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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近地区兼并，两家不断扩张，东西平分中国，最后两家碰在一起，争个高下，齐人仍有机会。如果觉得这个办法比较消极，那么，齐人、秦人在各自地区扩张的时候，齐人还应该支持秦的周边邻国，抵制秦的扩张，遏制秦的兼并壮大，比如说齐人可以暗中支持楚国，帮助楚国斗秦，限制秦国的扩张速度，那就更便于自我扩张，提高了胜算。可惜的是齐人没有帮老楚，反倒是孟尝君五年攻楚，把楚打趴下去了（但又无法远距离接收攻占成果），最后让附近的秦国拣了便宜，未来把越发虚弱的楚国兼并了去了。
孟尝君盲目打楚，任性伐秦，忽东忽西，根本没有一个通盘考虑、长期计划。
秦人是从身边作起，从小国作起，一点一滴地逐渐扩张，没有远征齐国（除了魏冉等五国联合攻齐行动，但很快被纠正了），把东方的齐国留在了最后去收拾。总之，秦国人总结了孟尝君的错误，得出 “远交近攻”这条正确的“战争路线图”，一小口一小口、一个城邑一个城邑地侵夺，慢慢壮大自己，一路向东稳扎稳打，慢慢蚕食，终于得志于六合，这都是后话不提。希特勒称雄于欧亚，也是走对了路线图：远交英、苏，近攻四邻。
还有一条糟糕的是，当时列国之间某国若要开疆拓土，其它国家都要干预的，因为某国强了，其它国家就要弱。从前，孟尝君打老楚，以及这次孟尝君三国合纵攻秦，齐军被牵制在楚国和秦国战场，无力它顾，于是北方赵国的赵武灵王趁机略地于胡人，壮大自己，又胡服骑射，一举吞灭了齐国的属国中山国（细节下本书再说），使得齐国利益直接受损。赵国后来终于超越齐国，成为东方最强者，这件事情，孟尝君不得不任其咎责。
齐泯王明明想和秦，他不满于孟尝君路线，但还是出于心软让孟尝君去当相国（因为孟尝君被他派去秦国，结果受了委屈回来，补偿他，继续当相国）。结果孟相国大人立刻去打秦国，以报私仇，破坏了齐泯王和秦的正确战略。齐泯王的心软，和楚怀王的厚道，都使得他们不善决断，决策的时候受其它因素干扰（楚怀王受家里人乱吵吵、齐泯王受孟尝君、苏秦之徒忽悠），终于决策错误，楚国该斗秦却选择了和秦，齐人该和秦却选择了斗秦，重大的决策错误，断送了这两个国家的未来。说齐泯王心软不是我强加的，当时人就这么评论他的，这一点他随他爸齐宣王。心软的、行仁政的人，不落好啊。为什么呢？当时一个叫“成驩”的人说：“大王您太仁了，太忍人了（忍人就是心软，能忍受别人的不好）。”
齐泯王说：“这是好事啊，是善人啊。”
“人臣当善人好，人主却不能当善人。您对孟尝君太仁，于是其它大臣都没有说话机会了，由着老孟专权乱搞。同时您心太软，您的父兄哥们，王族封君，就违法作乱（意思是没能有效抑制分封制，带来分封制的种种祸端，秦国在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齐国兵弱于外（被孟尝君消耗兵力于外，所以叫兵弱），政乱于内（封君势大乱国），此亡国之本啊”
成驩讲的真精彩啊。惜乎秉性难移，齐泯王改不掉这个毛病。楚国国君也是如此。而历任秦王一个个都是凶巴巴的铁碗人物，难怪秦人胜利啊。
孟尝君徒有“战国四君子”之虚名，但他却葬送了齐国、便宜了奄奄一息的韩魏（吃了好些楚、秦城邑）、成就了北方的赵国，并且殴打了无辜的楚怀王，使得楚国从此消沉下去。孟尝君一计四失，再加上他专权于齐，终于被当时的齐国稷下先生“荀子”斥为“篡臣”，被我们嗤为“笨蛋”。
如此“笨蛋”怎么能当上齐国相国的呢？那全凭了他的出身好啊，家族世袭得官，“肉食者鄙”。孟尝君名“田文”，是齐王（田姓）的亲戚。他家里有很多钱（因为作为国君的亲戚，他爹被分封，封邑上积累了很多财富），既然家里有钱，孟尝君就养出一帮门客。这三千人帮他吆喝、邀名，满世界炒作，遂蜚声国际国内，从而让历届齐王觉得他不错，又是王族国亲，况且他爹也是当相国的，并且是长期专权的相国（仅凭这一条就可以使他世袭个大官），于是让他也当相国，没的说了。总之，靠着血统高贵，以及上辈有权，下辈世袭，加上家里有钱，硬把他堆起来，就当了相国。
王亲贵戚当相国，譬如孟尝君，事实证明就是不行。更有才干的，还得是布衣卿相啊——如张仪、苏秦、范雎等等，他们靠着真才实学，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硬是脱颖而出，经面试聘用入仕官，靠才干提拔为相国（而不是靠着家族的肩膀举高了他而得官），当然立功立业，成就不俗。
秦国未来之胜利，就在于多用布衣卿相。而山东六国诸侯，分封制的传统绵久深重，积弊难改，国君不得不沿照传统，重用那些王族贵戚（如孟尝君一族）和世卿家族（世代为卿的卿大夫家族），并且分封他们以土地、城邑、军队，使得这帮人势力极大，可以上凌国君，削弱君权（如孟尝君父子之长期专权），同时还可以垄断政府肥缺，挤跑了市场上的人才（比如孟尝君世袭乃父官职，长期为相，别人根本就轮不到了）。王族贵戚和世卿家族里边的人，填充着政府的大小高位，把茅坑都占满了，社会上的能人贤士，哪还有机会当官一展雄才啊。而且这班子弟中没有多少英才，漫长的战国时期，中间知名的不过“四君子”四个而已——孟尝君还成了其中的较有能力者，则其它之碌碌平庸，斗屑之材，可以想见了。难怪后人称之做纨绔子弟，而“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又是刘伯温先生送给他们的美誉。
孟尝君死后，齐国出来个士人“田单”，挽狂澜于既倒，执齐国之政，算是布衣卿相，但是混了几年，还是被传统的王族贵戚及世卿家族，打跑了了事。分封制不彻底清除，这种现象就无可避免。
但是秦国，没有这么严重的积弊。自法家商鞅改革以来，秦国扫除了大批世卿家族，连同这些世卿家族得以繁殖的土壤——分封制，也被法家改革扫除了。分封制完蛋了，世卿家族少了，较少威胁王权，国内政治稳定，也给人才也腾出了地方，欲“国富兵强”而不可得，怎么会呢！
各国变法就是从君权较弱的分封制，向强化君权过渡，强化的办法就是抑制分封，改为采取郡县制度，以及用郡县的官僚体系取代分封制下的世卿家族（世代为卿的大家族）。
为什么会兴起这样的改革呢？当初“三家分晋”使各国领导人看到了君权虚弱的可怕后果，纷纷想着强化君权，法家在这个背景下应孕而生。所以法家的出发点在于强王权而不在强国（但他通过去除分封制而强化君权，客观上又起到了强国作用）。
秦国由于分封制的基础薄弱，改革最持久，深刻、全面。分封制被摧毁的比较厉害。而列国改革很不彻底，分封制遗存较多。比如孟尝君就是分封制下的产物，而与其对应的秦国同一时期，则是张仪、干茂等职业官僚，没有分封家族背景的。
至于魏国的衰败，过程在鳄鱼中也写了啊。从根本原因上讲，魏人第一个国君，魏文侯启动遏制分封制的改革，在列国中最早，很了不起，但是他的后来接班人没有在他的路上走下去，又重新使用那些分封制度下的世卿家族，而把吴起、孙髌、商鞅这些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给挤跑了。魏的失败在于改革没有持续深化，回到分封制的老路上。举例来说，当商鞅作为职业官僚给秦国效力，与魏人干仗的时候，魏人派来应战的却是世卿大家族出身的公子卯，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能力还不如孟尝君之徒呢。。。
魏国的没落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是在改革还没有获得深化和成果的时候，就陷入连年的东西作战。这跟他的地理位置有关，处于中原，四战之地。但如果采取合理的外交手段，一些大战其实可以避免。但他比较好战，跟齐国孙膑打了两场，大伤元气（齐国也做了改革，所以战斗力一样很强），跟西秦也打，失地很多。
秦人则比较好，在商鞅改革以后，张仪采取连横策略，与周边的赵魏韩搞联盟，为秦国创造了稳定的外部和平环境，从而深化改革和积累国力，等待后来的大举扩张。魏人则过于急躁，改革的后续和深化工作全被连年外战给破坏了：一打仗，一乱，也改不下去了。所以说，虽然改的早，获得短期的首强地位，但没有持续进行，就不再首强了。
暂时的大结局
孟尝君的“君”是一种封君，他的封国在山东薛城。封君可以在封国内征收赋税，但必须奉行国家统一法令，也要向国家上税，国家还专门派人（“相”）看着他。他可以筑城和建筑宫室，可以有守卫的保安团，但是封国与郡县一样，发兵之权都由中央直接掌握。
更多情况是，封君是在国都上班，国家另派官员（称为“相”）去治理他的封地，他只是遥领封地的赋税，等免职或退休以后，才搬家到封地去。
总之，封君不同于从前卿大夫的采邑、封地，封君权限小了很多，名额也只限于王室成员（比如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或者功勋卓越人士（比如商君（商鞅）封得商於之地，武信君张仪五个封邑），以及国君宠幸的男伴侣。封国也不永久，能够世袭的也很少，国君总要找个理由，剥夺封君子孙的特权。这都体现了一种诸侯国中央集权的趋势。
商朝、周朝（春秋时代），从技术角度讲，应该是“封建社会”。商朝天子和周朝天子把国土分给诸侯，诸侯再在其统治区内继续分封土地给卿大夫，这就是“封建制”——“裂土分封，封邦建国”的意思。英文词对应的是feudal system：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
卿大夫在他所分封到的采邑内有绝对的权位，仿佛土皇帝。
战国时代，“郡县制”取代了“卿大夫分封采邑制”。但作为对旧习惯的延续，分封采邑制也以变种后的形式在小范围存在，即孟尝君这种类型的“封君”，但权限远不如从前了。
战国，是旧的“封建社会”向未来的“皇权社会”过度的动荡时期。等秦汉以后进入皇权时代，郡县制、中央大集权大行其道，官僚队伍取代大家族议政。
这一本书，写的就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战国，具体地说，是公元前473年——前296年，战国的前期和中期。
这一时期诸侯各国普遍发生改革，郡县制流行，官僚从中央委派，从而各国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尾大不掉，减少下对上的弑君。郡县制带来官僚队伍的职业化进程，战国时代的布衣，就有了光明的从政机会。政坛不再是大家族世代垄断（还记得从前的春秋时代，每次三军出征，将佐们都是大家族的头面人物吗？）。商鞅、张仪、庞涓、孙膑、吴起、苏秦等等，都是典型的布衣英雄主义者，职业经理人，致力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名誉和功业。
这一变革时期也是思想百家争鸣时代，国际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思想领域还没有统治性的学说，于是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庄子自隐无名、天人和谐，摆脱俗世羁绊，孟子仁政民本，惠施名实同异，使得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和小说十家蜂出并作，各行一端。其中最光彩的一幕，是李悝、商鞅、申不害倡导刑名术势，富国强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获得战国时代最广泛的实践和成功。
这一时期的列国君主纷纷称王，我们知道鳄鱼凶猛，无坚不摧。赵简子、赵襄子（无恤）分割大晋，号称“简襄之烈”，是鳄鱼的雏形。继起的魏文侯修政革新，吴起乐羊，西距强秦，北吞中山，及至魏惠王称雄以战国首强，东搏强齐，西斗恶秦，北拔邯郸，岂不伟哉。但是，四战之地的中原形势消耗尽它的一切优势。魏国大鳄鱼光芒万丈于历史长河之中又钻入泥底。
东方，齐威王战胜于朝廷，齐宣王扬名以稷下。南方，楚怀王则继先父之余烈，北取襄陵，东亡吴越，俨然南国雄鳄，不过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身死人手，为天下扼腕。
西方，秦国后来居上，自孝公以来，商鞅内立法度、耕战守具于前，张仪因利乘便，连横中原于后。秦惠文王、武王、昭王三代固守，割据要害，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成为列国最凶恶的对手。虽有公孙衍、孟尝君合纵缔交，相与为一，秦人终于眨眼之间发起攻击，鞭策巴楚，收地千里，发愤东向，天下莫不受其困。
新世纪以来，我就一直在写这些“青铜系列”的手稿。伴随着迁走流离，手稿烙下不同时期我的心绪，时而文辞清扬，时而牢骚吹贯。
手稿并不好弄，直到了今天夜里，灯光照在更深的我的井底一样的楼上房间，万籁哑寂，我的心情竟不知所措起来，引发得这郊外附近的野狗，也呕呕地叫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怀，踌躇于人生边缘，缭绕不散。
在这个坐卧不宁的冬前季节，落寞的大地夜凉星稀。我于城郊楼高处，借这一本书，与散落从前的历史景象遥遥张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