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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犹太人被送来和送走，出口永远是封锁着的。被关在这里的，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还有来自德国、丹麦、匈牙利、奥地利、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在他们中间，有过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
可以想象，死亡率最高的是老人，风烛残年，他们经不起折腾了。可是，在心理上受到冲击最大，应付灾难的能力最差的，是来到特莱津的一万五千个孩子。在进入特莱津的时候，一些孩子像汉娜和她的哥哥乔治一样，父母已经被纳粹送往死亡营。他们是孤单地自己来的。也有一些孩子，是和父母一起来的。可是，一进来，根据纳粹的规定，只要是八岁以上的孩子，他们就被迫和父母分开。在特莱津，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被迫分开居住。
每次有囚徒来到特莱津，只要有孩子，就会听见哭声，那是孩子们从父母、哥哥、姐姐身边被带走时发出的。汉娜来的时候，也经历了这样可怕的时刻。父母被遣送之后，哥哥乔治是她唯一的感情依靠和亲人，当她到达特莱津的那天，被迫和哥哥分开的时候，她惊吓得大声哭叫。从此，他们所有的人，大人和孩子，都不再有一个家，只有“集体”。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眼看着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特莱津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
犹太人委员会无法改变冲锋队的规定，他们没有能力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可是，他们尽可能让孩子们住好一些的房子。孩子们仍然住得很挤，二十到四十个孩子住一间屋子，房间里挤满了两层、甚至三层的架子床。很多男孩只能两个人挤在本来只能睡一个人的板铺上。到处是臭虫、虱子和跳蚤，冬天没有足够的毯子。这些孩子，平时饿，冬天冷，营养不良，生病，想家。几年来，很多孩子已经被生活中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给吓坏了。他们只有恐惧，却忘记了什么是快乐。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经历。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有整整一火车的犹太孩子被运到特莱津。一共有一千二百个孩子，从六岁到十五岁。他们活像是一群饥饿的幽灵，在冲锋队的枪口下，从车站被押进特莱津的灭虱站。他们大多数都光着脚。这些孩子到达特莱津的时候，仍然惊恐万状。只有少数孩子说出了他们的来历，他们都是从波兰的“比亚利斯多克集中营”被转送来的。冲锋队枪杀了他们的父母，不知为什么暂时留下了他们。他们中的许多孩子，由于斑疹伤寒，不久就死在特莱津。剩下的也在六个星期之后，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杀害了。
孩子们或许在这里住两三年，或许只有几个月，像在命运的水流上漂浮的树叶，在特莱津，就这样走过了像汉娜和她哥哥乔治这样的一万五千个孩子，他们的命运吸引了集中营里的成人囚徒的目光。
在非常时期，在危险之中，有一些成年囚徒虽然对未来十分悲观，不相信自己能支撑着活过这场灾难，活到战争结束；他们和大家一样，沉浸在失去亲人家庭的痛苦之中，几乎无力自拔。他们前景灰暗。可是，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暂时放下自己的不幸，暂时忘记了飘荡在自己头上的死亡阴影。
他们是谁？
四
来到这里的孩子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特莱津也囚禁着许多一流的艺术家、音乐家、学者和教授。他们和孩子们在特莱津相遇。
这些成年人开始想，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度过非常岁月？他们也在想，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对孩子说些什么？他们甚至想到，我们也许无法活过这场战争，他们却可能活下来，未来属于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今天怎么做，对孩子才是最好的帮助？
犹太人被关在特莱津，走不出去。可是，作为所谓“模范集中营”，在特莱津内部，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最先关注这些孩子的，是集中营的犹太人委员会。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必须在纳粹给出的最苛严的生存状态的缝隙中，给孩子们的生活一些改善。
在特莱津，当孩子们来到的时候，犹太人委员会有过一次非常困难的讨论。就是如何使得孩子们在集中营的生活变得容易一些。讨论之所以是艰难的，是因为整个特莱津集中营的资源不仅是有限，而是严重缺乏。假如你给孩子多一点居住空间，就意味着本来就已经非常拥挤的成人居住区，要变得更为拥挤。假如你要给孩子们多一口吃的，那么，原先已经处于饥饿状态的成人们，就要再被扣去一份口粮。许多成人由于年迈，由于疾病、营养不良，生命都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他们本来就挣扎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对孩子们的照顾，很可能就意味着要以一部分成人囚徒的生命作为代价。他们除了生命，已经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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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一些以居住区的形式建立的集中营。在波兰的华沙集中营，他们的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是一个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在战前出版过许多儿童著作。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改变犹太儿童在华沙集中营的悲惨境遇，最后，他只能以自杀作出抗议。
在特莱津集中营的犹太人委员会担任第一任主席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雅各布·爱德斯坦（Jakub Edestein）。他坚持要给孩子优惠的生活条件。他最终说服了那些一开始下不了决心这样做的委员们。爱德斯坦的优惠儿童的措施，最终在吃、住、活动等各个领域里，都落实了。
在特莱津，犹太人委员会先给孩子们争取更多的活动自由。成年和少年囚徒，白天都必须劳动，可是年幼儿童还不能劳动，也就缺少了户外活动的机会。一开始，许多年幼的孩子除了领三餐饭排队去食堂的时间，纳粹规定他们不准走出宿舍楼。特莱津的犹太人委员会对纳粹强调，让孩子有一定的活动，比一直憋在屋里更容易管理。他们利用纳粹也怕出乱子的心理，争取到了一些改善的条件：纳粹同意了犹太人委员会的安排，让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囚徒，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管理和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争取，也能够安排一些囚徒，以消磨时间为理由，带领孩子做游戏、唱歌。在将近一年以后，容许孩子们有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同意男孩在户外游戏时间可以踢球。
虽然，在生活上，孩子们相对得到了照顾，可是，雅各布·爱德斯坦知道，在囚禁中的孩子们的眼睛里，有时闪烁着一种异常的眼神，有许多没有问出来的“为什么”，却没人能够回答他们。孩子在夜半醒来，他们在空洞的黑暗中睁大眼睛，在寂静中发出轻轻的啜泣声，却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们。他知道孩子们的心灵变得超越年龄地复杂起来，可是没有一本心理学的教科书，能够化解犹太孩子的心灵悲剧。
在竭力照顾孩子们生活的同时，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开始考虑孩子们的教育。他们要把知识、艺术和良知，交给孩子，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支撑。可是纳粹严禁对孩子进行任何教育。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违反禁令。他们把一些教师安排为宿舍的管理员，这样，就可以在带领孩子做游戏的时间里，悄悄地给孩子上课。
幸存的孩子们至今对雅各布·爱德斯坦、对教师们、对关心他们的大人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是这些大人们，在把生的希望尽可能地留给他们，也在尽可能地保护他们年幼受伤的心。虽然，爱德斯坦和犹太人委员会，并不能真正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因为他们也无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一开始，犹太人委员会竭力争取一个年龄的界限，保护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不被遣送去东方，可是在一九四四年，甚至连婴儿都不能免于被遣送的命运。雅各布·爱德斯坦自己，也在一九四四年被送往奥斯威辛，被杀死在那里。他自己也只是一个集中营的囚徒。可是，幸存的孩子们，在长久地怀念着他，记得他短短的、有点乱乱的头发微卷着，记得他圆圆的脸，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他的眼睛很温和，却总是显得忧郁。
犹太人委员会和艺术家们，还利用向纳粹争取来的带领孩子唱歌的机会，不仅使歌唱平衡和安慰孩子的心灵，还把它变成音乐课、艺术课和提升精神力量的教育。囚禁在特莱津的音乐家，甚至为孩子们排练了儿童歌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歌剧，叫做“布伦迪巴”。
歌剧《布伦迪巴》的作者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是著名的音乐家，他于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律师家庭。汉斯·克拉萨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音乐天赋，在幼年，他就能够模仿莫扎特的风格作曲。在十一岁那年，他创作的管弦乐曲在当地演出。一九二七年，他创作的交响乐已经由捷克交响乐团在首都布拉格上演。
汉斯·克拉萨在布拉格参加了一个德国籍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的宗旨是：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盲目的（对德国的）爱国主义，对他们居住的、看作是自己家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热忱地投入音乐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上演。一九三三年，他的一个歌剧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
在纳粹德国占领了部分捷克的时候，在布拉格的九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名像汉斯·克拉萨这样的德国人。
作为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一员，汉斯·克拉萨很自然地参加了一个组织，那是由反法西斯的艺术家和布拉格犹太人孤儿院联合组成的。就是在那个时期，他为这个孤儿院写了一部儿童歌剧《布伦迪巴》。这个歌剧就是在布拉格犹太人孤儿院首演的。这也是汉斯·克拉萨在被纳粹逮捕之前写的最后一个作品。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他被送进特莱津集中营成为一个囚徒，他和所有的囚徒一样，失去自己的名字，被编号为21855。
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死亡的阴影下，汉斯·克拉萨继续着自己的音乐创作。一九四二年，他用一个钢琴谱，重新为他的儿童歌剧《布伦迪巴》配器。他梦想着让集中营的孩子们也能走上舞台演出。
纳粹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必须有一些“宽松”的假象。一九四四年还在特莱津拍摄了一个虚假的纪录片，把特莱津描绘成一个送给犹太人的“礼物”。犹太人委员会和艺术家们，利用这个机会，为孩子们争取到了《布伦迪巴》上演的许可。
带着孩子们演出的，是当年首演《布伦迪巴》的布拉格犹太人孤儿院院长的儿子鲁道夫·弗勒丹菲尔。他还清楚地记得歌剧在孤儿院上演时的盛况。在他和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布伦迪巴》在特莱津集中营上演了。演员都是作为囚徒的儿童，一共演了五十五场。今天的人们发现，身为囚徒的作曲家，依然长着幻想的翅膀，汉斯·克拉萨新谱写的歌剧，甚至有着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审美感觉。
《布伦迪巴》讲述的是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有两个孩子，进城去为生病的母亲寻找牛奶。他们很穷，没有钱买牛奶，就决定在大街上卖唱。他们动人的歌喉吸引了市民，可是，一个邪恶的手风琴手布伦迪巴，却不准他们唱歌。说那是他的地盘，只有他才能在这里卖艺。他驱赶着那两个孩子。他们害怕地躲在小巷子里。这时，一只小猫、一条小狗和一只小麻雀来帮助他们，叫来了很多孩子。两个孩子鼓起勇气，再一次在广场上歌唱，市民们给他们钱，布伦迪巴无法阻挡他们，就试图偷走他们的钱，可是，他终于被抓住、被警察带走了。最后，孩子们一起唱起了战胜邪恶的布伦迪巴的歌。
就在这五十五场演出期间，向着东方死亡营的遣送还在进行。一些孩子演员演了一半，被送走了。新的孩子接上来演，他们不仅在歌唱，他们也在表达对善和美的坚持和追求。台下的孩子们也在心中一起唱着，那些小小的灵魂显得那么美丽，他们在告诉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是纳粹和一切邪恶势力都试图摧毁、却永远也无法摧毁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晚上，汉斯·克拉萨从特莱津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谋杀在毒气室中。可是，汉斯·克拉萨和特莱津艺术家在孩子们心中点亮的烛火，却依然留在人间。
十一岁的汉娜·布兰迪和她十四岁的哥哥乔治·布兰迪，当时分别住在女孩的宿舍L410，以及男孩的宿舍L417。在那里，他们分别遇到了最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
乔治·布兰迪所住的宿舍L417的一号房间，是由凡特·艾辛格（Valtr Eisinger）教授管理的。犹太人委员会把他派到男孩宿舍做管理员，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得到一个教师。事实上，艾辛格教授不仅担任教师，还以他特有的热情，在一个沉闷的环境中，激发了孩子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艾辛格教授平等地对待孩子，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开始长大，能够思考和承担起自己的命运了。幸存的孩子们回忆说，艾辛格教授是很有自己见解的人，可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一方面，他把他们“当作大人”，设法给孩子们带来一个个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教授和学者，让他们悄悄地给孩子们作讲座，就在集中营里，智慧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发芽和生长。另一方面，他总是对孩子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