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纪事_第1节

修道院纪事

内容简介

《修道院纪事》这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以独创的风格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令人目注神驰。小说描述了一位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之间奇特的爱情故事，把读者带到了18世纪初宗教裁判所窒息人性的时代。天地茫茫，但一对深爱的情侣却饱受磨难，无容身之地。小说真实与虚幻交相辉映，气势恢宏，荡气回肠，不愧为大家手笔。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他那为想象、同情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持续不断地触动着我们，使我们能再次体悟难以捉摸的现实。”

——瑞典文学院对萨拉马戈的评价

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有这样一类作家，就像食肉鸟一样，总是在同一个领域里周而复始地兜着圈子。若泽·萨拉马戈则是与之相反的作家，他的佳作不断，为塑造与展现这大千世界的图画而不懈地进取，力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一种全新的风格来。在他的小说《石筏》中，他“使得”伊比利亚半岛与大陆分离，并且漂向大西洋。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为对当今社会的嘲讽提供了广泛的天地。但在他的下一部书即《关于里斯本被围的报道》中，再也没有类似的地理大裂变的笔迹了。在小说《失明症漫记》里，那种使人们失去视觉的怪病也仅仅是在这本书里贯穿的题材。在他的下一部小说《所有的名字》中，在“人口登记处”里已不再有这种失明症漫记的延续了。而有关这个冷冰冰的全能机构，在他此前的作品里也从未出现过。这并不表明，萨拉马戈有重新塑造的雄心。恰恰相反，他似乎是时刻在创造着一种全新的模式，以捕捉那不可捉摸的现实世界。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每一种模式只是一种粗略的描写，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套用其它的价值观。他直言不讳地谴责任何事物都只有所谓的“唯一的模式”；它只是“在众多模式中的一种”，而没有压倒一切的真理。萨拉马戈关于对客观世界有显著抗辨性的形象的描绘必须并列地排在一起，才能展示出它们存在的可交替性的理论，从根本上是不可捉摸和变化莫测的。

这些形式的任何一种按常规会以某种方式而变得悬而未决。在近期的小说中这并不罕见，但我们针对的是那些不同于记叙文的题材，在其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萨拉马戈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规则，即允许自然法则或是常规仅仅在某种决断性的方面被打破，并且是所有可能的逻辑合理性和准确的观察紧随着不合理的事物。在他的小说《里卡多·雷依斯死亡之年》中，他使得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仅仅存在于一个假想的世界中，这也是诗人佩索亚所采用的一种手法。而这个奇迹显现了30年代里斯本的奇妙的现实景像。伊比利亚半岛的分离使它漂向大西洋，这又是一次仅有的自然法规的打破；紧跟着的就是对荒谬错乱事物的巧妙精细的描写。在《关于里斯本被围的报道》中，事物所接受的原则被更为慎重的打乱。一个校对员在一本有关反抗摩尔人的解放战争的书中插入了一个“不是”的词汇，于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作为赎罪，他被指定写一部颠倒的历史，描述他所修正的事件；这又是一种反对只有唯一可能性断言的形式。以同样的主题，萨拉马戈还出版了一部新的、奇妙的《福音书》叙事版本，因为上帝对权力小器的渴望而体现出对预期规则的背离，耶穌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反叛者。也许，最伟大的真知灼见赋予这种想象力是在《修道院纪事》中，那位具有非凡洞察力的女英雄把亡灵的意志集中在一起，使得空中飞行在书中成为可能。但她本人和她的爱情却处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于是马芙拉修道院的建造，成了许多人意志的大灾难。

这部内涵丰富的作品，以它不断变换的视角和不断更新的客观世界的形象，由一个声音时刻伴随着我们的叙述者。很显然，他是一位传统的渊博的故事讲述者，他是这样一位大师，对他创作的下一部作品非常地谦逊，并且给予中肯的评价，指导着创作的每一步骤，并且有时穿过舞台向我们示意。但是萨拉马戈运用这些传统技巧时赋予它以娱乐性。这位讲述者也非常擅长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并且发展了现代怀疑主义，以准确的论断来讲述事物如何成立。结果就是文学被赋予个性化，同时通过敏锐的反映和通过对敏锐性的问题的洞察力，通过想像力和通过精细的现实主义，通过谨慎的移情作用和批评的敏锐性，通过讴歌和讽喻来完成他的形象。这就是萨拉马戈独一无二的创造。

亲爱的若泽·萨拉马戈，

任何试图在几分钟里就描述你作品的人，都将会中止那些似是而非的评价。你创造了一个宇宙，但不是一个粘合起来的世界。你给我们带来那些不可捕捉的历史的独创形式。你把戏剧文学作为一种叙述者，我们感觉到这是我们长久以来就熟悉的，即通过你的笔锋体现的现代解放主义和爱情，对于既定常识的现代怀疑主义的感染。你的杰出之处是把讽刺与对移情作用的辨析联系起来，距离不再隔断。我希望这个大奖将会吸引很多人关注你丰富多彩的世界。我想在此表达瑞典文学院热忱的祝贺！同时，我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过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院士

诺贝尔文学奖

评选委员会主席

克耶尔·伊斯普马克教授

（罗宁晖 译）

关于《修道院纪事》

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播葡萄牙文化，加深葡中两国人民相互认识和了解，澳门文化司署适时地推出了以中文出版葡萄牙古典和当代作家作品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葡语作家丛书》。

1996年，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联手出版了《修道院纪事》中文版，这是该丛书中的第十三部。与西方盲目的预料相反，它的出版确实是一个好征兆。

在此之前，若泽·萨拉马戈这部最杰出的小说已有了从德文到希腊文、从芬兰文到希伯来文的译本，使西半球数以十万计的读者为之倾倒。范维信教授——此前他已翻译过从加斯帕尔·达·克鲁斯到米格尔·托尔加等葡萄牙作家的作品——以其对卡蒙斯语言的精深造诣，以其果敢和孜孜不倦的工作，使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得以开始征服中国读者。他值得称颂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承认：今年春天，他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

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及其作者荣获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澳门文化司署和海南出版社决定再版《修道院纪事》，印数达数万册，这对具有数千年文明、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度来说毫不过分。

中国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修道院纪事》也即将以日文和朝鲜文出版，这将使之在东方拥有更多的读者。毫无疑问，也将使之在全世界传播，具有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小说的地位。

卡蒙斯学会主席

若热·科托

1998年12月1日于里斯本

若泽·萨拉马戈：愤怒的作家

1997年3月，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第一次前往北京，出席现在再版的小说《修道院纪事》的中文版首发式。他对聚精会神的听众们说，希望在他的墓石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接着他解释说，尽管本人得到了幸福，但不能忘记其他人的痛苦，尤其是贫穷和剥削造成的痛苦。最后，他这样说明自己的悲观态度：“我不喜欢我所生活的世界，因为有些事物本应当改变，而改变事物的进程困难重重，最贫困最不幸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又陈陈相因。”

虽然若泽·萨拉马戈说对世界和世界的进程如此悲观，但他选择了写作作为参与这个世界和生活的方式。他本人把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供读者消遣的作家，另一种是像他一样的“思想”作家，这些作家的每一本书都讨论一个问题，每一本书都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的方式，传达把读者导向某种社会意识的某种观点。其实，这是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形式初期留下的遗产，但后来它演变成了以现代所说的“重塑历史”为特点的写作方式。

模仿苏联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在欧洲各国文学界都有反映，从40年代起葡萄牙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一运动把文学视为政治武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欧洲向社会主义经验敞开大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葡萄牙，它被用来向法西斯独裁挑战，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几乎在整个独裁时期风行，即从1926年开始，到独裁政权于1974年被所谓“石竹花革命”推翻才结束。

新现实主义力图代表受压迫的劳动者的呼声，因此其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与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把这些男人和女人作为新小说（其新奇之处在于选择其英雄和故事）的愿望有时导致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关心，忘记了文学是艺术，而不是简单的电影记录片。文学需要加工，其艺术性越髙，读者便越容易与作者的思考能力相通，因为这样得以把艺术与生活区分开来。

简单地说，这就是对初期新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批评——缺乏艺术性，因此与生活混为一谈——于是它演变为富于创新精神的创作形式，激发读者产生对世界及其秩序提出疑问的愿望。

后来，从仅仅照抄工人和农民说话的小说——这不是小说，几乎是记录片——发展成为注重复杂的叙事结构的形式，这从60年代起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增加了多种声音，多种观点，使读者在阅读时不得不加倍注意哪个声音属于哪个人物，他代表着哪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我们从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中看到的正是这一发展历程以及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所说的“重塑历史”。所谓“重塑历史”即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对历史事件作出新的解释，或者根据表现的社会集团演绎出不同的解释。

但是，这种“重塑历史”还会走得更远，用文学创作纠正现实，迫使读者对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深入思考。

萨拉马戈的作品也在不断发展，他出版的最后两部小说——《失明症漫记》（1995）和《所有的名字》（1997）——讲的故事离现实越来越远，同时却又成为反映人类生活条件更加强有力的手段。可以肯定，这两部小说对他获得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瑞典文学院在陈述他入选的理由时特别强调，他“建筑在想象、同情和讽喻基础之上的故事使我们意识到稍纵即逝的现实”。

以75岁高龄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若泽·萨拉马戈喜欢谈及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确实，他于1922年出生在葡萄牙一个小小的村庄。他回忆说，作为农民的祖父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讲起男人们和刚刚出生的牲畜在一起睡觉那个时代的故事满怀深情，他还说祖父去医院并在那里去世的情景恍如昨日。记得老人离开家之前到后院与陪伴他度过一生的每一棵树告别。

但是，萨拉马戈很早便随父母迁往首都，18岁时作为制锁技师开始工作。

后来，1959年，他37岁时才开始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在那里一干就是12年，升到该社文学部主任职位。早在1974年革命之前他便参加了反对派报纸《里斯本日报》的工作，担任政治评论员和文化副刊统筹。1974年后，他成为葡萄牙最重要的报纸之一《新闻日报》社的副社长，1975年由于政见分歧离开该报，从此失业。

1976年，他应一家大出版社之邀撰写一本旅游书——《在葡萄牙旅行》，该书于1981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这使他得以用全部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直至今日。若泽·萨拉马戈是葡萄牙为数不多的几个以文学创作为生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就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被世人所承认。

他于1947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罪孽之地》，随后沉默了近20年，正如作家本人所说，他仿佛发现，在这第一次经历之后已经没有任何话可说。1966年他又开始出版作品，这一次是诗集《可能的诗歌》，1970年又出版了诗集《或许是欢乐》，这预示着他将在各个文学领域畅游：从诗歌到话剧，从短篇小说和随笔到长篇小说，最近又涉足日记体裁，萨拉马戈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例如他还翻译了大量作品，导演话剧，甚至改编音乐作品，把他的小说《修道院纪事》改编成歌剧《布里蒙达》。

尽管如此，从80年代开始发表的小说才使他成名，从1980年到1989年之间他出版了5部小说，此后又出版了3部，1997年出版的最新一部小说是《所有的名字》。

在此期间，他获得了国内以及国际的多种奖项。

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无疑是他最成功、获奖最多的小说之一，已经在4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前面已经说过，萨拉马戈的小说有意识形态成分，其中许多作品表现出纠正历史、主张以平民百姓的观点重新看待历史的意向，这一点几乎往往被正式历史书所忽视。《修道院纪事》正是这种情况，其主要情节安排在18世纪的葡萄牙，讲述的是国王为得子嗣还愿，而大兴土木建造一座雄伟的修道院的故事。

萨拉马戈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表现修道院的真正建设者们——用血汗和痛苦从附近山上取下石头的无名的工人们，而历史只用干巴巴的数字把他们一笔带过：5万劳动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建起了修道院，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