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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关于交际花萨莉·索尔兹伯里的一幅网线铜版画，约作于1723年。
这些画像的姿态与象征往往具有某种性暗示，而且即使是看起来最正经的印制品也蕴藏着某些目的。它将一个女人的外表公之于众，为其扩大声名，并且使得数以千计的观看者对其产生一种亲近感，甚至占有感。如一位评论者在1779年所言，最有名的高级妓女如今举世皆知，“版画店里满是她们栩栩如生的肖像”，以至根本无需介绍。
年之后出现的有关名妓的讽刺画同样亦具有扩大声名、使人亲近的作用，只是某些时候含有轻蔑意味。
44.一份廉价畅销的大报，其中有同样一幅关于萨莉·索尔兹伯里的画像。
高级妓女之声名渐著，也通过其他一系列方式体现出来。她们的相貌不仅以印刷品与绘画流通，而且也出现在彩饰与纪念章中。她们的言行被报纸报道，被书信谈论，被书本搜集。早在三明治发明之前，范妮·穆雷就据说曾经将一张二十五镑的钞票夹在两片面包之间，并一口吃掉，以显示其毫不在意这些钱。这样的声名注定会渗透到当时的文学中。早在18世纪20年代，诗人亨利·凯里就苦恼于自己那首描写“底层人爱情”的纯洁歌谣《我们街坊的萨莉》，竟被人视作赞美萨莉·索尔兹伯里的颂歌。约半个世纪后，她的生平事迹仍然是巡回木偶剧的重要主题，与迪克·惠廷顿和猫的故事不分轩轾。她的后辈们在无数的戏剧、诗歌与随笔中被提及。她们的名字出现在从歌曲到家具的一切事物之中，甚至男妓也使用这些名字。她们对于时尚的影响之深，以至于正经女性据说也模仿着“基蒂·费舍尔的姿态”，或戴着一顶“范妮·穆雷的帽子”。其影响甚至及于为赛马命名，1700年之前很少用任何个人的名字称呼赛马，更不用说声名狼藉之辈了。而在18世纪30年代，有些名为“萨莉·索尔兹伯里”的良种马参加了全国的赛马会。其后几十年，在英国与北美，又有一些著名的赛马及传种母马亦这般命名，如“范妮·穆雷”、“基蒂·费舍尔”与“南希·道森”。
45.关于交际花基蒂·费舍尔的一幅小版画，用来置于怀表中。
时至今日，性丑闻无疑更加能够使人声名远播，各种类型的色情作品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全球产业。纵观西方世界，无数人依靠公开自己或曝光他人的性经历而获取名声。出版商与广播公司则迎合着公众无休无止的窥淫癖，对于色与名的着迷乃是我们文化一个难以摆脱的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得到了摄影杂志、电视与网络这些晚近发明之最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典型的当代现象。但实际上，这种现代热潮的根基早在18世纪就打下了。
印刷大爆炸
最显著的缘由，即是印刷媒介的巨大发展。早在1700年左右，伦敦民众的文化程度就比全国其他地方要高。多数男女都能够阅读与写作，包括大部分用人与学徒。不过，从那时开始，各类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就受到了种种的抑制。最公开的乃是官方的批准与审查，历任政府都以此试图阻止与压制异端观念的发表，虽然从未彻底成功。其结果则是，多数观念在付梓之前，就已经受到了自我审查以及媒体相关规章的限制。
通过写作来传播观念的另一条途径是抄本的流通。直到17世纪晚期，这种“抄写发表”仍极为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难以付诸剞劂的重要思想。其可以容许远为自由的语言与主题，因此，大多数色情文学（淫秽与粗俗的诗歌、性讽刺作品及性爱写作）都是以这种方式流通。不过，抄本的受众更为局限，因为其复本的数量往往相当少，而且不少作者与传播者都有意地限制着读者群。即便是最流行的抄本也往往局限于社会精英的圈子，大部分作品，公众都无从知晓，不可得见。
自从印刷术发明之后，审查制度只在两次政治危机中被暂时中断：英国内战以及17世纪80年代早期。在此期间，一大堆出版物纷纷涌现，直至审查批准制度重新确立。不过，随着《许可证法》在1695年被意外地废除，审查制就永远不复存在了。于是在18世纪，前所未有的大量与多样的书籍与小册子纷至沓来，表达的自由也同样显著地得到了扩展。例如，我们知道在1677年大约有八百种不同的发行物，而到了18世纪末，一年内发行八千多种出版物也一点儿不稀奇。1670年左右，在伦敦、牛津、剑桥与约克只有约两打印刷厂得到了许可，而到了1800年，则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印刷商与出版商，差不多英国的每一座城镇都至少有一家。与此相应，书商的数量亦急速增长，遍布各地。最后，各类出版物也以全新的方式及于广大受众：通过流通及会员图书馆、读书俱乐部与咖啡屋。
46.这份关于范妮·穆雷的歌谣可能售价一便士，其中的木版画来自她众多版刻印刷品中的一幅。
报刊业的骤兴，对于创造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氛围而言，尤其重要。在1600年前没有报纸，即使在1695年，其数量仍然极少，且关注面狭窄，发行范围有限。但到了1716年，已经有大量的新办报纸流通于市面，达德利·莱德的日记不经意地就提到了至少一打数量的报纸。一份1752年伦敦“主要”报纸的目录列出了总共二十种报纸，包括日报、一周三报、一周双报、周报、双周报以及月报，这还不包括许多次要的报纸与杂志。而到了1765年，除了报纸之外，还有超过七十五种的都市期刊，其中不少期刊的发行量极大。许多报纸的读者群已经超出了首都的范围，而且在地方上，还有数十种本地的日报。
这些媒体的读者数量加起来同样惊人。当约瑟夫·艾迪生创办《旁观者》时，他预计其印量只有三千份，每期的读者约为六万人一天，通过私下传阅、公开朗读以及在俱乐部与咖啡屋流通——“如果每一份能够吸引二十名读者，这么估算还比较谨慎，那么我可以预期在伦敦与西敏寺大约会有六万名读者”。而在其后数年这份刊物达到鼎盛之时，据说“有时一天竟可以卖掉两万份”。另外，对于同样的新闻与看法、同样的书信与随笔、同样的故事与观念之不断地重复使用也日益普遍。大多数畅销报纸都至少得有一次被搜集印制成册，以确保其内容能在初次发行之后很长时间内仍得以流通。在18世纪中叶，报纸同样不断地重印、摘引、改写与抄袭别家的内容，日复一日。
印刷出版品在数量与普及性上的极大提高，改变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它使事件与看法较之过往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布。新的印刷形式，使得过去只能依靠口传或手抄的内容，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都变得触手可及。新闻、流言与信息得到了更快速与更频繁的传播，其流通规模亦甚为扩展：在18世纪50年代，即便最底层的男女也喜欢购买报纸。正因为此，塞缪尔·约翰逊在自己办的报纸中写道，英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有见识的，“我们无疑要将此优势归功于信息的涓涓细流，其在你我之间流淌，我们每个人都得到沾溉”。没有这些进展，18世纪妓女的声名远播自是全无可能。
不过，尽管新媒体的发展是其重要的促成因素，但也不能够提供充分的解释。早在17世纪前期，男女名流的肖像版画就已经颇为常见——妓女画像在一个世纪后才流行这一事实，与其说反映了新媒体的兴起，还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新观点的兴起。其他的宣传形式亦复如此。即便在查理二世治下，低贱女子的性丑闻也能得到广泛传布。在1663至1673年间，屡次重婚者玛丽·卡尔顿成为了数十种传记、自传、回忆录、戏剧及小册子的主题。跟她的作品一起，她的肖像被雕刻与出版。她的形象甚至出现在舞台上，那是一出表现其生平故事的戏剧。
从许多方面来看，卡尔顿夫人的公共形象及其文学改编，都极像18世纪那些声名狼藉的女性，她是1700年之前的一个孤例。因此，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到了18世纪，印刷与宣传不仅扩大了领域，而且逐渐被运用于新的途径。
这一转变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只能将其视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社会以及思想环境的变化所致，这其中包括民意之特性、辩论的手段与术语、有关私人与公共生活之假定、名望与声誉的性质等。
首个重要的变化是，新的传播方式的普及性，促生出一种对于民意的不同态度。在过去，直接诉诸公众意见的观念受到了作家、艺术家与政治家的普遍质疑，然而在乔治王朝时代后，这类人群逐渐强烈地自我意识到其与更广大公众间的关系，以及其自身有赖于来自公众的支持。他们不再将“普通”或“俗常”的观点视作鄙陋与谬误，并且日益热衷于衡量、塑造与遵从“舆论”——这是一个新的短语，创造于18世纪早期，反映了一种态度的变化。理论家、批评家与政客，仍然完全可以宣称大众的观点是谬误的，或者区分出审慎与盲目的评价，或者蔑视一切流行的东西；但是，民意的崛起势不可挡。正如此问题的热心研究者约翰逊博士建言：“国内批评总是有上诉至更高司法的权利，而公众，因其从未被腐化，也很少被诓骗，所以对于文学主张拥有终审权。”
不少政治、哲学与艺术史家都曾深入研究过这一进程，但严格说来，它与本书主旨的关系才更为密切。在文学与政治领域，新的传播类型与方式可以至少追溯至17世纪早期，相反，说到人们对于性行为的看法，将印刷的力量作为民意的一种载体，其进展要晚得多，也更为突然。只是在18世纪早期，才出现了一种相应的文化，在其中，广大读者可以持续且公开地谈论性事务。报刊业的兴起，使得社会信息更为自由、持续与大量地及于民众，它在一份份报刊中被不断复制、评论，被空前开放与多样的读者群体分享。通过这种方式，一套传播与讨论新闻与观念的大众传媒系统第一次稳定地建立了起来。
小册子的使用同样也发展迅速。早在17世纪，小册子已遍地开花，尤其是政治与宗教主题的。辩论家爱德华·史蒂芬斯——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他——在1689年至1706年间，发表了一百部左右的各类论著，而他还不过是个相当次要的作家，当时肯定有别的作者比他更为多产。到了1750年左右，小册子的论域大为扩展，且较之五十年前，即便是次要作家，得到其作品也要容易得多。至18世纪中期，随着报刊与小册子之出版业的不断成长，几乎任何识字的人都可以实现其将信息与观念迅速、方便与匿名地传播给广大读者的愿望。
这种新的媒体同时积极地鼓励其读者跟它们互动，从而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作者直接与读者通信并不新鲜，书籍与小册子刊出回复之文亦非罕见。不过，报纸与杂志的激增带来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大多数这类出版物颇为依赖普遍读者——往往匿名——主动寄来的通信、诗歌、随笔、广告与声明。通过这种方式，公众及其观点渐渐比以往变得更为明晰与自信。不止于此，与通俗报刊的接触本身，也必然会指导读者们熟悉全新的宣传机会与惯例。读者对于时事问题之回应，通信者之间的持续对话，以及不断散布于报纸、小册子与杂志中的公共意识，这些方面的突显，使得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从属于一种广阔、活跃与自信的讨论者群体。
这不仅仅是幻觉，因为早在1710年代，通俗报刊的编辑就已经收到了数量远超其印刷能力的信件。不幸的是，多数投给报纸和杂志的信件都未署名或只署上假名，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它们来自何人。不过，在18世纪下半叶，这种机遇感可以从詹姆斯·博斯韦尔1758年至1794年的作品目录中窥见一斑。虽然并不完整，但其中仍包括了数以百计的匿名书信、随笔、评论、诗歌、警句、批评、公告、报道与其他投稿，最初登载于二十多份不同的报刊，后来又在其他很多地方重印。博斯韦尔显然是一位绅士与老练的作家，不过那些更为平凡的男女也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可以利用报刊资源宣传自己的主张。至18世纪中叶，甚至罪犯、自杀者与死刑犯，也往往争取在小册子与报纸上宣传自己的思想。“从没有哪个时代，”约翰逊博士在1753年写道，“不论能力如何，不论教养高低，不论什么职业，任何人都显示出对于媒体如此强烈的热情。”这成为了此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操纵舆论
通俗报刊及其社会对应物——例如辩论学会与咖啡屋——并不仅仅是讨论的工具，它们的实践同时也改变了辩论的术语。这种新的交流类型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思维方式。此即新媒体影响性情感的第二种方式。
首先，较之从前更为多元的观点不断付诸剞劂。通过鼓励通信以及在爱情与性欲问题上答疑解惑，早期的报刊对于创造这种开放的环境贡献良多。行为指南与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