而，韩复榘此时早已充耳不闻，他要一意孤行。
见情况不对劲，蒋伯诚赶紧向蒋介石禀报，后者发来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韩复榘不得撤退，必须守住黄河天险。
接到电令，韩复榘却已坐着装甲车到了泰安。
他拿着电报，呵呵乐了，还让我守黄河天险，对不起，山东大势已去，连省城济南我都不守了，还天险，谁愿意守谁去守吧。
得知韩复榘退到泰安，李宗仁也赶紧去电，让其至少固守泰安。
韩复榘当即回电一封：南京不守，何守泰安？
连首都南京都完了，丢一个泰安又怎么啦。
这个鬼东西真的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也不顾及，连避讳两个字都不管了。
等到李宗仁报知蒋介石，蒋介石又再急急匆匆地来电命令时，韩复榘已跑到下一个城市济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