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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问：“我们怎么玩？来一百点十美分的？”
琼斯在玩金罗美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门道。他后来告诉我，打牌时他首先会观察那些缺乏经验的对手把烂牌握在手里哪个位置上，然后判断自己离摊牌获胜还有多远。他会观察对手如何理牌，在出牌前会犹豫多久，由此弄明白对方手里的牌是好牌、烂牌或是不好不坏的牌，而如果对方明显握有一手好牌，他往往就会提出重新洗牌，即使他明知道对手会坚决反对。这样一来，对手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和安全感，于是乎便胆大起来，倾向于冒险行事，为了能大获全胜而持续玩上太长时间。甚至连对手抓牌和出牌的速度都让他获悉颇多。“心理学永远要胜过单纯的数学计算。”他有一次对我这样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乎每次他都能赢我。我要想赢他，先得自己做出一手好牌才行。
当提醒旅客享用午餐的锣声响起时，他赢了我六美元。他想要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目，只须小赢一把，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哪个对手会拒绝和他接着玩。一星期六十美元的收入不算多，但琼斯告诉我，他可以靠这笔钱过日子，而且烟酒不愁。当然了，偶尔他也会大赚一笔：有些时候，对手会对这么幼稚的小牌嗤之以鼻，非要赌一点五十美分的大牌。后来在太子港，有一次我就见识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如果是琼斯输了，我都怀疑他能否付得起赌债，但哪怕在当下的二十世纪，运气有时也的确会对勇者青睐有加。那个对手输光23了两堆筹码，琼斯从赌桌前起身时，身上多了两千美元。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赢得很有分寸。他主动给了对手报仇的机会，又输了五百多块钱。“另外还有一点，”有一次他向我透露道，“女人通常都不会跟你玩扑克牌。她们的丈夫不喜欢这样——玩扑克牌会带有一种轻佻随便的气氛，而且还要冒风险。可是一百点赌十美分的金罗美嘛——那只不过是花点零用钱消遣罢了。当然了，这样一来玩牌的人也会多得多。”就连史密斯太太，一个在我看来铁定会对扑克牌局不以为然、不屑一顾的人，有时也会过来看我们打牌。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现在已不记得谈话是怎么开始的了——我们聊到了战争这个话题上。我想应该是那名药剂师乘客挑的头。他说自己曾在民防组织里当过防空队员，然后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那些发生在轰炸期间的普通故事，说得不厌其烦无聊透顶，就像描述别人做的梦一样乏味。史密斯先生坐在桌前，露出一副彬彬有礼的专注神情，仿佛戴着一张僵硬的面具，而史密斯太太则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手里的叉子。与此同时，那名药剂师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位于斯托大街上的一家犹太青年女子招待所遭到轰炸的故事（“我们那天晚上都忙昏头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整个儿被炸成了平地！”），直到琼斯突然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自己有一次也弄丢了一整排的兵呢。”
“怎么会这样？”我开口问，心里高兴能怂恿琼斯继续往下说。
“我一直没搞清楚，”他说，“没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可怜的药剂师微张着嘴巴呆坐在那里。他自己的故事才刚刚讲到一半，结果现在就一个听众也没有了，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头把嘴里的鱼弄丢了的海狮。费尔南德斯先生自顾自地又拿了一份烟熏鲱鱼。我们当中只有他对琼斯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就连史密斯先生也被激起了好奇心，说：“再给我们多讲讲吧，琼斯先生。”我注意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太情愿授予他军人的头衔。
“事情发生在缅甸，”琼斯说，“我们空降到日本鬼子的阵地后方去牵制敌人。就这个排和我的总部失去了联络。带队指挥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在丛林作战方面缺乏适当的训练。当然了，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节节败退24。奇怪的是，除了这个排，我手下再没有其他伤亡了，一个也没有——只有这一整个排，就那样从我们的队伍里被划掉了。”他撕下一块面包吞进嘴里，“没有一个俘虏回来。”
“你是温盖特25部队里的人吗？”我问。
“是同一类部队。”他又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回答我。
“你在丛林里待过很长时间吧？”事务长问。
“哦，好吧，对付丛林生活我还是很有本事的。”琼斯说。他继续谦虚地补充道：“要是在沙漠里，那我可就不中用了。你们知道吗，我当时算是小有名气，因为我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用鼻子嗅出水源。”
“换在沙漠里，这本事或许也用得上。”我说。琼斯越过餐桌生气地瞪了我一眼，目露责备之意。
“真可怕，”史密斯先生一边说，一边推开面前吃剩的炸肉饼——当然了，是素食的果仁炸肉饼，厨房特别为他准备的，“人类居然能耗费那么多的勇气和技巧去自相残杀。”
“竞选总统的时候，”史密斯太太说，“全国上下那些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反战人士都支持我先生。”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吃肉的？”我问，这一回轮到史密斯太太对我大失所望了。
“这不好笑。”她说。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亲爱的，”史密斯先生温和地责备她，“但是，布朗先生，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素食主义和出于良心拒绝入伍本该是同一类事情，没有那么叫人奇怪。前两天我跟你讲过酸性和它对激情产生的效应。排除掉人体内的酸性物质，你就能给内心的良知腾出一定的自由空间。而良知嘛，嗯，它是想不断生长壮大的。于是有一天，你会拒绝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去屠宰无辜的动物，接下来——或许，这会让你大吃一惊，但你会对杀害人类同胞的恶行感到无比恐惧，主动远离这种是非。然后接下来就是黑人的问题，还有古巴26……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还得到了许多神智学27社团的支持。”
“反流血运动联盟也支持我们。”史密斯太太说，“当然，不是整个联盟正式支持。但有许多会员都给史密斯先生投了票。”
“有那么多人支持啊……”我开始说，“我很惊讶……”
“在我们这一生中，”史密斯太太说，“进步人士永远是少数派，但至少我们抗议过。”
随后自然是照例爆发了一场无聊的争论。是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挑的头——我很想也用起首大写字母去拼写他的称谓，就像我对总统候选人28那样，因为他似乎真的很具有代表性，但他代表的是一个更加低级的世界。作为前任空袭警报哨29，他自认为是一名战士。此外，他内心里也揣着一份不满：刚才他对轰炸记忆的讲述被中途打断了。“我真搞不懂那些和平主义者，”他说道，“居然又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人为他们提供保护……”
“你们没有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史密斯先生温和地纠正他说。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分清到底谁是出于良心拒绝入伍的人，谁又是想开小差躲避服役的逃兵。”
“至少他们躲不过监狱。”史密斯先生说。
琼斯出人意料地支持史密斯先生。“有很多和平主义者都很勇敢地在红十字会工作过。”他说，“多亏了他们，我们中间有些人才能活到今天。”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可找不到多少和平主义者。”事务长说。
药剂师依然固执己见，由于心怀不满，他说话的调门听着很高：“那如果有人要攻击你太太呢，到时你又会怎么做？”
隔着整张餐桌，总统候选人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粗矮肥胖、面色苍白、健康不佳的旅客，用沉重严肃的口吻，像面对一个在政治集会上找碴起哄的捣乱分子那样对他说：“先生，我从未声称过，排除掉酸性物质就会消灭所有的激情。如果有人要攻击史密斯太太，而我手上正好有武器的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使用它。有些标准是我们自己也没法永远达到的。”
“说得太棒了，史密斯先生。”琼斯大声叫好。
“但我会为我的激情感到悔恨，先生。我会为它感到悔恨。”
五
那天傍晚，我在吃饭前先去了一趟事务长的舱房，具体办什么事情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我发现他坐在桌子前，正在往一只安全套里吹气，直到它鼓胀成警棍大小，然后他用丝带将末端的吹气口扎紧，再把它从嘴上拿下来。他的桌子上胡乱摆放着一根根巨大肿胀的阳具。那幅光景活像是一场生猪大屠杀。
“明天船上开音乐会，”他跟我解释，“但我们没有气球。是琼斯先生出的主意，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代替。”我看到他在一些安全套上用彩色墨笔画了许多滑稽的鬼脸。“我们船上只有一位女士，”他说，“我想她应该也看不出来这些是……”
“你忘了她是一名进步人士。”
“那样的话，她就更不会在乎这个了。这些东西无疑就是进步的标志。”
“我们已经饱受酸性物质的折磨，至少不用再把它传给下一代人。”
事务长咯咯地笑了一阵，然后又拿起一只彩色蜡笔开始画鬼脸。橡胶阳具的表皮在他的手指下发出尖锐刺耳的吱吱声。
“你觉得我们星期三大概几点能到？”
“船长指望能在傍晚早点靠岸。”
“但愿我们能在灯火管制前进城。我猜现在还是有灯火管制的吧？”
“有。你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变好。只会比以前更糟。现在，没有警方出具的许可证，你就没法离开城里半步。通向太子港城外的每条道路上都设了路障。我怀疑不经过搜查你都到不了自家的酒店。船员我们都已经警告过了，要想离开码头，他们就得自己担风险。当然，他们还是会照常去。‘凯瑟琳妈咪之家’一直都开门营业的。”
“有男爵的消息吗？”我问。“男爵”是有些人对总统的另一个称谓，用来取代“爸爸医生”这个绰号——在伏都教的神话里，星期六男爵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嘴叼雪茄烟，经常在坟场里出没，而我们拿“星期六男爵”这个头衔来称呼总统，是在给那个步履踉跄、邋遢寒碜的人物添光增色。
“他们说已经有三个月没见着他了。他甚至都不到宫殿窗口前面观赏乐队演奏了。没准他已经死了。要是没有一颗银子弹他也死得了的话。30跑前两趟船的时候，我们前往海地角31的行程硬是被取消了。当时那座城市正在实行军事管制。它太靠近多米尼加边境，有关当局不准我们进港。”他深吸了一口气，又开始去吹另外一只安全套。套尖上的小凸起翘在那里，就像人脑袋上长的一颗瘤子，舱房内弥漫着一股医院里的橡胶味儿。事务长问：“你是为了什么事情跑回来的？”
“我总不能抛下自己的酒店撒手不管吧……”
“但你确实抛下过啊。”
我不打算把我回来的理由吐露给事务长。它们太私密也太严肃了，如果我们那混乱迷惘的人生喜剧能用“严肃”二字来描述的话。事务长又吹起了一只安全套32，我心想：这世上肯定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做出安排，让事情总是在最让人丢脸的情况下发生。小时候我曾经信仰上帝。在他的荫庇下，人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务，我在每一出悲剧中都能看见上帝的化身。他从属于人生的悲剧33，好似一个巨大的身影，透过苏格兰的迷雾隐约显现。如今，我已走近人生的尽头，只有我的幽默感还能让我时而相信上帝的存在。人生是一出喜剧，不是我准备好想要面对的悲剧，而且在我看来，在这艘取了个希腊名字的货轮上（一家荷兰航运公司为什么要给它的船取希腊名字呢？），我们仿佛都受到一个独断专行的恶作剧大王的驱使，走向喜剧的极点。在沙夫茨伯里大街34或百老汇大道上的人群里，待剧院关门之后，我曾不知有多少次听到那句话——“我笑得连眼泪都掉下来了。”
“你觉得琼斯先生这人怎么样？”事务长问我。
“琼斯少校吗？我还是把这种问题留给你和船长去琢磨吧。”很显然，他和我一样也被船长找去商量过。或许我名叫布朗这个事实让我对琼斯要扮演的喜剧更加敏感。
我从这堆鱼皮大香肠里拿起一条，问道：“你有没有正经地用过这玩意儿？”
事务长叹了口气：“唉，没用过啊。我都已经到了这把岁数……免不了就得消化不良35。每次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都会。”
事务长刚才对我十分亲近，说了很多的体己话，现在他是想让我也说些真心话来回报他，或者是船长也想要一些关于我的信息，而事务长看到了向他提供这些信息的机会。他问我：“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跑来太子港落脚呢？你又是怎么当上酒店老板的？你看起来不像是酒店老板啊。36你看着倒像是——像是……”然而他的想象力辜负了他。
我哈哈大笑。刚才他提出的问题倒蛮一针见血的，但答案我还是情愿自己留着。
六
第二天夜里，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船长在晚宴上大驾光临，还有轮机长也来了。我猜在船长和轮机长之间一定有竞争，因为他们的职责不相上下。只要船长独自一人用餐，轮机长便也会不甘落后，如法炮制。现在，他俩一个在席首，另一个在席尾，势均力敌地坐在那些令人生疑的气球下面。为了纪念我们在海上的最后一晚，宴席上多加了一道菜肴，而且除了史密斯夫妇以外，其他所有的乘客都品尝了香槟酒。
在他的上司面前，事务长显得不同寻常的拘谨（我想他会更愿意跟大副一起待在舰桥上，在海风徐徐的黑暗夜色中享受那份自由自在），而船长和轮机长也意识到了当下场合的气氛，微微弓着身，如同牧师们在主持一场盛大的庆典。史密斯太太坐在船长右边，我坐在他左边，而琼斯也在场，光这一点就让交谈没那么容易。甚至连菜单也额外叫人伤脑筋，因为荷兰人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