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噪呐喊，带领群众冲入县衙。
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的反动分子。他大声抗辩，可是根本没人听，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几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说给我狠狠打！这伙人打到兴头上，还拿出刀来，把他从县衙胁迫到紫阳书院，继续施暴。
特别要指出，这一段详尽描写不是笔者凭空想象，真的是史料里明文记载的。
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个两败俱伤，反而让另外一个叫何似的读书人渔翁得利，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挪用公款，结果一查箱底，还剩六两白银，又惹起一阵内讧。
舒邦儒一看这架势，闹得实在不像话，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担心议事局的丑事曝光，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了，不允许传递。舒邦儒坐困愁城，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
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休宁那边也是一片喧腾。
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一万多乡民聚集起来，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数撕毁，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人，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方案制订的官员锁拿进京。
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先进的”信息管制经验，在各处派人把守，任何过往文书，都必须审查以后才能通过，要求“一票一揭，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
有了婺源、休宁两县带头，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一起闹将起来。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地也不种了，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见一个打一个，货物全部截留抢走。甚至有一伙激进分子，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烧祖屋，刨祖坟，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
一时之间，徽州境内烽烟四起，政务为之瘫痪。整个徽州府，这回是彻底乱了。
徽州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搞出来的事，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实在太欺负人了。
可怜他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又不敢瞎许诺什么，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矛盾，只能含糊其词地发了无数公文试图安抚，效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徐成位顾不上体面，急忙向抚、按两院及兵备道发文求援，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了。
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巨浪。
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军官叫赵涞，也是歙县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军法森严，不敢擅动。这次赶上暴乱，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到处散布流言，说婺源人要暴动。（这个说法来自婺源，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姑妄听之。）
【注释】
把总：根据《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京营分为三大营，设千总、把总等领兵官；各地方总兵之下，也设有把总领兵。故，把总在千总之下，领兵几十人至百人，为军队中的基层领兵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或连长。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的！
此前他们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所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大江遂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备道都被围了，歙贼不日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想象力太丰富了。
休宁县的伪造公文发得痛快，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可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这里发生暴乱，整个东南都要为之骚动。因此对这份军情急报，东南诸省都很重视。
可研究来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
徽州府的上级主管是应天巡抚，按道理出了乱子，应该先往南京那边报才对。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居然还跨省，难道……南京已经被“歙贼”占领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歙贼”居然嚣张到了这地步，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厉害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谁能想到，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贼”风传江南，人人闻之色变，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诞。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个东南都震动了，大为不满，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是怎么回事。
徽宁兵备道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闹到这个地步，他们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冯叔吉赶紧率先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众各自回家，“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准备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惊慌……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备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乡宦们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
起初五县闹事，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希望借此施压，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乡宦们的呼吁，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备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杀气腾腾地表示：
“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里，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贴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还到处显摆，这才导致了五县民众闹事。
这些钱有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兵备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于是，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监狱。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发出数份公文，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吴大江、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
可无论是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注释】
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圣上万万不可犹犹豫豫、模棱两可啊！恳请圣上裁断是非，以正视听，杜绝此类争端，但愿能永保地方太平无事！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这脸，不能让皇上丢。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意思是，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税的改革，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贯落人口实了吧。
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谁唱歪的呢？到底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
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
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将近一年。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而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账上。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每年都会剩点结余。徽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从五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徽州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万一是负数，那么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换句话说，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的。五县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随着时间推移，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最后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