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份奏章 才是主攻火力。

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人正在思考的，只是多年党争，让反对派没有领军人物来响亮说出。时穿这份奏章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目光，令人不得不看下去，从而顾不得时穿奏章中的话语直白而粗俗。

王安石——时穿从王安石说起，谈到仁宗时代朝廷内部虽有争议，但人都说仁宗是满朝君子。等到了王安石执政，这位拗相公彻底败坏了政治风气，反对我的观点就是我的政敌，需要将之彻底打倒。在当时官家的扶持下，王安石排除异己，搞得朝廷“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一个朝廷没有了反对者，则意味着这个朝廷的运行成本加大——比如腐败门槛降低，比如政令好坏事先不敢讨论，事后要花巨额资金擦屁股等等……

时穿历数“变法”新政造成了种种祸害，以及事后为了弥补这些祸害而不得不支付的政府成本，而后直接谈到神宗之后，太宗历代子孙偏爱新法的内幕——无他，收权而已。

奏章中说：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太祖“藏富于民”的策略彻底废弃，太宗子孙可以借“变法”之名，“变”着“法”子将百姓的财富装自己腰包，而后以“推行新法”之名排挤一切反对者，于是，到了今天，皇帝可以挑选一切错事去做，士大夫不敢监督、不敢谏言，只敢歌功颂德，于是金人兵临城下，河北燕京百姓壶浆以迎，整个京城守军全被太宗子孙葬送一空，老百姓纳了税却没有人保护他们不受侵略——没准要遭受出卖，比如金人如果索取赎金，没准官家将会百姓当作猪羊，折价变卖给金人，以便自己能继续坐在那个位子上继续享受。

后一种情况在真实的历史上的确生过，做这件事的是钦宗。对于出卖自家百姓，身为皇帝是没有丝毫负担的，在这点上，上下三千年中似乎唯独被认为“偏执、僵化”的明朝做得好。可是没有心理负担是一回事，内心中的隐秘突然被人曝光于天下，钦宗突然有种赤身行走于街上的尴尬与恼怒，他怒的将奏章扬起来，想摔到地上……见到他这个动作，秦桧突然插嘴：“陛下，臣在京东路待过，知道时大人是个行动派，别人嚷嚷金人不可信只是嚷嚷，唯有时大人确实切切实实在备战”

作为历史上第一大奸臣，秦桧省时度势的本领举世无双，他现在是个员外郎，说话不响亮，但在时穿决定出兵后，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与时穿的关系，正是增强自家话语权的绝对力量。热血青年钦宗不知轻重，做事冲动，跟他老爹一样不考虑后果，秦桧觉得自己有必要让他明白时穿所具备的雄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