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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在无数私人生活之中看到其影响。它使得无数有产阶级的男男女女愈发迷恋于妓女的生平与人格，它更普遍地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社会调查者的窥阴癖，并且它时时刻刻都充斥于都市男女的生活交际之中。在一件关于伦敦的资料最详实的案例中，绅士阶层的公务员阿瑟·芒比（1828-1910），终其一生都在性上困扰于并记录下了当时传统的女性理想类型与充斥都市的强壮、肮脏、丑陋之工人阶级女性的身体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感。他不断地对她们观察、采访、速写、摄像、描述与归类，自身之权力与她们之堕落间的反差让他感到兴奋。他花了几十年时间追求一个女佣——汉娜·库尔维克，最终他们秘密地结为夫妇。但直到1909年去世，她一直与他若即若离，作为一个粗妇，她是他的用人——为了他，为了这个世界，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各种私人与公众场合扮成一个低贱、顺从、无知与身体物化的女人。
相似的迷恋感以及财富与权力的跨阶级动力，刺激了男性间的同性行为。不论游荡在拥挤的商业街还是土耳其浴室，对许多富裕的男性而言，与某个“猛男”的秘密私通所带来的兴奋感，显然因为社会越轨的风险而变得更刺激。1953年，《流亡的心》（The Heart in Exile）——一部富于同情的关于伦敦同性恋生活的畅销小说——中的一个贵族角色，依依不舍地缅怀着日益消失的文化。“我们这样的人如今没那么多钱了”，他抱怨道，“工人阶层不再像过去一样尊重我们了”——而在之前，工人阶层的年轻男性
是有求必应吗？男孩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地位吗？他们喜欢我们，乃是因为我们不像女人那样花他们的钱。我认为我们过分宠爱了他们，而女孩子则并未如此。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养得起女人，如果他们不想要女人的话，还有足够的钱找别的乐子。
“我们不喜欢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另一个人则说道，“我们不想找任何同类，我是指受过教育的中产。事实上，我们要的正好相反。我们想要原始的、未开化的、粗暴的。”
异性恋者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深深地染上了阶级观念的印记。医生、法学家与犯罪学家都试图理解同性恋的欲望，他们往往会对此做出区分：一种是成熟的体面人士怀有的更具爱意、更为自然的情欲；一种是工人阶层之中变态的乱交行为——这种行为，正如1949年一本名为《犯罪心理论》（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Crime）的手册所斥，只不过是混合了“原始的性冲动与尝试一切性活动的兴趣”。
同样的双重标准也反映在人们对待同性卖淫的态度上。这乃是资产阶级男性之性自由的重要推动力，但亦造成了下层女性的永久沦落。毫不奇怪，此种偏见的阶级基础，在方方面面都引发了如此强烈的感觉。同样显著的还有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审查制度的特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及其后继者们，花费了很大气力来限制色情物品的公开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迫使色情图画、写作与信息潜入了地下，并对其传播实施监管；但这并未阻止更大量的色情制品秘密生产与流通。不少绅士搜集了很多这类制品，其实主要的顾虑乃是让这些淫秽物品远离女性与大众。1960年，企鹅出版集团因为出版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受到了起诉，首席检察官J.M.G.格里菲斯-琼斯（进入过伊顿、牛津以及冷溪卫队）的开场词呼应的正是此种观点。输掉审判后，他的议论被很多更倾向自由的评论者视为荒谬绝顶，而在早几十年，他的话不过是老生常谈。格里菲斯-琼斯强调：毋庸置疑，在当今“任何正经、高尚、优良与维多利亚式的人物不宜接近此书”，但陪审团主要考虑的应在于
扪心自问，当你通读此书，你会否同意自己年幼的儿子与女儿——因为女孩也能像男孩一样阅读——也来阅读它？你会把这本书搁在自己家中吗？你会希望自己的妻子或仆人也来阅读此书吗？
劳伦斯这部作品写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其主题正反映了英国人对于性与阶级的极大痴迷。
现代束缚性自由的最后一个关键特征，即是同性恋男子所遭受的日益频繁与严厉的法律及社会迫害。这一进程同样始于18世纪，但在1800年之后愈演愈烈，并同样以英国为最。在整个19世纪，每年针对鸡奸与同性行为都有数百桩指控与定罪。直到19世纪30年代，也常有英国人因为“肛交”而被处死：从1810年至1835年，有四十六名男子因此项罪名而被判处死刑。数以千计的人则被拉出去示众，或者因其不伦行径而被投入监狱。奥斯卡·王尔德1895年被投入监狱服两年劳役，只是最著名的例子罢了。比维多利亚时代这种严苛作法更引人注目的，乃是20世纪针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诉讼在数量上的剧烈攀升。在王尔德的时代，这类罪名只占所有关于个人罪行之指控的5%，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一数字飙升至20%以上——换言之，每年有几千桩。类似的剧变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全境。抑制同性恋，甚至根除它，乃是公共政策数十年以来的一个焦点所在。人们对于女同性恋显然不大在意，从未将其入刑。不过，同样显著的是，即便只是公开讨论女同性恋，也被视为一种对于道德的威胁。在1921年，议会否决了一项将女同性恋入刑的提案，部分原因在于，大家觉得没有必要让此种“极少数”女性的行为引起大部分“对此从未耳闻之人”的注意。同样，当拉德克里夫·霍尔倡导宽容女性“性倒错者”的小说《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于1928年面世后，立刻被视为“淫秽”与“变态”读物而遭到了禁止。
19和20世纪这种大规模抑制所谓反常性行为之做法的根源，乃是人们对于此类行为之看法的一种重要嬗变。这些行为不再被视为罪恶之举，而是逐渐被看作一种不正常人格的表征，其根源（不论先天还是后天）在当时成为了人们激辩的焦点。“自然”由于“不自然”的行为而以一种关于人格类型的病理学术语来表示——同性恋之“性倒错者”、“女性瘾者”、“犯罪女性”等等。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视角源自启蒙时期尝试以全新的科学方式来理解人性的企望，但在随后的数个世纪，它发展得愈发精细与有力，使得医学与生物学成为了在性与社会层面定义“自然”的决定因素[这是米歇尔·福柯《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一书的主要洞见之一，此书乃是20世纪后期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最有影响的研究]。由此导致我们现代通过性认同而非性行为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以及我们热衷于对于给他人和自己贴上相应的标签。
因此在1800年之后，仍然存在各种重要手段监督性活动。虽然大部分针对男女性事的公共惩罚已被废弃，但“非自然”行为却面临着日益沉重的现实与精神压力。更普遍来说，重新得到强化的性约束的理想，对于社会主流观念与行为产生了一种深远影响。不过，在现代与前现代世界中的性体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关键性差异。正如我们所见，如今的性事务总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分野何在。对于主要政府机构而言，公开监督只是一种次等手段，现代强化戒律的举措要分散与细碎得多。总体而言，性戒律的支配地位已经远不如从前，并且与其他生活方式与观念之间的张力日益增强。
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性文化，既分裂于又依赖于一系列悖论与虚伪——这有时候被称为“维多利亚式妥协”，虽然其根本特征一直延续至20世纪晚期。正是在其中，性事务一方面被持续地剖析、探讨与宣传，另一方面又被认为应当远离公众的视线。在这种文化中，什么是正常与正当的行为与知识，主要得视阶层与性别的状况而定；而其中的越轨行为也就变得极富性意味。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寻找着道德原则的根基，试图越来越精确地区分公私领域，因此同一种行为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对待，这取决于其曝光的程度。正如19和20世纪的政治史所示，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得到了普遍的默许；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共事件，则会受到激烈谴责。
这种矛盾的集合可以解释为何学术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与20世纪早期性文化的特征会有如此歧异的见解。我们很容易发现富裕人士沉迷于性自由中，也不难得知妓女大量存在。基于这类论据，有些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性生活的早期（并且是男性）历史学家热衷于强调其肉体享乐的一面。更晚近与更倾向女权主义的学者则与此相反，他们倾向于再次断言女性在社会教化中所遭受的性压抑，而男性的情况则要好一些。
再以阿瑟·芒比与汉娜·库尔维克为例。芒比对于女性的任何看法都或隐或显与性有关。他总是对她们的身体充满兴趣。这两个人曾彼此亲吻，也曾当着对方的面一丝不挂。但在他们共处的半个世纪中，他们似乎从未发生过性交。他们这种关系无疑极为罕见，但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维多利亚时代性迷恋与性约束之间的张力了。
自由与平等
我的焦点主要在英国，但1800年之后类似的趋势也可以在其他西欧与英语世界中找到，至少大体上如此。相反地，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进程从一个方面而言，可谓是维多利亚式妥协的逐渐瓦解。婚姻的社会意义大为减弱，离婚率一路飙升。性滥交的程度史无前例。人工避孕的广泛运用，使得性行为和性快感与怀孕和生育的分离较之以往更为彻底。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更大自由的本源在于启蒙时代的社会与思想革命。所以，19和20世纪观念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性自由在理论与实践的扩展。过去五十年的经验不应被看作一种与此前的决裂，而应被视为这些滚滚大潮的加速前行，以及它们逐渐融入了性文化的主流之中。
男性的纵欲文化依然盛行，并发展于摄政时期以及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现代城市生活为男同性恋提供了无数发生随意性关系的机会，卖淫活动在19和20世纪持续扩张。至1900年左右，在西化的世界中，每一座港口与城市都很容易见到同性恋亚文化的痕迹（一如格雷厄姆·罗伯所言，柴可夫斯基可以转遍整个欧洲，并总能够找到某人发生性关系）。对女性而言亦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当时的女性就确信（其后的历史学家也往往同意）自己正经历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其中，都市生活为男女两性都提供了更大的自由。20世纪早期“新女性”的诞生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后，主流的女权主义以及女性气质的标准，开始越来越普遍地远离传统那种基于婚前贞洁的考量。
双重性标准的此种缓慢而持续的衰微，乃是19和20世纪更广泛思想文化之嬗变的一个征兆：平等观念持续上升并最终胜利，成为了伦理与政治事务之指导原则。维多利亚式妥协的一个基础在于，权力与原则因群体而异（不论是种族、阶级、性别抑或性取向），目的是为了他们自身以及更大共同体的利益。早在19世纪，这种预设就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其他进步论者的挑战，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被严重削弱，并最终被相反的原则所取代：所有的人都应在法律与道德上得到平等对待。如今，我们完全将此视为理所当然。这一原则在近几十年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个体的性权利如今被普遍视作公共道德与利益中最切实甚或最重要的概念。哪怕是在五十年前，这样的舆论共识也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造成这些变化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公共与私人观念的不断演化。正如本书所述，在18世纪公私之差异对于规定性自由的范围发挥了关键作用。一般来说，“私人”行为应不受法律与集体制裁。另一方面，任何行为只要在他人或集体看来是反自然或有害的，那就仍然是面临法律裁决的公共事务，即便这一行为是暗中进行的。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从来就不固定，依赖于权力、观念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女性与同性恋者的性隐私权在18世纪只得到了微弱的声张，在19世纪获得了某些实践上的突破，只有到了20和21世纪才受到普遍认可，并取得合法地位。这一发展的历史包含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反讽。正如我们所见，性隐私权的观念源自有关宗教意识之不可侵犯的论述。但如今的发展早已经超越此畛域，以至于保守的基督徒只能主张其宗教自由被女同性恋与女性的平等权利或关于避孕与流产的条款所侵犯。对于现代世界的人们而言，表达个体之性本能的权利变得比精神的良心更为重要。
不过较之以往，性并非仅仅变得更私人化，它同样变得更公共化。性隐私的逐渐扩展也伴随着公众对于谈论性事的持续而高涨的热情，始于18世纪的媒体革命并未终止于1800年，大众传播的范围与速度及其对于性事的热衷仍然在持续地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趋势还开始加速前进。尤其显著的是审查制度与个体压抑的衰落，以及网络在当代的兴起，后者也使得公共与私人的关系更趋于复杂。事实上，我们时代的巨大悖论似乎表现在，作为一种文化，我们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