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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庭在美国学校更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每天放学之后，豪类的孩子们都跑回家去玩了，酒川家的五个孩子会排着队来到一家神社，那里有一个在礼拜天当和尚的男人穿着教师的黑色和服，开办了一家日语学校。那个人特别严厉，动不动就体罚孩子们。他完全不说有污染作用的英语，而且是刚刚从东京来到这里的，这让他感到十分自豪。对这些在异国他乡长大的孩子，这位教师实施着暴君一样的统治。
“你们怎么能成为正派的、自尊自爱的日本人呢，”他吼道，“如果你们不学会跪坐姿，酒川五郎！”沉重的教鞭狠狠地抽在孩子的后背上，“不许乱动。你回家去见客人也乱动一气，不羞耻吗？”啪，教鞭又打了下来。啪，啪，啪。
这个和尚看不惯美国的一切。他反复强调，孩子们在这片异国土地上只需待个几年，然后就能回国过正常的生活了。他描述日本的时候，眼神就会变得朦胧柔和，声音里也带上了一层诗意。“那是一个由不朽的神明亲手缔造的国家！”他向孩子们保证，“在日本，没有这里的喧嚣混乱。在日本，孩子们尊敬父母。在日本，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地位，敬爱天皇。没有人能预测得到，有朝一日日本人会做出何等震惊世人的壮举。”他用的课本跟东京的学校一样，说话的声调和严格的纪律也跟东京一样。每天三小时，当其他孩子在太阳下打闹嬉戏的时候，酒川家的孩子们却痛苦地跪坐在和尚面前，接受那位教师所以为的、真正的教育。
社会上对于日语学校颇多反感。毫无疑问，和尚们教授的是一种与美国格格不入的东西，属于神道教和民族主义。但在那个年月，这种学校出来的孩子没有一个敢于冒犯警察。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消极懈怠。家长们言听计从，教师受人敬重。日本学校教授并执行着一种严格的做人道理，日本成人社会中特有的公民责任精神就来自于这些纪律严明的补习学校。奇怪的是，孩子们长大后，谁也不记得当年和尚们教给他们的那些军国主义的胡言乱语，也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日本，但所有人都学会了尊重生活中那些既成事实的秩序。仿佛上午在美国学校享有的极大自由使得孩子们在课外学校里学到的民族主义被完全隔绝了。例如酒川家的孩子们，他们把两所学校的精华之处融会贯通，而其中的糟粕，却一点儿也没有污染他们。
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教育是在家里。在卡卡阿克那座住三个人都很拥挤的小棚子里，他们的母亲按照自己幼年时期学到的规矩，实行了严格的卫生纪律。东西不准放在地上。碗碟不洗不准放起来。筷子拿好，不准把食物掉在地上。衣服必须叠整齐。每天不彻底洗一次澡就等于是没有希望的野蛮人——跟华人差不了多少。父亲则给了他们更加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把世界看成好坏分明的两个部分。判断是非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迟疑太长时间。热爱祖国是好的，壮烈牺牲是好的，听从上级的命令是好的，接受教育也是好的。他的生活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偷窃是坏的，赌博、顶嘴、撕扯别人的衣服都是坏的。他严格地遵守纪律，很少打孩子，而是靠人格的力量去管教他们。他爱着孩子们，仿佛他们是上天派来的神秘天使，自己有幸得以与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这座寒酸的小屋里有时候缺吃少穿，然而从来不缺少关爱。
孩子们喜欢说父母听不懂的笑话。礼子姑娘有几个保留笑话，弟弟们一听就会叫喊起来，说上多少遍都不会厌烦。“帽子对帽子架说什么？你待着别动，我要到人家头上去啦。”一个礼拜里有六次，弟弟们一听这个笑话就乐不可支，大喊大叫。“地毯对地板说什么？别动，我把你盖住！”还有，“大脚趾对小脚趾说什么？别回头，脚跟偷偷跟着我们呢。”
男孩子的游戏更粗鲁些，五郎会拽住一个弟弟的耳朵，甜言蜜语地说：“你想不想让耳朵长长点呀？”要是弟弟不想，五郎就假装要把耳朵揪下来。要是弟弟想，五郎就使劲儿扯他的耳朵，嘴里喊着：“那我就把它拉长！”这样一来，兄弟俩往往会打上一架，五郎正好求之不得。
但是有两件事是酒川家的孩子开不得玩笑的。谁也不许管他们叫日本佬。这个词十分具有侮辱性，日本人绝对不会容忍。在美国各处，在报纸标题和卡通漫画里，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鬼鬼祟祟、獐头鼠目的坏蛋，嘴里还长着兔子式的大板牙。没有哪个白人愿意承受日本人为了这个词打架时那种不要命的劲头。
也不能管他们叫小眼睛。他们会争辩：“我们的眼睛并不小！只是因为我们是双眼皮，所以看起来细细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对。礼子姑娘的小眼睛细细的很可爱，长在离鼻子很近的较低位置，向上挑，一副好胜的样子。她带回来一个很棒的游戏。礼子把两根手指放在两只漂亮的眼睛的眼角上，向两边拉，嘴里唱道：“我妈妈是日本人。”然后她把两个指头放下来唱道，“我爸爸是华人。”然后她把食指挪到眉毛中间，大拇指向下，把两只眼睛的距离拉得很远，大声唱道，“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龟次郎第一次看见这个游戏时，责备女儿说：“身为日本人，是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许拿这件事开玩笑。”但同时，他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随着一个个孩子的降生，他的家庭已经融入了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它们之间相互抵触，互不相容。他把孩子们送进美国学校，让他们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出人头地。同时他也让他们上日本学校，这让他们为最终返回日本做好准备。孩子们觉得这简直是精神分裂。有一天，美国学校放学的时候，五郎不肯去找日本老师，而是直接回了家，龟次郎看见他便问：“你怎么在家？”
“我不去日本学校了。”
龟次郎压着火气，耐心地问：“为什么不去了？”
“我不想当日本人。我想当美国人。”
有好一会儿，龟次郎的双手放在身体侧边，自我克制着，但他没能忍太长时间，他突然抓住大儿子，把他举起来，夹在一条胳膊下，带着他疯了似的跑到神社。到了那儿之后，龟次郎恭恭敬敬地向和尚鞠了一躬——儿子还在他的胳膊底下夹着——然后把男孩扔到先生面前。“他说他不想当日本人！”龟次郎因为愤怒而结结巴巴的，然后他鞠了一躬就离开了。
高个子和尚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拿过教鞭。他无声无息地赤脚走到五郎在榻榻米上趴着的地方，开始无情地鞭打他。打完之后，他沉着脸走回讲台，小心翼翼地坐在地板上，用颤抖的声音大声问：“酒川五郎，人生的前几条规矩是什么？”
“热爱国家。热爱天皇。尊重父母。”
日本孩子觉得就连名字都好像在把自己往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在美国学校里叫五郎酒川，在日本学校是酒川五郎。体罚结束后，五郎找了个机会对弟弟忠雄悄声说：“我永远不回日本。”
“谁在说话？”和尚厉声问道。
“我。”五郎回答。对他来说，撒谎是想也没想过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长大之后绝不回日本。”
和尚沉着脸又拿起教鞭，这一次他鞭打的时间又长，下手又凶狠，最后他问：“现在你回不回日本？”
“不回。”五郎固执地回答。
那天晚上，和尚告诉龟次郎：“我们不要这样的孩子留在日本学校。他不具备正常的感情。”
“他礼拜一就回来。”龟次郎恭恭敬敬地说，在师长面前鞠了一躬。“相信我，先生，他会回来的。”
那是星期三的晚上，遍体鳞伤的五郎要上床睡觉，父亲抓住他的手，轻轻地说，“哦，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睡觉。”
“但是我明天得去上学。”五郎恳求。
“不。你没有学可上了。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跟我干活。”龟次郎给儿子穿上暖和的衣服，带着他去干活的地方清理茅厕。让五郎感到震惊的，不仅是父亲的工作，还有那种工作带来的羞耻。踉跄的醉汉对他们出言不逊，还有那股恶臭。但罗圈腿的小矮个龟次郎什么也没说。他拉着儿子，做着自己的工作。到了黎明，两个挑粪工洗了个热水澡，在其他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吃了早饭。
礼拜四、礼拜五和礼拜六晚上，年轻的五郎继续跟父亲清扫茅厕。最后他觉得太恶心了，甚至害怕走在意志坚定的父亲身旁。礼拜天早晨，明媚的热带阳光从钻石山后升起，龟次郎对儿子说：“这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干的活儿。你愿意跟和尚赔罪吗？”
“愿意。”
“你准备好上两所学校了吗？”
“准备好了。”
礼拜一下午，龟次郎带着五郎回到神社，站在门口。儿子对全班同学说：“我为上个礼拜三说过的话对全日本道歉。我向您道歉，先生，因为我的恶行。我对您道歉，父亲，因为我是个不孝的儿子。”
“你现在愿意回日本了吗？”和尚说。
“是的，先生。”
“那坐下，咱们要开始上课了。”这次事情之后，酒川家的孩子们再也没闹过事。
在有一件事情上，龟次郎不会假手任何人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每次带着家人步行穿过卡卡阿克时，龟次郎都十分警惕。他一直用右手抓着左腕，然后他的孩子们就都明白了。
“那个是吗？”男孩们悄悄问道。
“那个就是。”龟次郎用沙哑的、受了惊吓的语气说。酒川家的人就是这样学会了分辨贱民，也就是那些溜到夏威夷来的不可触碰之人的。酒川太太对礼子姑娘讲了一番任何姑娘都有可能遇到的最悲惨的命运：“卡卡阿克有个姑娘，名叫板垣，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贱民。她的家人只好屈辱地去另外一座岛上生活了。”
一个自尊自爱的家庭总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受贱民的干扰。龟次郎告诉孩子们：“到了你们该成亲的时候，我会找个侦探，让他来告诉我对方是贱民还是冲绳人。”在夏威夷，有两个这样的侦探，他们保存着每一个日本家庭的档案，很少有哪个贱民或冲绳人是他们不知道的。请侦探得花上一大笔钱，但他们能让新郎或新娘避免配错对的难堪，所以日本侨民都愿意付这个费用。
过了一段时间，当礼子姑娘到了必须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年龄时，她父亲就不再为贱民操心，而是转向了一件更紧迫的事情。夏威夷的豪类居民不堪忍受学校里说的那种难听的英语，联合起来要求每座岛上都必须有一所规定所有学生都说听得懂的英语的学校。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愤怒情绪，才有了所谓标准英语学校的发展。孩子们必须经过语言测试才能获得入学资格，以证明他们所说的英语没有受到本地混杂土语的污染，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班里的其他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要参加美国大陆的大学入学考试。
标准英语学校的初衷是好的，因为在其他学校里，常常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就连教师授课也常常使用本地混杂土语。然而要进入这些高级学校的选拔过程却成了岛上有史以来的一大耻辱。种植园经理们很快就放出风去：哪些老师录取了太多亚洲血统的学生，就会被看不起。于是，这些学校自然就成了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那里师资优越，经费来自于全体岛民的税收，通常只有豪类的孩子才能进入。歧视很快就形成了。面试学生的老师都有人耳提面命，哪怕某个孩子只表现出一点点口音，或者用错一个词，也会被拒之门外。甚至出现了一种十分不堪的讽刺：教师们知道自己正处于种植园主的监视之下，因而专门为日本孩子和菲律宾孩子设置了特殊的考试，那些孩子还没张嘴说，教师们就已经知道他们会犯哪些错误了。当然，总有几个亚裔医生和律师的儿子得以入学，以防止滥用税收的情形引起太大民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标准英语的学校成了另一种把亚洲人捆在种植园里的工具，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正如霍克斯沃斯?黑尔任教育委员会成员时大力促成这类学校时说的那样：“我们教育那些乡巴佬的时候，绝对不能超过他们的地位。”
火奴鲁鲁的标准英语学校叫杰斐逊学院，那是一所十分高级的学校，有着设备精良的操场、实验室和出色的师资。像酒川龟次郎这样的日本父亲怀着真切的热诚看着杰斐逊学校第一场考试的结果：几乎没有几个日本孩子获得入学资格。龟次郎警告孩子们说：“看看！你们这些不爱学习的懒孩子。你们的朋友没有一个能考进好学校。但你们都能进去，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得用两倍的时间学习。”
他制订了一个天才学习计划：五个孩子每个礼拜天参加两个不同的基督教教会，听牧师使用标准的英语。只要有免费的公共讲座，龟次郎和五个孩子必定到场。他听不懂人家说的是什么，但几个年轻的学生一回家，他就让他们坐成一圈，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刚才说话人所讲的内容，并模仿说话人的语调。很快，礼子和五郎就能娴熟地使用标准英语了。
酒川家的孩子在教育上走向了两个极端。在美国学校里，他们学人生而平等，可孩子的父亲却不断给他们灌输贱民和冲绳人是怎么回事。在日本学校里，他们学会使用日本敬语，如果犯了错误则要遭到体罚，可到了晚上，孩子们却互相使用标准英语交谈。他们的父母压根儿就不会说标准英语，却坚持让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