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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在对我们自己身上那份闲散无聊的好奇心加以责难。船上还有一名来自某家制药公司的旅客——他告诉过我自己不愿坐飞机的理由，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感觉是，那肯定不是他选择坐船的真正原因，而且他还受着心脏病的折磨，却不肯告诉别人。他的脸上总挂着一副紧绷绷的表情，干巴巴的，单薄如纸。和他的脑袋相比，他的身躯显得过于臃肿庞大。每天他都会在自己的铺位上躺很长时间。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坐船——有时候我怀疑琼斯可能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是出于谨慎行事的考虑。在机场里，你很快便会走下飞机，踩在沥青跑道上，跟机组人员分道扬镳；而在码头里，你会拥有一份安全感，因为你脚下踩着一块外国的领土——我总觉得，只要我还待在“美狄亚”号上，我就算是一名荷兰公民。预订船票时，我把旅程的终点定为圣多明各，而且不管多么令人难以信服，我还是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没有想要下船的意思，除非我从英国代办——或者从玛莎——那儿得到某些保证。至于我那座在山顶上俯瞰着首都的酒店，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去料理它了，现在它肯定无人入住。和一间空荡荡的酒吧、走廊上一排空荡荡的客房以及一个毫无希望的空荡荡的未来相比，我更重视我当下的生活。而那对史密斯夫妇，我当真以为他们是因为热爱大海才乘船旅行的，不过，还要过好一阵子我才会明白，他们为何要选择海地共和国作为其旅行拜访的目的地。
船长是一个身材清瘦、冷漠不易亲近的荷兰人，在餐桌前只露过一次面，他平时总梳洗打扮得干干净净，就像自己船上的黄铜扶手一样光亮整洁。与船长相反，事务长是个邋遢鬼，带着一股兴高采烈的快活劲儿，对波尔斯11杜松子酒和海地朗姆酒青睐有加。出海的第二天，事务长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舱房里和他共饮。除了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说他向来必须在九点前上床睡觉而没有参加，我们其他人全都挤了进去。甚至连来自圣多明各的那位绅士也加入了我们，而当事务长问他觉得天气如何时，他回了一声“不”。
事务长有一个叫人开心的习惯，他总是喜欢眉飞色舞地对每一件事情都夸大其词，而当史密斯夫妇向他要柠檬汽水，在得知没有后继而要求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他那股发自内心的快活劲儿也只是稍稍受了点打击而已。“你们这是在自折阳寿。”他对他们说，然后便开始阐述自己的那套理论，解释可口可乐的秘密原料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史密斯夫妇却不为所动，带着一副明显的愉悦表情继续喝他们的可乐。“在你们要去的地方，你们会需要比它更烈的玩意儿。”事务长说。
“我和我先生从来没喝过比这个更烈的东西。”史密斯太太回答。
“那儿的水质叫人信不过，而且现在美国人已经走了，你们买不到可乐喝。到了夜里，当你听见从街上传来枪声时，你就会觉得也许来上一杯烈性朗姆酒……”
“不要朗姆酒。”史密斯太太说。
“枪声？”史密斯先生问道，“那里会有人开枪吗？”他面带一丝焦虑，朝他妻子看了一眼，只见史密斯太太坐在那里，蜷缩在那条旅行毛毯下面（甚至在这间闷热的舱房里，她还是觉得不够暖和）。“为什么要开枪？”
“去问布朗先生吧。他生活在那里。”
我开口说：“我听到枪声的次数并不多。通常他们会更隐蔽一些，不声不响地动手。”
“‘他们’是谁？”史密斯先生问。
“通顿·马库特12，”事务长带着一副不怀好意的欢悦表情插嘴道，“总统的魔鬼手下。他们都戴墨镜，在天黑后上门拜访他们的牺牲品。”
史密斯先生将一只手搁在他妻子的膝头。“这位先生是想吓唬我们，亲爱的，”他说，“在旅游局他们根本没告诉我们还有这种事。”
“他哪里晓得，”史密斯太太说，“我们可没那么容易害怕。”不知为什么，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您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费尔南德斯先生？”事务长抬高嗓门朝舱房另一头喊道，就像有些人在和外国人说话时会提高音量那样。
费尔南德斯先生脸上挂着一副人快要睡着时露出的呆滞表情。“是。”他说，但我觉得他向来只会回答“是”或“不”，所以两者出现的机会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琼斯刚才一直坐在事务长铺位的床沿上，小心地端着一杯朗姆酒，这时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给我五十个突击队员，我就能像一剂泻盐13那样顺畅地穿过那个国家。”
“你以前参加过突击队？”我有些惊讶地问他。
他模棱两可地说：“是同一种部队下面的另一个分支。”
总统候选人开口道：“我们有一封给社会福利部长的私人介绍信。”
“什么部长来着？”事务长说，“福利？你们什么福利都找不着呀。你应该去看看那些老鼠，长得有小猎犬那么大……”
“旅游局的人告诉我，那里有几家非常好的酒店。”
“在下就开了一家。”我接口道。我掏出袖珍笔记本，向史密斯先生亮出三张明信片。尽管印出来的色彩显得艳丽俗气，但它们还是带着历史的庄严感，因为它们是一个永久逝去的时代留下的遗物。第一张明信片上有一座贴着蓝色瓷砖的游泳池，里面挤满了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年轻姑娘；第二张上有一名在加勒比地区闻名遐迩的鼓手，他正在克里奥尔式酒吧的茅草屋檐下演奏鼓乐；而第三张——整座酒店的全貌——有许多山墙、阳台和塔楼，是那些奇妙非凡的19世纪太子港老建筑。至少它们还没有变样。
“我们原本考虑住在更安静一点儿的地方。”史密斯先生说。
“我们那里现在够安静了。”
“和朋友住在一起，肯定会让人很愉快，不是吗，亲爱的？要是你那儿还有一个带浴缸或淋浴的空房间就好了。”
“每个房间都有浴缸。不用怕有人吵闹。那名鼓手已经逃到纽约去了，所有那些比基尼姑娘现在都待在迈阿密。你们很可能会是我仅有的客人。”
我心想，和他们付的房钱相比，这两位顾客本人也许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一位总统候选人肯定有地位，他会受到美国大使馆全体或留守人员的保护。（在我之前离开太子港的时候，美国大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位代办、一个秘书和两名海军陆战队卫兵。）琼斯或许也有相同的想法。“我可能也会加入你们，”他说，“要是他们没有替我做其他安排的话。我们如果住在一起，不就有点儿像是还留在船上一样吗？”
“人多保险嘛。”事务长也同意道。
“有三位房客入住，我肯定是太子港最遭人嫉妒的酒店老板14了。”
“遭人嫉妒可就不太保险咯。”事务长说，“你们仨，如果到时还跟我们在一起，肯定会好得多。我自己是不会跑出码头太远的，顶多五十码。圣多明各有家不错的酒店。是一家豪华酒店。我可以拿风景明信片给你们看，跟他的一样好。”他打开抽屉，我瞥见了十来只方形小袋——都是些保险套，当船员们要上岸去逛“凯瑟琳妈咪之家”或更便宜的妓院时，他就会卖掉它们赚上一笔。（我敢肯定，他的推销词里会包含某些危言耸听的统计数字。）“我把它们放哪儿去了？”他徒劳地问了费尔南德斯先生一声，后者却微笑着回答：“是。”他开始在桌面上寻找，桌上散乱地摆放着许多什物，有打印好的表格、回形针，装红色、绿色和蓝色墨水的瓶子，一些老式木制笔筒和钢笔尖。他找到了几张质地松软的明信片，上面印着的游泳池和我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另外也有一座克里奥尔式风格的酒吧，除了奏乐的鼓手不同以外，其他地方和我的也分不出什么区别来。
“我先生可不是过来度假的。”史密斯太太轻蔑地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留一张在身上。”琼斯说，他选了带游泳池和比基尼姑娘的那一张，“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想想，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人生意义最深刻的探究。
三
第二天，在带有遮阳棚的右舷甲板上，我坐在一张折叠躺椅中，任自己随着淡紫绿色海水的波动，慵懒地在阳光和阴影之间晃来晃去。我试着去读一本小说，但书中人物在索然无趣的“权力走廊”中那段枯燥乏味、足可预见的进展，让我感到昏昏欲睡，因此当书本掉落在甲板上，我也懒得去捡起它。只有在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才睁开眼睛。只见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护栏，似乎想爬上去，就好像那是一架竖梯。他剧烈地喘着粗气，脸上露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命表情，仿佛他心里明白，这番奋力攀爬会带来什么结果，而那结果值得他付出这般气力；不过，他也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有力量爬到梯顶。我再度昏沉睡去，梦中发现自己独自待在一个灯火全灭的黑房间里，这时有人用一只冰冷的手碰了我一下。我惊醒了，原来是费尔南德斯先生，我猜他刚才是被船身的一阵猛烈摇晃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抓紧我好稳住自己。时有时无的阳光在他的墨镜上忽隐忽现地闪烁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场黄金阵雨正从暗空中倾泻而下。“是，是。”他说，一边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一边露出表示歉意的微笑。
在这出海后的第二天，好像货船上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突然爱上了运动，因为下一个过来的便是琼斯先生——我还是没法让自己管他叫“少校”——他沿着甲板中间稳稳地走来，一边顺应船体的摆动而调整着脚步。“狂飙肆虐哈。”走过身旁时，他冲我喊了一句，我再次产生了这种印象：他的英语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许这一次是出自狄更斯的作品。接着，出人意料的是，费尔南德斯先生又折回来了，动作剧烈，左右打滑，而在他身后，那名药商还在继续艰苦攀爬，显得痛苦而费力。他已经落在了后面，但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继续这场竞走比赛。我开始好奇总统候选人会在何时露面，他肯定是碰上了什么大麻烦，可就在这时候，史密斯先生从我身旁的交谊厅里冒了出来。他孤身一人，很不自然地落了单，就像晴雨盒15中的一只男玩偶，失去了另一只女玩偶的陪伴。“风挺大嘛。”他说，仿佛是在纠正琼斯先生的英语文风，然后便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我希望史密斯太太一切安好。”
“她挺好的，”他说，“挺好的。她正在下边儿的船舱里练习法语语法呢。她说有我在她没法集中精神。”
“法语语法？”
“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讲法语的。史密斯太太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家。给她几个小时练习语法，她就能把某种语言的方方面面弄得一清二楚，除了发音以外。”
“她以前从没碰过法语？”
“对史密斯太太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有一次，我们家里住了一个德国姑娘——不到半天工夫，史密斯太太就用那姑娘的母语告诉她，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打扫干净。另外还有一次住的是个芬兰人。史密斯太太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找到一本芬兰语的语法书，可随后就没有什么能难倒她了。”他顿了一下，继而露出一丝微笑，给他身上的荒谬气息带上了一种奇特的庄重感，“我和她结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崇拜那个女人。”
“你们是不是，”我有点虚伪地问，“是不是经常在这块地方度假？”
“我们设法将假期，”他说，“和我们的使命结合在一起。史密斯太太和我都不是那种可以撇开一切全心享受的人。”
“我明白了，那么你们这次的使命要把你们带到……？”
“有一次，”他说，“我们去田纳西州度假。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你要知道，我们是作为自由行示威者16过去的。途中在纳什维尔17出过一次状况，当时我为史密斯太太担了不少的心呢。”
“这样度假实在是勇气可嘉。”
他说：“我们对黑人抱着极大的爱。”他好像觉得这是唯一需要的解释。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恐怕到头来那些人会让你们失望。”
“大多数事情都会让人失望，除非你能看得更加深入。”
“黑人可以变得像纳什维尔的白人一样暴力。”
“在美国，我们有自己的麻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可能——事务长是在开玩笑耍弄我。”
“他是有那个意思。但那个玩笑砸了他自己的脚。现实情况比他在码头上能见到的任何坏事都要恶劣得多。我很怀疑他有没有到城里去过。”
“你也会像他那样劝我们——继续前进，到圣多明各再下船吗？”
“是的。”
他悲哀地眺望着船外那连绵不绝的枯燥海景。我觉得我的话已经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说：“让我举个例子告诉你那边的生活怎么样吧。”
我告诉史密斯先生，有一次，总统先生的子女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差点遭到绑架，当局怀疑某个男人也参与了这桩未遂的阴谋。我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拿来指控他，但他曾代表共和国在巴拿马举办的某届国际射击比赛中摘得奖牌，而当局或许觉得绑架的策划者需要一名神枪手助阵才能干掉总统卫队。于是，通顿·马库特分子便将他的住处团团围住——幸好他不在家——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然后架起机关枪扫射，把每一个试图从火海中逃出的人统统击毙。当救火车匆匆赶来时，他们高抬贵手，允许消防队阻止了火势的蔓延，所以如今你能看见，大街上的那处缺口就像拔牙后留下的一个空洞。
史密斯先生专注地听着。他开口说：“希特勒做得更绝，不是吗？而且他还是个白人。你不能总归咎于他们的肤色。”
“我没有。受害者也是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