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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交了。
里正很快又找上门来，说重新修改过的里册也要收攒造费，五钱银子。王叙眼前一黑，说：“怎么还要收？”里正冷笑道：“这算不错了，只让你把驳查的那一页重造。搁到几十年前，整本都要你重造，那可贵了。”王叙穷途末路，只得卖了家中耕牛，换来银钱给里正。
里正转头留下二钱，把剩下三钱送进赵记纸铺，重造了驳查那一页，连同二两罚款交给赵主事。
赵主事收下二两银子，留下一两在囊中，还有一两上交应天府。后湖黄册库的人一查账，好，钱到账了，新页也审核无误，交割入库。
转年到了夏税之日，失去买种钱和耕牛的王叙，钱连交赵家的利息都不够。他只有两个办法，就是把田地卖与赵家，卖身为仆或佃农，或者举家自尽。
在驳费链条里，几乎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有所获利。里正抽了二钱，后湖赚了一两，尤以赵家赚得最多——县里做官的赵主事留下一两；自家开的官府指定纸铺，赚了一两三钱；放高利贷，又是一笔利益；最后还成功地收购了王叙的田地。
唯一的输家，只有王叙一家。
这个例子是杜撰的，但类似的真实故事一直在民间发生着。海瑞曾记录下淳安县的常例收入，其中赫然写有“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的字样，可见负担之重。
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中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那么说回到本题，这个驳费，对于后湖黄册库改善经济状况有帮助吗？
有，简直太有了。
每一条驳查罚银多少，史无明载。不过在正德九年，只是南直隶地区就有十四万户记录被驳回，全国怕不是要接近百万条？
即使每条罚银只有一毫，总收入也不得了。有一项记载显示，从正德十一年（1516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后湖黄册库在这二十九年里收了足足十六万八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八分八厘七毫七丝，账目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
平均下来，一年收入五千六百余两。
这个收入水平，足堪应付后湖日常与驳查开支。黄册库终于摆脱了以往穷苦的形象，跻身新贵行列，扬眉吐气。
现存《常州府志》里载有一位常州籍的明代官员，叫徐常吉。在万历时，他担任南京户科给事中，负责后湖黄册库。府志里称赞他：“故摄后湖黄册，所入不赀，常吉皭然不染，惟用吏人录书数百卷而已。”
“皭”字念“叫”，意为洁白。也就是说，徐常吉洁身自好，为官清正，从来不受贿赂。由此反推之，其他后湖官员，显然都是“不皭而染”，一个个在“所入不赀”的后湖主官任上都捞得脑满肠肥。正德之前的后湖官员若见到此景，只怕是要哭晕在坟墓里了。
黄册库一向穷惯了，陡然暴富，一下子没法控制自己。从正德九年尝到甜头以后，他们疯了一样想要更多的驳费，就让驳查监生往死了查，要求“一字错讹，片纸瑕疵”。那段时间，被驳回原籍的黄册如雪一般飞舞。别说民间，就连各地官吏都忍不住抱怨，给这种行为起了个专有名词，叫“滥驳”，说这简直就是“以一衙门公费而骚扰遍天下”。
俗话说，钱忌露白。后湖黄册库如今突然发达，必然引起同僚嫉恨乃至贪欲大发。这么一个没有实权的冷衙门，突然成了香饽饽，凭什么我们不能分一杯羹？
正所谓衙门无罪，怀银其罪。各地官府看到这么一头无力反抗的肥羊，还不好好大快朵颐一番？
于是各地官府，纷纷想方设法截留这笔解向黄册库的罚款，或者巧立名目，或者假借挪移，或者申诉说民贫不堪承受云云。甚至还有地方官府说银子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可惜中途被盗匪给劫光。黄册库想申诉补送？没问题，先去找劫案发生地的官府吧，那是他们的责任；等黄册库找到当地官府，官府说等破案再说吧——这么一来二去，这笔驳银也就不了了之了。
面对蜂拥而来的秃鹫，黄册库十分愤怒，屡屡上疏，要求严惩这种“肆行侵渔”的行为。他们还异想天开地帮皇上出谋划策，建议把负责里册的书手、算手按照上、中、下三级人户出身，分成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类，有力者罚没多，无力者罚没少；并设立督册道，监督从县一级到布政司的驳费解送工作。
当然，这事后来没下文了。这种监控设计，除非朱元璋那种绝对权威的君主亲自推行，否则在大明体制下根本不可能执行下去。再者说，驳费实际上都是转嫁到了基层百姓身上，去给里册书算分类收钱，等于缘木求鱼。
但黄册库也没办法，他们无权无势，只能一遍一遍地申诉抗议。这种秃鹫争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已经从敛财的小手段变成了官场潜规则。
在一份万历十年（1582年）的奏疏中，黄册库主官王蔚满腔愤怒地向朝廷举报，说江西解送每一期驳费时，“明例银六钱四，兼收除钱四，并钞价存留外，止将银六解报”。也就是说，截留驳费这事，江西已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黄册库提出要求，四六分账。
王蔚大概是真气坏了，他不吝笔墨，洋洋洒洒算了一笔大账。
比如南昌府丰城县应缴纳驳费四百三十七两九钱五分，但只送到了二百六十二两七钱七分，截留了一百七十五两一钱八分；再比如吉安府龙泉县，应缴纳一百九十二两九钱，只送来一百一十五两七钱四分，截留了七十七两一钱六分；袁州府宜春县，应缴纳一百三十四两，只送来八十两四钱，截留了五十三两六钱。
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举三个县为例。其实王蔚把江西十三府七十七县每一县——注意，是每一个县——的驳费截留情况，都写进去了。那篇奏疏里面，一大半是各种数字的罗列，看起来格外触目惊心。
王蔚自己每次见到这个账目，都“不胜惊骇，拊膺热中，切恨该省当事臣工，有何所见，乃敢故违擅留，不行尽解如此耶？”。
可这种举报有用吗？
完全没用。
十年之后的万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称：“已派而攘夺于吏胥，已解而隐匿于奸猾，郡县挪移以抵别支，司道积留以为公费，任意转取，不可悉陈。”可见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到这场大联欢里来。
咱们回想一下，黄册库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将近十七万两银子的驳费。这仅是黄册库收到的，是经过县州府司一层层克扣完的数字。那么各地府县实际征敛的银子，得有多少？基层民众为此被迫缴纳的真正罚款，又是多少？
天启年有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叫欧阳调律，他把这条驳费利益链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唯不关痛瘠，反以罪名为奇货；罚锾不唯不足以惩怠玩，反足以滋弊丛。尝试揣天下赎锾，归湖内者十一，润官橐者十三，而骚扰在民间者已不啻百千万亿，莫可究诘矣！”
后湖一两驳费，延伸至民间近乎百倍，这个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结舌。虽然天启年的大明已病入膏肓，吏治败坏到了极点，才有如此夸张的比例，但可以想象，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代，驳费是如何一步一步沦落成地方敛财工具，这期间又有多少“王叙”因此破产，然后投身造反事业的。
其实觊觎后湖黄册库这点驳银的，又岂止地方衙门，就连中央部委都看着眼热。
嘉靖二十四年，对黄册库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年初，工部尚书甘为霖要在琉璃河上修一座大桥，造价估算十万两。以嘉靖那个吝啬性子，这笔钱是断然不肯出的。甘为霖没辙，听说黄册库手里还有十几万两结余，跑过去一张嘴就要借三万。后湖黄册库有心不给吧，这事皇上已经御批了，只好咬着牙把钱给垫上。从头到尾，工部甚至都没提还钱的事。
工部走了以后，黄册库一算账，扣掉各种开销，库房里的银子只剩下五万六千一百两八钱四厘三毫四丝一忽——小数点后都称得这么精准，可见黄册库得有多不甘心。
没过两天，兵部又来了，说边务紧急，你们黄册库先借点钱来花花吧。黄册库没法回绝，只好又哭着调拨走了几万两银子。此时库房所余银子只有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
工部、兵部心满意足地走了，户部又来了，说今年南直隶大旱，得出钱赈济，你们的银子拿出来调度一下吧。按说户部是本管上级，它的要求黄册库是最不应该回绝的，何况这笔钱本来就是“存留备赈”之用。
可是黄册库的主官一脸苦笑，指指旁边：“要不您先跟这位公公商量一下？”
户部官员一看，哎哟，这位是提督南京织造太监……等等，南京织造是专供皇室织物的机构，跟黄册库八竿子打不着啊。
可再仔细一问，明白了。
原来嘉靖皇帝最近想要一批纻丝纱罗、织金彩妆、曳撒膝襕、胸背暗花五爪龙，订单数量不大，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匹。所有丝料、金条、红花等原料费再加人工费，造价总共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南京织造恰好账上没钱，特来借黄册库的银子周转。
这可真是太“巧”了。黄册库账上的余额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多一点，而皇帝下的这个订单，恰好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不用问，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红黄册库的收入，算着库房的底，故意下了这么一笔订单，公然把这近两万两银子从国库挪入内帑。
黄册库快气哭了，就剩这么点结余，还被两家盯着。关键这两位一个是主管上级，一个背后是皇帝，谁都得罪不起。管库官员左右为难，索性上了一个条陈，请示天子该怎么办才好：这笔钱是给您做衣服呢，还是赈济灾民呢？
如果是明君，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如果是昏君，估计选择起来也不会犹豫。而嘉靖皇帝作为皇帝中的奇葩，思维回路和常人迥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精妙：
衣服的事不能耽误，这一万七千两银子，黄册库先转给南京织造。这笔钱我回头让芜湖抽分厂补给黄册库，你再拿去赈济灾民，可不能耽误民生哦。
抽分厂是明代的一个商税机构，隶属于工部，专门对漕运的竹木收税。按说它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嘉靖皇帝这么妙手一拨，成功地把内帑欠账，转化成了户部和工部的矛盾。你们两家去厮打欠款的事吧，我继续炼我的丹，俗事别来烦我。
户部哪里会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说，只好吐着血称颂天子圣明：“一则不误上供，一则备恤民瘼，区画得宜，两无所妨。”
还好嘉靖皇帝做事颇为节制，说抽调黄册库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就抽调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小数点后一忽不取，给库房剩下了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可谓天恩浩荡。
宫中花团锦簇，南直隶的灾民却还等着银子赈灾。黄册库只能移文芜湖抽分厂，催促赶紧把银子补过来。芜湖抽分厂觉得这纯属无妄之灾，反正皇上没说什么时候还，就拖着吧。
黄册库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厂一天连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种借口说没钱。一直到下一期黄册攒造之前，抽分厂才勉强解送一万五千两，剩下的两千两便坚决不肯还了，硬是拖成了一笔死账。
黄册库怎么办？只能在下一次驳查时往死了罚，罚出更多，才能恢复元气供各位大佬挥霍。
好在他们的苦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黄册驳查的当年，账上便恢复到了两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可见这项政策的利润之丰。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繁荣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
偶然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发觉其中的危险。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这么持续罚下去，惨的是基层民众，国家也没什么好处，利润全让中间环节抽走了——所谓“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他建议放宽驳查力度，揪住大头，放过小错，以避免引发民愤骚动。
朝廷本拟批准，可很快无疾而终。到了万历四十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建议取消驳费，很快黄册库上书抗议，拿着账本一条一条地哭：“库匠晒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
看这一连串激烈的排比反问，就知道黄册库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给经费也就算了，我们自筹资金，您现在竟要停掉，这还让我们怎么干活？
从黄册库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万分委屈。官员动情地表示：“谁肯安然坐污泥涂炭之内，而不洒然处冰壶秋月之中？”翻译过来就是，但凡我有点办法，还用得着靠罚款活着吗？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停办驳费，拨出专门经费即可。可皇上宁可看下面乱成一锅粥，也抵死不出钱。真不知道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争吵到最后，驳费之举还得照办，不照办哪儿来的钱去管黄册库？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