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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主张道：‘但是我是存心的。’
“法官反对道：‘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你是存心的。没有人听到你说过案中的侮辱性话语。这没用的，哈伍利那先生，我要宣判你无罪。’然后他宣布了审判结果。
“哈伍利那大声喊叫道：‘我要对无罪释放的判决上诉。’他拎起装着鹦鹉的鸟笼就冲出法庭，气得差点哭出来。
“后来他们也在不同的地方碰到过他，他总是烂醉如泥，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会尖叫道：‘你们把这称为公正吗？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机会争取他的权利？但是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我要告到最高法院去。我被他们给耍弄了，我必须要出口恶气，就算下半辈子都耗在诉讼上面也在所不惜。我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战，而是为了正义而战。’
“我不是很清楚在上诉法院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哈伍利那先生对无罪释放判决提起的上诉被驳回。后来哈伍利那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看见他像一个游魂一样在街上闲逛，嘴里还喃喃自语。我还听说司法部每年都会收到几份长篇大论、措辞激愤的上诉状，上诉状的标题是：‘鹦鹉毁损名誉案’。但是哈伍利那先生再也不向警方新闻记者出售他编造的罪案了，这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对法律和秩序的信仰已被猛烈地撼动。”
针
科思特利茨基先生说：“我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喜欢法院的公正，喜欢它们常有的高谈阔论和大惊小怪，它们不在意空忙一场。法院让你觉得你真的可以信任法律和秩序。如果正义女神手上拿着一架天平，那这架天平就像药剂师的天平那样精准。如果她举着一把剑，那这把剑的刃口一定锋利无比。这让我想起我住的那条街上发生的一件事。
“看门人的妻子玛什科娃太太在商店买了几个面包卷。她正拿着一个面包卷在啃，突然感觉有东西刺到了她的上腭。于是她把手指伸到嘴巴里，把刺入上腭的一根针给掏了出来。她一下子吓坏了，‘啊，我的老天啊！要是我把这根针给吞下去了，那它就会在我的胃上面扎出一个洞。啊，那样的话我就活不成了。所以这种东西我不能留下。我应该弄清楚是哪个畜生在面包卷里放了针。’于是她拿着那根针和吃剩下的面包卷去了警察局。
“警察局分别盘问了出售和烘焙这个面包卷的店员和面包师，但是他们都说没见过这根针。后来警察局开始走法院审理程序，因为这是一宗人身伤害案。地方法官非常尽职尽责，他反复盘问了出售和烘焙这个面包卷的店员和面包师。这两个人都发誓说面包卷在他们手上的时候肯定没有针。地方法官去找出售面包卷的店员，他彻底调查清楚了店里连一根针都没有。然后他又去面包师那里观看面包卷烘焙的过程。他在面包烘房坐了一整夜，观看揉面、发面、加热烤炉、面包卷塑形、将面包卷送进烤炉直至面包卷出炉的过程。他也彻底弄明白了烤制面包卷的过程中不会用到针。
你不会相信烤面包卷是多么精细的一件工作，烤别的面包就更是如此了。我可怜的老爹有一家面包店，所以我对这些全都很清楚。要知道，制作面包你得掌握两三个重要诀窍，这些诀窍可不是盖的。第一个诀窍是制作酵母。你得把原料放在容器里，然后盖子下面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你得等着，直到面粉和水变成活性酵母。第二个诀窍是揉面团并将面团与一种糊状的东西混合。这个过程就像宗教舞蹈之类的东西。接下来要在面团上盖上一块布，让面团发酵。这又是一个奇妙的变化。你不可以揭开布去看面团的变化，它会因发酵膨胀得很大。听我说，这就像新生命诞生的过程那样奇妙。我总是觉得发酵的容器与女人有相似之处。第三个诀窍是烘焙，也就是柔软、雪白的面团在烤炉里的过程。天哪，当你取出金黄或黄褐色的面包，闻到它那比婴儿体香还诱人的味道，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啊，我想在进行这三个变化的过程中，他们应该在面包烘房里摇铃，就像在教堂里举起圣体时摇响圣铃时一样。
“再回过头来说我的故事。法官现在一筹莫展。他是想就此罢休吗？不，绝不！他把那根针送到了化学研究所，这样就能查明它是在面包卷烘焙之前还是烘焙之后放进去的。我想说，这位法官特别喜欢看科学报告。那时候化学研究所里有一位乌亥拉教授，他蓄着连鬓胡须，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收到那根针后就开始怒骂法院老是拿各种各样愚蠢的事情来烦他。他抱怨说，就在前几天，法院的人给他送来一些腐烂得非常厉害的内脏，就算是解剖医生也会受不了。而且这根针与化学研究所又有什么相干？但是后来不知怎么地他又转变了想法，他开始对这根针感兴趣，当然是科学方面的兴趣。他心里想道：啊，这根针裹在面团里或者跟面团一起烤过以后也许真的会发生一些变化。面团发酵的时候会形成一些酸性物质或其他物质，然后在烘焙的过程中又会形成新的物质，这样也许会让针的表面有一些损坏或腐蚀。如果是这样，通过显微镜检查就可以发现。
“教授首先买了几百根针，其中一些针非常干净，其余的则或多或少有些生锈。他开始在化学研究所烘焙面包卷。在第一次实验中，他把针放入酵母中，看发酵过程对针会产生什么影响。在第二次实验中，他将针放入刚揉好的面团里。在第三次实验中，他把针放入正在发酵的面团里。在第四次实验中，他将针放入发酵好的面团里。接着他依次在面包卷就要进烤炉之前及面包卷烘焙过程中把针放入。然后他把针插入热乎乎的面包卷中，最后他把针插入已冷却的面包卷中。后来他把上述实验重新做了一次，只是为了确认结果。事实上，整整两个星期他们在化学研究所里除了烘焙裹着针的面包卷以外，什么事都没做。乌亥拉教授以及一名讲师、四名助手、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连日揉面团、将面团送入烤炉以及烤面团，他们还要用显微镜观察针的情况并比对观察结果。这意味着他们还需工作一个星期，但是最终他们完全确定，法院送来的那根针是在面包卷烤好以后插进去的，因为显微镜观察结果表明那根针的情况与实验中插入已冷却面包卷的那些针的情况完全一致。
“根据化学研究所的报告，法官认定那根针是在店铺里或面包卷从面包烘房送到店铺的路上插入面包卷中的。这时候面包师突然想起什么，他说：‘啊，真见鬼，那天我把一个跑差给开除了，他以前老是用篮子来装面包卷。’于是他们把跑差叫来。跑差承认是他把针放进面包卷里的，因为他想报复。这个跑差是个未成年人，因此只是令他具结保证不再做这样的事。但是面包师得交五十克朗罚金，因为他得为他雇员的行为负责。从这件事情你们可以看出法律制裁的严谨和公正。
“但是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人们总想证明自己能把事情做好，如果没有做好，就会坚持做下去。这些化学家在化学研究所开始烘焙实验用的面包卷的时候，他们就立马下定决心要把面包卷烘焙好。起初面包卷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膨胀起来，它们看起来不太对劲。但是他们烘焙的次数越多，烘焙出的面包卷就越棒。后来他们在面包卷上面撒上罂粟籽、盐和葛缕子籽，还把面包卷扭成赏心悦目的形状。最后这些化学家们夸下海口，布拉格别的地方的面包卷都不如他们在化学研究所里烘焙出来的面包卷那般精致、松脆和美味。”
勒莱克先生说：“你可以说这是固执，科思特利茨基先生，但是依我说，这更像是运动本能：要知道，运动员渴望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一个真正的运动员这么做不是为了成绩，成绩本身并不值得他们劳神。他这么做是因为这就像玩一场游戏，他自己愿意倾尽全力。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想表达的意思，尽管你可能会说这个例子是胡说八道、离题万里。
“我以前在账房工作，每半年要结算一次账目。有时候账面上的数字不对，比如差了三赫勒。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我只要自掏腰包把这三赫勒补上就行了，但是这么做并不公平。你瞧，以出纳员的观点来看，这么做是没有运动员精神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大约一万四千条账目中找出错误。我不介意告诉你，在开始这样做之前，我总是期望错误能够出其不意地跳到我眼前。
“如果真要把错误找出来，我就要整晚待在账房里。我把所有的分类账堆在面前，然后开始找错。知道吗？我并没有把那一栏栏数字当数字看，而是把它们想象成别的东西，这是不是很有趣。有时候我把那些数字想象成一座陡峭的大山，而我就在这座大山上攀登；有时候我把它们想象成一把梯子，而井里的我正踩着这把梯子往上爬。还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数字丛林中狩猎的猎人，我要找到一只稀有而胆小的动物——也就是那三赫勒。我还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名侦探，黑暗中我蹲守在角落里，成千上万的数字在我眼前出现，但是我在等待那个骗子、那个罪魁祸首出现——也就是账目中的那个小错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拿着一根竹竿和一根线在河边垂钓，突然我把线猛地一拉，我钓到你了，你这个混蛋！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潮湿灌木丛中艰难行走的猎人，我兴高采烈，自信满满，热情洋溢，好像正在享受一场冒险。告诉你们，我会花一整个晚上来追寻那三赫勒。等我抓到这三赫勒时，我从来不会觉得它们微不足道，它们就是我的战利品。我高唱凯歌，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我竟然没有穿着鞋子上床睡觉，这真是个奇迹。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
一宗普通凶杀案
哈纳克说：“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最糟糕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清白的人被送进监狱，我们就会非常难过和担心，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我们尚且不会如此难过和担心。我曾亲眼看到过那些人过得有多么苦，相比之下，监狱的生活简直可算得上奢侈。即便如此，最深重的苦难也不会像不公正对待那样撼动我们的内心。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有伸张正义的本能。我们对罪恶与无罪、权利与正义的感受正如爱和饥饿这样的人类本能一样原始、无情且深刻。
“举个例子：跟大多数人一样，我在前线待了四年。上过前线的人不会讲起在前线看到过什么，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会赞同，那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习以为常，比如说尸体。你们可以相信我，我见过成百上千的死人，有时候他们的尸体真是触目惊心。我不介意告诉你们，后来死人在我眼里无异于一捆捆旧抹布，只要他们不散发出恶臭。我只告诉自己一句话：只要我能在这场凶残的战乱中平安无事，那余下的人生中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难过的了。
“战争结束半年以后，我回到我的家乡斯拉蒂纳。一天上午，有人拍我家的窗户并叫喊道：‘哈纳克先生，快来看啊，图科娃太太被杀了。’这位图科娃太太开了一家售卖文具和缝纫线的小店。从来没有人在意过她，人们只是偶尔去她那家小店买一卷线或几张圣诞贺卡。那家小店有一扇后门，门上镶有一块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间厨房，她有时会在那里睡觉。门上装有门帘，只要门铃响起，图科娃太太就会在厨房里透过门帘看是谁来了。她会在围裙上擦擦手，然后走进店铺。她会满腹狐疑地问：‘想要买些什么？’在这个小店里顾客会觉得自己被当成侵入者，他们巴不得尽快离开。这就好比你抬起一块石头，发现下面有一个潮湿的小洞，洞里有一只孤独而害怕的甲壳虫在爬来爬去。你会把石头放回原处，这样就不会打扰那个讨厌的小东西了。
“当我听到图科娃太太被杀的消息时，立马跑出去看。我想这仅仅是出于庸俗的好奇心。图科娃太太的小店门前已经围满了人，但是地方警察只让我进去，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位有学问的绅士。门铃像往常那样叮当作响，但是那时候这种清脆而急切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那个地方让我觉得十分别扭。在通往厨房的门廊下，图科娃太太面朝下躺在地上，她的头部下方有一大摊已变成黑色的血。她后颈上的白发沾有深色的血迹。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在战争中都未曾体验过的感觉——我害怕尸体。
“奇怪得很，我几乎已忘记那场战争了。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慢慢忘记那场战争，我想那是因为迟早会有另外一场战争爆发。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生前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的被害老太太，这位小气的店主就算是卖一张风景明信片也要磨半天价格。被害的人跟正常去世的人是不一样的，被害的人都埋藏着可怕的秘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被害的偏偏是图科娃太太。她只是一个乏味的普通老太太，没有人会对她有什么想法。她现在如此凄凉地躺在那里，一名警察弓着身子查看她的情况。外面围着一大群人，他们都急切地想看她一眼。这一切该怎么解释呢？她躺在那里，脸下面是一摊已经凝结的血液，这个可怜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好像突然之间她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陌生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留意她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我透过一块玻璃看她，我所看见的东西似乎被放大了很多，大到夸张。她的一只脚上穿着一只拖鞋，另外一只脚上的拖鞋被拿走了，可以看到袜子的脚后跟处打过补丁。我能清楚地看见每个补丁，我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