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注释】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会典》。弘治年间，徐溥、刘健等奉敕修成《大明会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颁行。正德年间，李东阳等奉敕重加校订后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是为正德本。嘉靖年间续修的《会典》并未刊行。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会典》成228卷，为万历本。文中帅嘉谟所阅者应为正德本《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虽然歙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注释】
《徽州府志》：现存明代《徽州府志》有两个版本，一为彭泽、汪舜民等人编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为汪尚宁等人编修的嘉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宁为歙县人，曾官至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归里，组织一帮人员重修了《徽州府志》，后来亦被卷入学霸帅嘉谟引起的这场争论。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注释】
乙巳改科：据《徽州府志·食货志》记载，吴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订了徽州府的赋税旧制，将六县的“夏税生丝”折麦征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书省核查徽州府赋税时发现，该府吴元年的田赋增减额存在问题，派人将府、县所属官吏羁押至省，在严密监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赋数额，岁史称“乙巳改科”，其中特别指出了歙县亏欠原额夏麦9000余石。
图一·2 嘉靖《徽州府志》书影
在这次改制中，朝廷发现歙县的夏麦数量有问题，与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夏麦缺额。
【注释】
石：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行，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容量单位，音（dàn）。《说苑·辨物》载：“十斗为一石”。古代的容量单位有：勺、合（gě）、升、斗、石，为10进制。出自《淮南子·缪称训》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肤浅的理解力难以推测深奥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朝升暮合”则用以形容生活的艰难。日常生活中，石与合因其过大或过小而较少被使用，人们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说法。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注释】
折率：明初所定的赋税，本是建立在实物财政的原则之上，政府根据需要的物品来确定征收的物品种类，百姓根据各地土产的特点缴纳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产与政府的需要总有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来代替。或者，在政府实物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改征当时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物品作为财政储备，这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换算比例，即折率。明中叶赋税改革，逐渐以白银作为衡量标准，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银率了，这一比率主要是由税物要送往的仓库与用途等因素决定。如据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间，徽州府夏麦征收，征入当地永丰仓每石征银4.5钱，送往京库（北京）每石征银2.5钱，运往南京光禄寺每石征银6钱。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
隆庆四年（1570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释】
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大明会典》可知，浙江、湖广的各布政司、府、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计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与池州府。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注释】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因着两京制度，明代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并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注释】
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歙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这么多年，百姓已贫困至极，无以为生了。幸蒙上天眷顾，遇见您这样仁慈、贤明的御史大老爷，小的有幸向您详细陈明状况，恳乞大老爷均平赋役，救歙县百姓于水火！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
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