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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焚灭。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因为善走，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
姜子牙因为功大，被封到了东夷之地——齐国，也许是为了监督姜子牙吧，周公被封到了齐国附近的鲁国，这就是山东为什么被称为齐鲁大地了。但是周公很忙，离不开陕西镐京，就让儿子“周小公”去了鲁国。周小公名字叫伯鲁，是个刻板的人，把鲁国搞得教条僵化。而姜子牙是武人，保存了齐地东夷人的尚武精神，倒也朝气蓬勃。姜子牙功成名就，十分发达了的时候，以前把他休掉了的老婆，看看不行，又来找他来了，要求复婚。姜子牙觉得好马不要吃回头草，于是没有客气，泼了一盆水，让从前的老婆收起来。老婆明白了，羞愧地走掉。这就是覆水难收的成语故事。这也是“泼妇”一词之来由。
大周天子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在他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边长两千多米），而政治中心依旧在陕西的镐京。洛邑、镐京各有八个师和六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控制幅员辽阔的中国，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创造了礼仪。他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世说新语》上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公的老婆（周婆）定的就好了，就能反过来压迫男人了。
其实周公的老婆也不叫“周婆”，周公旦也不姓周。周公应该姓周王族的姬姓，名字叫旦，合称“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事实上，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并且，鸡在那时候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为了避讳刘邦的毒婆子吕太后——“吕雉”，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现在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按照周公的礼仪，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坏了宝玉。
好，整套动作连贯地作下来，我们请未来的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孔子进入国君院子大门时，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不站在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几案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故意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整天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开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以免看不清书或者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为什么是坐席子而没有椅子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照明条件比较差，室内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和盛饭的东西都很沉重，只能摆在地上，餐具也不轻便，就放在矮的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人们就是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睡）。
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两腿必须跪坐，屁股压在后脚跟上。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上身的称“衣”，下体的称“裳”。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是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俩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脱鞋跪坐好了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这种鼎也不是很贵，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鼎是放在地上的，里边盛放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搭配了调料分好，实行分餐制，放在进餐者在几案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也是落在地上的。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也有详细要求。总之，礼仪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至关重要。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不过，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时代，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可知很多男人打着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周人也是如此，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这和纣王的“使男女裸奔其中”没有太大区别。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总之，那时的男人、女子在结婚之前，有绝对的性交自由。而那些一辈子不准备结婚的人，就一辈子有自由。
大周天子 九
周天子的弟兄们，像周公这样各自封出去承包一块儿土地（其实更关键是获得一批人口），成为诸侯国，这跟当时通讯、交通技术水平落后相关。大周朝只能借助分封诸侯来管理庞大的国土，这也是继承了商王朝的体制。
具体分封的仪式是这样的：周公或周成王造了一个大社，社的空场上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以黄土。王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裂土分封吧，用《左传》上的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诸侯建藩卫”，藩是篱笆、屏障、保卫的意思。这也就是“封建制”的本意，英文对应的词是feudal system。天子把土地封到诸侯，诸侯再把土地给孩子们，这就成了卿大夫。卿大夫要听诸侯国君调遣，随国君外出作战，也要上缴财务。这种层层分封的体系非常符合按《大英百科全书》给feudal system的定义：领主把领地交给封臣管理，封臣具有领地上绝对的权威，但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这样一层层地分封下去，形成金字塔的结构。我们有理由把大周朝视作封建社会（下一本书中还要补充一些理由）。至于商朝，可以算初级的封建社会。
在“封土建国”的时候，那个堆土的地方就叫做“社”，诸侯领了土，跑到自己的封地里，也修建同样的社，定期祭祀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名叫“后土”）。祭祀用的肉都是从周天子的社里取来的，是牛肉干儿。诸侯军队出征前，也要到社里领取牛肉干，回来后要在社里献俘。社这个东西，很快普及到基层，一般的城邑和村落都有，平时打官司在社前听讼，老百姓节日里跑到社来喝酒，这个聚会叫做“社会”，就是如今society的意思。总之社是个神圣而且热闹的地方，即便老鼠也赶来凑热闹。但你不敢放烟熏老鼠，一不小心失了火，就把社给点着了。所以“社鼠”指征天子身边的大坏蛋，君王身边的幸臣，狐假虎威，你不敢动他。
鲁迅先生曾写过《社戏》，就是在社里演的戏，看戏回来的路上还偷了六一公公的豆。至于阿Ｑ先生糊里糊涂被人在土谷祠里捉去枪毙，这个土谷祠，大约就是供奉土地神——社神的社。既然叫“土谷祠”，说明它又供奉着谷子神。
谷子神是后稷，后稷接受祭祀的地方是稷祠，与社往往挨着。“稷狐”，表示稷祠里藏的狐狸，你也不敢拿水灌它。它跟“社鼠”是哥们。总之，“社、稷”是国家的象征，政权的代名词，拆掉某诸侯国的社稷，再拆掉其宗庙（里面有祖宗牌位），就表示这个国家被灭了。一般宗庙在王宫东面，社稷在王宫西面。
周初分封制度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人帮忙，从而保障了周公东征的胜利。除了周天子的弟兄，追随周武王伐纣的众多诸侯也因功得了正果。更有一些诸侯属于无功受禄，比如黄帝的后代被封到了济南附近，尧的后代封到北京大兴县（离我原来住处很近！），舜的后代被封到陈国（包拯“陈州防粮”的地方），大禹后代封到杞（开封附近）。他们受封，没有什么讲究，全凭一个好祖宗，但这也可以看出周人的一种大襟魄！
平常，诸侯各国自己养活自己，不给朝廷增加负担，还派大夫进京贡献纳宝，战时拱卫京城，随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分封缓和了各部落、各民族斗争，给地方以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由模式，容许了多民族个性文化的百花齐放，在此基础上才慢慢融汇起伟大的汉文化。
当然从人性角度来讲，诸侯们不愿意老老实实呆在基层当土皇帝，但是呢，由于诸侯数目众多（据说有上千个，每个面积都很小，疆界方圆不足百里，相当现在一个小县，核心城邑面积不如一所大学），于是闹事也多半是小国之间互相斗殴，或者国内争权夺利的内讧，战争再升级，也不过是地方上的群殴，很难统一起来对抗中央。即便如此，中央对地方的军队编制和活动区域，都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
汉朝人借鉴了这种体系，把汉初分封的大诸侯，细胞分裂似的，分解成多个小诸侯，这样越分越小，鼓鼓囊囊地拥挤在全国版图里，就没有力量对抗中央了，因此从整体宏观上看（比如说从月球上看），全国是安定团结的。
最后我们要说说商朝的遗老遗少（指的是原王畿地区的正宗商人，而不包括周边诸侯的那些部族），那些跟随武庚造反的“殷顽”被集中在了洛邑接受管控，这我们知道。另一批“商朝余孽”则跟随比较乖的亲周派“微子启”（纣王的哥哥）被封到了河南商丘，是为宋国。作为前朝遗民，必然古怪可笑，所以宋国人常被人拿笑话编排，“拔苗助长”之类的都安在了他们头上。“杞人忧天”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