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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同样知晓她们大多生活放荡，无论台上还是台下。这一时期许多知名的情妇，从内尔·格温至多萝西·乔丹，皆是舞台出身。在许多方面，当时女演员的声名都要大大超出妓女与老鸨。但重要的是，她们的成名皆始自同一时期，遵循着相同的方式——从印制肖像画到雇人作传，并且，她们的声名与其性行为密不可分。
自我推销与宣传
因此，高级妓女的日益知名，乃是18世纪一连串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它是由人们看待声名与恶名的全新态度、新的写作形式、对于舆论之观念转变，以及有关个体身份的重新预设共同造就的。它还体现了一种大众传媒之新形态的出现，私人事务与个人观念可以借此以一种此前难以想象的规模传播。它所具有的持久意义可以从两个对立的方面来解释。
首先，它使得那些宣传放荡女性的人造物大行其道。这些物品有很多——不论回忆录、轶事、肖像——至少表面上被设计得很逼真。不过，我们若进一步细察，会发现它们多数显然出自男性作者或出版者的编造。对于所有传记而言，一个卖点就在于其宣称所记属实，揭露了知名人士的个人信息与秘密。这些编造出来的记录在风格与形式上如此有吸引力，而其他的资源又非常有限，致使许多现代的史学家，甚至连《牛津国家人物传记辞典》都经常将其视为真实记载。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记住，18世纪的读者喜欢事实与虚构之间的一种模糊感。某个故事是否属实，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其主旨是为了娱乐与教育。从这一点来看，多数有关高级妓女的作品，无论其形式还是功能都与当代小说没有两样。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18世纪文化的信息，但对于其描述的那位女性则所喻甚少。对于那些女性，它们一面为其赢得与增大了声名，一面又扭曲与滥用了此种声名，未经过那些女性的同意，它们就将其他人的谎言与幻想加在她们身上。
不过在任何社会，声名都不仅是一种公众看法与投射的产物，它同样有赖于当事人自身的行为。因此，18世纪对于放荡女性之宣传的另一种解释，即在于知晓那些女性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共谋作用。实际上，她们中的不少人大肆宣传，以建立自己的名声。她们主要通过个人形象、口耳相传、书信抄本的手段在时尚圈为自己造势。不过，知名的高级妓女也积极地借助印刷来把自己推销给更广泛的受众。
她们采取的一个方式即是出版自己授权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是她们与当时一些知名的艺术家、雕刻家与出版家合作的产物。我们可以非常精准地确定此种做法的肇端之时。在1759年3月的最后一周，高级妓女基蒂·费舍尔取出了一份报纸广告，她非常恼火自己的形象被那些拙劣的“三流画家”与印刷商长期丑化，这些人将关于她的虚假作品与画像偷偷售卖给公众（印在本章的最前面）。数日后，她去见当时最成功的画家乔舒亚·雷诺兹，他马上着手为她绘制了更迷人的画像，再转化为印刷品流入大众市场。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了一段长期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因为没有人比雷诺兹更擅长绘制与处理名媛的姿色。从那时起，他为当时知名的欢场女子绘制了很多重要肖像，把她们描绘得光彩照人，并且将这些作品转换为各种形式与尺寸的印刷品发行。跟其他从事于此的肖像画家一样，他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公共形象，并且通过将他的模特捧为名流一起互惠互利（见彩图16至18以及插图45）。
也是在这个时代，那些深陷丑闻的女性，第一次发表真实的自传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类作品具有多种目的。它们可以让作者给世人展示一幅自己钟爱的画像，并且对自己的敌人指名道姓地羞辱。它们可以从热情的读者与书商那里为作者带来收益。最有利可图的，乃是这种做法可以敲诈勒索作者此前的情人与顾客，以公开其姓名与书信相要挟。此即高级妓女特蕾西亚·康斯坦夏·菲利普斯之系列《自白》的主要目的之一，其1748年一经问世，即迅速获得畅销。同年，蕾蒂西亚·皮尔金顿的《回忆录》出版了头两卷，跟她分居的丈夫随即痛斥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娼妇”。至1800年左右，这种文体已经完全建立起来。当18世纪都柏林最风光的妓女与鸨母玛格丽特·利森发觉自己运势不再时，就显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正如所有试图凭借声誉获利的名人一样，她开始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在历经数年写就、多达数百页的三大卷著作中，她讲述了一切，依据的正是她大量的私人文件、记录与通信。这好似一瓶烈酒。书中必然会叙述她自己如何被人引诱而失去贞操并沦为妓女，同时还穿插着关于她的不少鸨母的记述，其中甚至更为详尽地记录了她如何有如王国内某些最富有与最有权之人的妻子一般生活，上层社会的寻欢作乐，她情人的信件，她所认识的所有名妓的事迹，以及无数性交易与性丑闻的细节（见插图50）。因此毫不奇怪，这部作品“引起了人们最强烈的兴趣”。
这一进程又伴随着人们逐渐利用性经历作为政治武器。显然，人们很早就利用性丑闻来抹黑政治对手，在18世纪这一手段本身并不算新鲜。不过有三件事是新的。大众舆论如今日益被视为一种合法、重要且无可逃避的政治辩论舞台。这一观念早在1649年与1688年革命期间就可以窥见，此后一百年间，它得到了迅猛发展。第二个变化乃是宣传的力量已经远胜从前。在此前的数个世纪，大多数与政治有关的性讽刺只是通过口传或者简短而易逝的讽刺与诽谤抄本的形式传播。如今则形成了一种持续而广泛流通的公共印刷载体，承担起揭发性丑闻的任务。虚构的回忆录、报纸、煽动性的杂志以及讽刺性的印刷品——这一切经常公开或秘密地被用来抨击政客与某个妓女有染或者伤风败俗。
第三种新事物，乃是性讽刺被日益用于激进的政治目的：不但攻击特定的个人，甚或谴责某个淫乱的宫廷，而且还鼓动人们反对整个腐朽的贵族与君主制度。从1760年开始，扎根在伦敦的法国作家掀起了一股借助诽谤与色情作品来抨击法国教会与政府的热潮。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动机与其说本于原则，不如说出自贪婪，但他们作品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正如罗伯特·达恩顿与其他研究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所准确指出的，这股诽谤的潮流帮助塑造了法国的舆论，并且严重削弱了王室政府的合法性，不论在1789年之前还是之后。到了18世纪90年代，英国的作家与出版家也逐渐采取了相同的手法来吸引广大读者。在乔治王朝时代晚期伦敦激进的下层社会中，反教会与反贵族之色情作品的出版，与争取民主与政治革命的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最不同凡响的，则是由乔治四世那位感情不和的妻子——卡罗琳王后——亲自参与，其他人对其支持或反对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性揭发、敲诈、勒索与宣传丑闻的运动，从1806年（当他还是摄政王时）直至1821年（当她去世）。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浪荡子，而她则被指责包养自己的情人。他们的对立演变为一场舆论大战，引发了这个国家成百上千的中产与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投入到政治示威游行与激烈争辩之中。每一阶层的政客都在通过每一种印刷媒介对此煽风点火，上至国王与王后，下至格拉布街的潦倒文人（见彩图19）。
卡罗琳王后究竟地位特殊，并且她总是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而到了1800年左右，媒体革命使得那些即便出身低微、公然淫乱的女性，也可以利用她们的性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与商业效果。例如在此前的时代，一个国王的情妇绝不可能想象自己挑战君主的权威，或向公众揭露性丑闻；但如今，此种事情已屡见不鲜。1781年，演员、作家与女权主义者玛丽·罗宾逊——她正好也是当时最知名的妓女之一——公开威胁公布她之前的情人威尔士亲王的书信，直到她获得了一笔五千英镑的“赏赐”和一笔养老金才作罢。1806年，当约克公爵甩掉其情妇玛丽·安妮·克拉克且未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偿时，她同样威胁出版他们两人的生活细节。然后，公众开始知晓她曾在一个贿赂与贪腐的圈子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在公爵对于军队、教会及政府职员之任免中进行非法交易，她还参与组织影子写手炮制小册子来非议王室。最后，她把自己耸人听闻的回忆录印制了一万八千份，并附上公爵给她的情书。结果，她得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巨额赏金作为补偿（一次性给付一万英镑，并为她及其女儿提供养老金），作为交换，她得隐藏这份危险的文本（见彩图20）。名妓哈丽雅特·威尔逊做得更绝，她通过敲诈与刺激手段的并举，让自己得到了最大的利益。首先她宣布自己的回忆录即将面世，这给她此前无数的情人带来了恐慌，尤其是国王。接着，她私下给每个人写信，威胁他们若不寄来数百英镑的话就将其曝光。单凭这一招她就把数千英镑搞到了手。随后，她又提前公布了书中包括的那些嫖客之姓名。最终，这部著作分册出版，赢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又为她带来了数千英镑的收益。它在第一年就发行了三十一版，这还不包括无数盗印、剽窃与伪造的版本（见彩图21）。
50.玛格丽特·利森之轰动性的回忆录的书名页，1795年“为女作者而印”。
因此，在18世纪不仅出现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宣传观，同样出现了一种新的名媛。这类女性并不回避丑闻，她们沉湎于此。当詹姆斯·博斯韦尔1776年第一次遇见他未来的情妇玛丽·拉德时，她已经声名狼藉，并以此为荣。“噢，先生，”当他自我介绍时她叫道，“请坐下——我经常听说您，我们可都是名人啊，先生，您请坐。”这种自我意识，这种称为公众眼中之名人的自觉，乃是名流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不仅维持着这些成功妓女的生涯，也推动着女性作家与演员的事业。这种公开展露的自信只局限于极少数性独立的女人。保守的评论家则对此口诛笔伐。整个19世纪，它都遭受着持续打压。尽管如此，1700年之后出现的这种自信感标志着女性之性行为的观念与自我表现的一个分水岭。
赞美性爱
在18世纪末，一种全新的性开放态度改变了英语世界的文化。各种各样的性观念与性行为，无论婚内婚外，如今都以一种更为公开的方式被人们讨论、赞赏与实践。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出发，很容易看到这种新的宽容态度之底线所在。一个未婚的女性怀上了非婚生子，仍是一种足以致其毁灭的社会灾难。两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则更为危险。人们主要赞赏的乃是有产的白种男性对于异性之追逐，那群人掌握着这个社会的权力与文化影响力。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见，其他阶层的人同样认可性是一种自然、愉悦与令人亢奋的事物。
相较其局限性而言，远为惊人的是，18世纪这种全新的开放态度，与截至当时笼罩英国的戒律文化之鲜明对比。教会与政府的整个性监管机制已近乎烟消云散。同样不见的还有维系这一机制的思想与社会氛围。公共的性探讨如今规模更大、程度更深，它不再由男性的教会与社会精英所牢牢控制，并且也不再大肆主张婚外性行为是危险与错误的。相反，至1800年左右，这种看法在各种新媒体上或隐或显地遭到了不断的否定。结果是，其造就了一个新的传播世界，性观念在其中以差异极大的各种方式被塑造。这是一场剧变。同时，这也主要是一种都市的现象，引领者就是伦敦。即便是在遥远的北美殖民地，首都伦敦的文化仍然主导着一切。性戒律的原则在19和20世纪仍保持着很高的权威，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结语中会看到，但它们再也没能居于主导。应当说，从此以后，克制与享乐之间的张力将支配着英语世界的性文化。
这一历史进程的后果是显著的。至1800年左右，贵族与士绅成员较之此前往往更为公开地保持婚外情或通奸关系。在18世纪的各个时期，像首相、大法官、外交大臣、海军大臣、约克公爵与威尔士亲王这样的大人物，以及无数知名的男性女性皆曾如此。某些美国的开国之父，包括富兰克林、伯尔、杰弗逊以及汉密尔顿亦持有这种观念。这种社会潮流是前辈清教徒移民及其英国本土的同道无法想象的。
性快感同样逐渐得到了人们共同的赞美，尤其是在男性俱乐部。其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政治家弗朗西斯·达什伍德爵士创办了一些纵欲的团体。在其领地的中央，他建起了一座维纳斯神庙，设计得宛如一个巨大的阴道——约翰·威尔克斯1763年打算付印的那首臭名昭著的色情诗《论女性》，正是献给达什伍德这个群体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较为粗陋的俱乐部，名为“乞丐的祝福”，它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从苏格兰东部沿岸扩张，到达了爱丁堡、格拉斯哥，甚至远及俄罗斯圣彼得堡。其成员定期聚饮、谈论性事、交流黄色笑话与歌曲，以及阅读色情作品。他们还花钱请女郎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他们的核心活动是比较彼此的阴茎，并独自或集体于阳具崇拜仪式上在他人面前手淫。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中年、有产的体面人士：牧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