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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的，而且显然让参与者感到愉悦。他们在此过程中没有造成任何直接伤害，或破坏他人的平静。这种行为在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社会中得到了宽容，并且在过去有不少伟大人物都曾参与其中。因此，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它造成了什么伤害？
难道鸡奸的习惯如某些人所暗示，会使人衰弱，并因此而削弱国家的力量吗？然而，没有任何生理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此点，历史倒是提供了反例。古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比现代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强壮与勇敢，但是在他们中间“这种癖好大行其道”——“每个人都不例外，没有人为此感到羞耻”。这种行为会导致人口减少吗？这种传统的恐惧同样被其他社会的例子反驳，而到了1800年这种恐惧已经完全被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过剩的担忧所取代。边沁认为，不管怎样，平心而论，鸡奸对于人口水平的影响远远不及经济环境、自愿独身、女性生物学、男女偷欢、卖淫及其他次要因素。最后一个问题是，鸡奸是否侵害了女性的权利，这导致男人对她们漠不关心，从而降低了她们曾拥有的“性愉悦”？考虑到所有文明国家中女性满足性欲的唯一途径就是结婚，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现实中的同性恋关系一般而言并不持久或专一，除非在受到迫害的情况下。鸡奸本身并不排斥或延误婚姻，对妻子造成的伤害也并不比男女通奸更加严重。简言之，它是无害的，是“一种虚构出来的罪行”，并不比搔痒或打喷嚏更危险，对它的惩罚“完全建立在偏见之上”。
边沁推论道，对于鸡奸之宽容甚至可能有益于社会。它有可能减少手淫，虽然那种行为不被惩罚，但它看起来在所有性行为中“无疑对于……行为者的健康与持久幸福危害最大”（这是18世纪的传统观念，甚至边沁也相信此说）。与男女性交不一样，鸡奸不会导致女性的诱奸或卖淫、意外怀孕、危险的分娩、流产、杀婴、私生或人口过剩。实际上，边沁越来越胸有成竹地论证，把这一行为视为“反自然”乃是偏颇与错误的。性欲是一种自然的人类欲望，每当文明国家认为有必要教育年轻男子培养彼此亲密感情，同时限制他们与女人性交的时候，这种满足性欲的特殊方式就会得到鼓励。
实际上，边沁对于“违规”性行为的辩护不仅限于鸡奸。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主张宽容女同性恋、师生恋、兽交以及任何成人间自愿的性行为，不论结婚与否。因为“如果存在一种观念比别的更荒谬，那就是一个立法者在一男一女自愿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冲到他们跟前，检查场地，规定时间，并限制其方法与姿势”。相反，从一种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从性行为中获得的快感总和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快感是最普遍、最易得也是最强烈的，是“最大的快乐之源”、“最强烈的愉悦”，没有什么在数量上比这种行为“产生更多快乐”。如果建立起一种“包容一切性满足方式的整体自由”，包括宽容避孕、流产、杀婴与离婚，那么人类将会得到巨大而恒久的利益：“其在现实中带来的快感难以计数。”
值得注意的是，边沁从未发表这些文章，虽然他曾反复考虑这么做。他很清楚，这些文章可能为其哲学与人格招致多大憎恶，尤其是正如他本人曾尖锐分析过的，在当时的环境中，对于鸡奸的憎恨成为了一个人声誉的试金石。不过“为了人类之利益”，他也感到有必要详尽思考这些问题，一遍又一遍非常详细地将其付诸笔墨，与别人秘密地分享，希望这一切有助于对这些问题最终的“自由探讨”与普遍容忍。“至少，”他解释说，“当我死了之后，人类在这方面会比现在更好。”
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这些观念在他的朋友间以及激进的思想圈子中得到了广泛争论。在1810年代中期修订这些手稿的时候，边沁与他的密友与助手们生活在一起，包括弗朗西斯·普雷斯以及政治哲学家詹姆斯·密尔[还有他的小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后来抨击“（所谓的）基督教道德”及其“性爱恐惧”的经典之作明显得益于边沁]。其他明显受到边沁之鸡奸观念影响的重要思想家与活动家有威廉·葛德文、艾伦·伯尔、彼得·马克·罗杰特、埃蒂安·杜蒙，以及他自己的弟弟与合作者塞缪尔。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当边沁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多数而非少数”像他这样的异性恋者，痛恨那些性取向“毫无害处”的“无辜之人”受到的无端迫害。在他死后不久，其私下阐述的不少论点就在那首著名的匿名诗作《唐·利昂》（“Don Leon”）中得到了详尽而公开的表达，这篇作品呼吁宽容鸡奸行为之毫无害处的自然激情，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它首先是以半秘密，其后则以公开形式流传。尽管如此，这些观念仍然属于另类，饱受非议，它们的逐渐澄明，正显示出19世纪初期性自由的理想具有何等深远的潜在影响。
启蒙的观点
性自由的兴起不仅限于英格兰，它实际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因为它被研究得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们很难知悉18世纪晚期性自由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波及其他国家，虽然看起来它显然无所不在。并且，对于性自由的具体辩护似乎根据民族国家语境之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同样明显的是，从中世纪开始，英国的神学与哲学观念之发展就与欧洲大陆之相关发展保持平行，并且受到了国外作家与范例的深刻影响。性自由最极端的支持者们，从阿德里安·贝法兰到夏尔·傅立叶，往往都来自国外。而所有英国本土最具影响的个人自由理论家，从霍布斯到边沁，都受到了国际上关于宽容、自然法、刑事司法以及个人伦理之争辩的启发。
同样显著的是，性自由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混乱而无意识的过程。它不是任何政治或哲学规划中的一部分：极少数思想家对其有过系统论述。它主要是随着新思维方式的逐渐扩散，以及人们对此的普遍接受、运用与延伸而发展出来的。性自由的观念可以源自《圣经》，也可以源自截然对立的反宗教主张，正如新兴的激进世俗哲学同样完全可以为传统道德提供支持。事实上，在任何特定的途径与任何特定的结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
因此，1800年前性观念的变迁是沿着一条非常紊乱与偶然的路径，是新旧观点东拉西扯和七拼八凑的结果。不过，这难道不是大多数观念的传播方式吗？难道不是我们多数人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吗？正是这种多元思想的融合与思维方式的根本变迁，解释了为何性自由的观念虽然从来都不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却最终成为了此运动最普遍的后果之一。
它同样有助于解释——正如不少18世纪思想家所意识到的——为何最终的结果不是一种关于性自由之范围的全新共识，而是眼花缭乱的各种道德观点，彼此间存在着不可缓解的张力。原因不仅在于正统思维方式的持久影响巩固了性戒律的文化，还在于启蒙运动内部对于理性、自然与社会之观点在改造论辩话语的同时，本身也引发了不少全新的原则问题与阐释问题。正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于1725年写道，不难知道为何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如此“多样化的道德原则”——它们源自“不同的幸福观或良善观，以及人们对于达到此种目的之最有效方式的分歧意见”，源自人们对于“何为公共利益以及如何促进公共利益”之争议，还源自千奇百怪的“神意观与神法观”。
简而言之，性自由并非是一系列互相协调的判断，而是一组得到多种阐释的观念。公共行为与个人行为应如何准确界定？“自然”行为的界限在哪里？应该如何定义“危害”或“同意”？国家还能以什么角色来制裁肉体关系、维护道德、保持健康、规定非法行为以及保护弱者？当性自由与其他基本价值冲突之时该怎么做？相较于合法婚姻之定义——这曾是传统性伦理的核心问题——这些在当时是并且现在依然是更加复杂与棘手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化，我们的回答一直变动不居，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取得一致。事实上，我们经常争论不休，在法律、哲学、政治以及公共生活等方面，这些问题激起了19、20和21世纪某些最激烈的争辩。但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试图把道德价值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不是根植于神圣的戒律。
第三章 诱奸的热潮
对于女人反常的、无尽的性欲，哪一个国家、哪一座村庄不怨声见道？
——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1621），第541页
为什么女人在爱的方面比男人更有创造力？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她们拥有更多的欲望，更饥渴的情感，更强烈的性欲，以及更多恶魔的禀赋。
——威廉·威彻利，《乡村妇女》（1675），第IV幕第2场
作为一种性别，女性要比男性更为贞洁……男性无疑比女性更受制于欲望。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论》（1792），第281、312页
多数女人（她们很开心）并不为任何一种性感觉所困扰。这对于男人很普遍，但在女人那里只是例外。
——威廉·阿克顿，《生殖器官的功能与紊乱》（1865），第112页
自西方文明初始之时，人们就一直相信女人的性欲更加旺盛。最极端的厌女观认为，女人的心灵是腐化的，其子宫是贪婪的，她们的“色欲之火”如此强烈，以至于“真敢做的话，所有女人都会成为娼妇”。更一般的观点则认为，虽然性欲是一种普遍的诱惑，但女性对此无论在心理、道德还是身体上都比男性更缺乏抵抗力——她们更不理性，更难以控制自身的激情，更难以自制。因此，在基督徒接受的教诲中，人类的全部罪恶实际上都源于夏娃这位女性始祖原初的弱点：性的玷污仅仅是其表现之一。对于女性之缺陷与性欲的假定乃是《圣经》、古典、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思想中的老生常谈。正如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其他学者经过详细探讨所论证的，这种假定是前现代观念世界的基石之一。
因为人们认定女人很容易被唤起性欲，所以直至18世纪，人们普遍相信女性的性高潮对于怀孕而言必不可少，如果缺乏性高潮，就不可能怀上孩子。这也是为何塞缪尔·佩皮斯在与一位情人偷欢达到高潮之后，马上担心起对方是否也达到了高潮——直到她亲口确认自己并没有。这同样可以解释女仆安娜·哈里森为何有那种气喘吁吁的言语，她在17世纪90年代通过与熟人偶尔发生性关系来增加收入。“求求你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当一个男人进入她的身体时，她这样喊道，“我害怕你让我怀上孩子……不，不，我必须小心才是，怀上孩子太麻烦了，得不到父亲的承认。”正统的观点就如主张一夫一妻制的虔诚之士约翰·伊夫林在1676年对于一位年轻新娘的建议，在性生活之中避免自己的性高潮“非但不可能，而且很愚蠢”。
到了1800年，相反的观念却牢固地确立了起来。如今人们相信男性本质上更为好色，并且热衷于引诱异性。与之相较，女性则被视为纤弱的、守势的，在性方面处于被动，需要时刻警惕男性的贪婪。人们也不再认为女性的性高潮对于怀孕而言必不可少。
这一转变在18世纪中叶就已开始进行，其最著名的表现为最早一批用英语写作的伟大小说，出现时间在18世纪40与50年代。正如批评家伊恩·瓦特所指出的，在五十多年前，这些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性意识是“一种历史的新生事物……完全有悖于”此前的所有文学作品，它们标志了“我们文化史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突变”。此前从未存在这样一种区分，即男性拥有不可救药的色欲，而贤淑的女性则根本没有性欲，而在此之后，此一观念乃成为了“我们文明的一个本质特征”。自此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本质上不如男性好色。这一新观点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纵观19和20世纪，此种认为女人相对被动的性观念构成了整个西方世界两性互动的基础，其影响无处不在，如今依然。
科学解释？
此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几乎从未有人问过这一问题。事实上，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法律理论家以及其他学者经常将此视作当然，并且主要把目光放在其影响上，经常认为这一变化乃是新科学观念所带来的结果。此种假设尤其通过托马斯·拉奎尔的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赫赫有名的《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支配了当今有关性与性别的史学著作。此书通过精妙的个案研究揭示出，在整个西方历史中，医学观念如何被社会所构建。拉奎尔揭示出，科学家用以描述身体的术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源于不断演化的有关男性女性之本质的文化假设。从古典时代直至启蒙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男性与女性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解剖结构，然而此后人们开始越来越强调——虽然从未完全排除其他观念——两性身体天生的差异。
拉奎尔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解剖学上的观念变迁反映了更普遍的文化转变，而非科学进展——这是他的部分观点。至于这些关键的“社会与政治新发展”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关联到思想领域的变迁，“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尽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