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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也许应该去哈佛法学院念书。”
“这个主意妙极了！”五郎大声说，“但是，小子，你看，我可不想让你光去那儿学法律。”
“我可没打算那么干，”茂雄小心地回答，“阿伯纳西博士建议，也许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他妻子是一位律师。”
五郎兴奋起来：“这样，你们就能在晚上促膝长谈，好好了解一下世界历史，再加上点争论。茂雄！一定要接受。钱这方面我可以帮助你。”
“你不是要念研究生院吗？”茂雄问。
五郎脸红了，他把玩着手里的啤酒，然后看了看表。“我想我另有打算。”他坦言，“我想让你见见她。”
东京第一酒店坐落在环绕这座城市的上升环形路上，离电车新桥站不远。在1946年，这里一入夜就到处挤满了落魄的、面黄肌瘦的日本姑娘，其中有些算得上是全亚洲最有吸引力的风月女子。她们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最令人痛心的是，就在她们即将恢复健康、脸颊开始变得丰润饱满时，她们已经在这一行干得太久了，以至于没办法轻易另谋职业，于是她们只好干起老本行来。她们会说几句英语，有时会跟着美国大兵情人偷偷溜进营地。
眼下，茂雄和五郎在东京寒冷的1月里走着，成群结队的姑娘们朝他们用日语喊着：“美国士兵先生，您是好人。想不想搂着个真正的姑娘睡觉？”茂雄觉得很恶心，尽量不去看那些游魂似的饥饿面孔，然而那些女孩子把身体靠过来，求着他们：“行行好，大人，我会让你今晚过得很快乐的。我是个好姑娘。”
她们的姿色毫不逊于茂雄在夏威夷见过的日本姑娘，姑娘们绝望地抓住茂雄的胳膊，茂雄想：“打败仗的时候也有些东西是阿伯纳西博士不愿意看到的。也许这并不是那么好。”
最后，兄弟俩甩掉了那群新桥姑娘，往左折向银座。他们避开有宪兵巡逻的宽阔大街，向西银座走去，在那里钻进一条让人眼花缭乱的小巷子，其中一条小路上坐落着一座比一间卧房大不了多少的微型酒吧，名字叫作“蓝色爵士”。兄弟俩灵活地往里一钻，这家小酒吧间里充斥着烟草味和酒吧特有的烟雾缭绕的空气，还有一架昂贵的萨克斯正在演奏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曲子。三位顾客坐在极其精致的酒吧凳上，一位相貌十分美丽的姑娘穿着西式服装从后面走过来。她的年纪不超过二十岁，因营养不良而显得十分瘦弱，脸上总带着一副令人难忘的警觉表情。她向五郎伸出纤纤玉手，用日语说：“欢迎来到文化言论的中心！”说着便领茂雄来到战后日本最令人着迷的一景：知识界的革命。
要是运气再坏些，明美可能就成了新桥一带的地下酒吧女郎，成天祈求美国大兵给她尼龙丝袜和罐头牛肉。然而，占领时期刚开始时，她幸运地结识了酒川五郎，而后者并不是去地下酒吧找乐子的美国大兵。五郎极尽所能地为她提供食物和金钱，然而明美却仅仅报之以聊天逗趣、当地风土人情和精神恋爱——五郎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精神恋爱。茂雄花了两分钟，就看出这一对儿已经要谈婚论嫁了。
“她怎么在酒吧工作？”趁着明美走开去为其他客人服务时，茂雄问五郎。
“她想工作，她还喜欢音乐。”五郎说。
“她是江户人吗？”茂雄问。江户是东京的旧称。
“最纯正的摩登女郎。”五郎笑道。战后的日本年轻人以使用法语自豪，当个“摩登女郎”是她们的最高理想，“这姑娘是个出色的天才。”五郎说。
“我打赌她不是广岛人。”茂雄嘲笑道，“你去过广岛吗？”
“嘶！”五郎把手掌平放在地板上，“我不想跟广岛扯上任何关系。”
“妈妈会很不高兴的，”茂雄提醒他，“你这么大老远来到日本，却不够聪明，不能给自己找个广岛姑娘。”
“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姑娘。”五郎说着，这时明美回到他们之中，无论她走到哪张桌旁——五郎他们的，或者是其他人的——那张桌子便焕发出一种新的生机。明美苗条的身体里蕴藏着一种令人激动的活力，这是很多新日本人身上具有的共同特点。
午夜时分，明美悄声说：“很快客人们就走了，到时候咱们找点真正的乐趣。”她耐心地等着逛来逛去的酒客们喝空了面前的玻璃杯，她对每一个踉跄着脚步的客人热情地道晚安，以保证他们一定会再来光顾。当最后一个客人也离开了之后，老板刚要关灯，明美却叹了口气说：“要是酒能再便宜点就好了。这样男人喝得就会快些。”
她把那扇发黑的大门打开一条缝说：“没有巡警。”说完，三个人矮着身子钻进一片世界上最狭窄的巷子，要是有人横着身子一挡，连两个人都过不去。最后几个人来到一扇黑漆漆的大门口，明美慢慢地推开那扇门，眼前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里面有十几个年轻男女，正一脸严肃地静静坐着，进口的留声机正播放着一首茂雄和五郎没听过的曲子，曲名倒是一目了然，舞台被一盏孤灯的光柱摇摇摆摆地撩拨着，那张专辑就放在上面，录音也是从那里传来的，是一个德国乐团演奏的马勒的《悼亡儿之歌》。新来的人悄悄坐在地板上，当音乐结束，更多的灯光亮起来时，他们发觉自己坐在一群表情凝重的日本人之中，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美貌惊人。大家谈起话来，说的是巴黎、安德烈?纪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谈话用的是法语，茂雄学过几句三脚猫法语，因此差不多都能听懂。
谈论了一会儿，话题转到新日本：什么女性自由、大财团的分崩离析、劳工的新角色……茂雄和五郎在这些话题上都能插上几句话，然而，正当人们觉着旧日本似乎马上就行将就木的时候，明美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已经有些发脆了的和服走了进来。她一直将它保存在留声机旁，这时，整间屋子里的人一片死寂，大家都摆出古老的庄严姿态。明美开始表演茶道，她做着各种动作，按照奇妙古老的仪式的规定动作来泡茶，并按照同样的规矩给大家奉茶。此时，茂雄觉得年轻一代的日本人跟他并无多大分别：他们都被卷入了历史的潮流中，脑子里塞满了法语词汇和一切新鲜摩登的事物，同时灵魂却大半深深扎根于日本最不可解说的神秘之中。“夏威夷和日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茂雄默默地想，然而弱不禁风的明美点了点头，示意已经轮到他了，于是另一个女孩儿跪在地上向他趋行过来，奉上一盏苦涩的茶，茂雄按照人家教给他的样子，双手接过来，把古老的茶杯转了个圈，好让珍贵的茶杯边儿不要碰到自己的嘴唇，然后将其一饮而尽。
茶道仪式结束后，大家又谈起话来。刚才为他奉上苦茶的那位姑娘说：“美国宪兵毁掉了一切，可毁不了茶道。你们想尽办法打击我们的灵魂，可就是打不中。”
茂雄听了有些不快，他说：“我不是宪兵，所以并不了解。说到我本人，我带来的是自由。”
“什么自由？”那姑娘生气地问。
“为农民带来土地。”他说，茂雄在那几分钟里像个英雄。灯光又暗淡了下去，单束的灯光照在舞台上，音乐响了起来：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这是伦敦交响乐团的录音，他很喜欢这支曲子。
那天夜里，新桥那伙姑娘中有几个还在游荡，她们整晚没拉到一个客人，却仍然怀着希望。兄弟俩从她们中间穿过，茂雄不知道大半夜的争吵之后会出现什么事情，他说：“得跟她结婚，五郎。她真是棒极了。”
“反正我要这么做。”哥哥答道。
酒川兄弟俩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寻到了自己的根。他们看出这里与父母的记忆何其不同，同时也看懂了夏威夷。因此，一天晚上，五郎坐在第一酒店里，把啤酒重重地一摔，光火地说：“我们待在这儿真是没道理，茂雄。咱们应该在家乡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虽然人在日本工作，心里想的却是夏威夷。
第四章
1947年，庞大的姬氏会迎来了值得好好热闹一番的大喜日子，玉珍已经一百岁了。她的家族大操大办了一回，庆祝的高潮就是在亚洲那间闹哄哄的餐馆里摆了一桌有十四道菜的宴席。这位矮小的老祖宗如今体重只剩下九十一磅，每逢庆祝场合都穿着一身黑衣，一头稀疏的灰发紧紧地绕过太阳穴向后梳。她跟大家族的成员说着话儿，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特别是香港的小女儿朱迪还从自己上的大学里带了一位钢琴家回来，为的就是用中文唱几首歌曲。玉珍看着朱迪活泼的脸庞心里想道：“她真不愧是高地村的姑娘。我真想知道那儿现在怎么样了。”
一百四十一名曾曾孙子孙女参加了寿宴，玉珍以特别的方式关照他们。只要他们之中有人走到身边，玉珍便用客家话问孩子们：“你叫什么名字，我亲爱的？”孩子的母亲就会捅捅孩子，用英语说：“告诉姨娘你的名字。”如果孩子们的回答是：“哈利?罗德里戈。”玉珍就纠正他，说问的是本来的姓名，孩子便答道：“姬铎光。”然后玉珍按照家谱里的辈序诗找到这个名字，这样，站在面前的是哪个孩子就一目了然了。
玉珍自己的名字现在倒成了麻烦。尚在人世的，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即使是还活着的几个儿子也都七老八十，到了风烛残年，他们也从来不知道母亲的姓名。玉珍把自己的个性淹没在势力庞大的姬氏会里，充当着首领。她对自己身为五洲姨娘的身份感到满意。她原本是一房无名无姓的妾，但是在心里，她一直知道自己是查玉珍，她爸爸是白手起家、官拜大将军的勇敢农民。因此，当庆祝活动结束后，儿子亚洲和欧洲对她说：“五洲姨娘，我看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往低地村的母亲那儿寄钱了。她现在肯定已经入了土，那个家族跟咱们已经没多大干系了。”玉珍觉得十分感动。
“说不好，”玉珍分析道，“她可能还活着呢，就跟我一样，这么说，她现在倒是比以前更需要钱。不管怎么说，她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欠她这份孝心。”
只有一个不幸的事件笼罩在她的百岁寿辰上：最得力的孙子香港显然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他坐立不安，草木皆兵，动不动就发脾气。玉珍猜想，香港肯定有好几笔投资买卖周济不过来了，而这几笔买卖都是她玉珍怂恿的，玉珍觉得很对不住他。这些日子里，担惊受怕的是香港而不是她自己。因此，在亚洲餐馆里那排场的晚宴结束后，这矮小的老妇人告诉身边的女人说，她要跟香港说话。家人护送玉珍回家，检查过身上没有麻风病症状、看过了自己那双难看的大脚之后，玉珍便穿着右边对襟有一排纽扣的黑褂子走出来问香港。她用的是客家话：“香港，情形真糟到那一步了吗？”
“五洲姨娘，那些侦探又来了。”他说。
“可你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她说。
“跟侦探沾边的没有好事。”他向她保证。
“你怎么知道他们回来了？”
“酒川龟次郎说他们又开始向他打听买地的事。他们还到澳洲的铺子里拐弯抹角地打听。”
“我们缴税和付按揭款的麻烦解决得怎么样？”她问。
这一点算是大有希望的，香港舒了口气说：“不算坏。用咱们去年攒下的钱，总算度过了危机。”
“那咱们就得夹着尾巴，等待时机。”她建议道，“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你，香港，让他先朝你迈步，让他站不稳当，这样你就可以看着他过来，先提防着。”
四天之后，对方终于迈出第一步。一个大个子、说话声音却很轻柔的爱尔兰人从波士顿来到了这里。他长着浓黑的粗眉毛，自称叫麦克?拉费蒂，这人来到香港的办公室，有一搭没一搭地打听房地产方面的情况。从来人那种笃定的态度中，香港推断：“那个侦探应该就是跟这个人汇报。他什么都了解。”
那一天没发生什么。香港追问：“你想找地方开旅馆？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开旅馆？”麦克?拉费蒂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很明显，他不大感兴趣，“我会回来的。”他说。
他一走，香港马上派出六七个姬家人去跟踪，他们回来报告说：那个人的确是麦克?拉费蒂先生，从波士顿来的律师，住在环礁湖酒店。香港把这个情报汇报给祖母，祖孙俩仔细地考虑了各种可能性，究竟是什么风把一位波士顿律师刮到夏威夷来了。香港很想拍一封电报给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一个姬家后代，好多了解有关麦克?拉费蒂的具体情况，然而祖母让他等等看。
“对方还没有大动作的时候，咱们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她让他谨慎些。
两天后，麦克?拉费蒂先生回来了，他随意地说：“如果我决定在一大块地上盖酒店，按照你出的价格怎么样？你们能否转让那块地？”
香港清楚，夏威夷的土地所有权错综复杂，而这个问题显然又过于琐碎，这里头肯定有问题，因此香港慢吞吞地、字斟句酌地回答道：“这个，我得解释解释，麦克?拉费蒂先生，在这个地方，我们卖地可没那么简单。我更愿意给你们五十年的租约。”
“你们不能直接把地卖给我们？”麦克?拉费蒂谨慎地追问。
“我们姬氏会——你了解‘会’这个词的意思吗——这个，我们姬氏会只有一点点地，是继承者可以直接转让的地产，但是没有上等的旅馆用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