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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很细，双腿瘦弱。他很脏，他的一切都很脏，连眼白也不干净。
我说得太武断了。沃什·威廉姆斯并不是一切都脏。他对自己的手照料有加。他的手指肥大，可那只放在电报房桌子上发报机边的手，却敏感细腻，线条优美。年轻的时候，沃什·威廉姆斯曾被称为全州最优秀的电报员。尽管已沦落至温士堡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他依然为自己的本事感到自豪。
沃什·威廉姆斯不和镇上的其他居民打交道。“我不会和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他用昏花的双眼望着走过月台、路过电报房的人们，这样说道。傍晚，他沿着主街，走到艾德·格里菲斯的酒馆里去。不知多少酒下了肚，他才踉踉跄跄地回到新威拉德旅馆的客房，爬上床休息。
沃什·威廉姆斯是个勇敢的人。一些过往令他憎恨生活，恨得透彻心扉，恨得恣意纵情，仿佛一个诗人。首当其冲是女人。“贱货。”他这样叫她们。他对男人的感情则稍有不同。他可怜他们。“有哪个男人的生活不是由这个贱货、那个贱货来替他安排的？”他问道。
在温士堡，没有人在意沃什·威廉姆斯，以及他对别人的恨。有一次，银行家的妻子怀特夫人向电报公司投诉，称温士堡的电报房又脏又臭，但徒劳无果。镇上各处都有男人尊敬这个电报员。他们本能地在电报员的身上体会到一种闪闪发光的憎恨，他恨着他们没有勇气去恨的东西。当沃什·威廉姆斯走过街巷，这些男人会不由自主地向他脱帽或鞠躬，以表敬意。管理着穿过温士堡的铁路沿线各处电报员的主管亦如此。他把沃什安排到温士堡那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里，就是不愿意解雇他，他想把他一直留在那里。他收到银行家妻子的投诉信以后，把它撕得粉碎，厌恶地笑了笑。由于某种原因，他在撕碎信件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沃什·威廉姆斯有过一个妻子。当他还是一个小伙子的时候，他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和一个女子结了婚。女人又瘦又高，蓝眼黄发。那时，沃什自己也长得俊俏。他全身心地爱着那个女人，就像他后来全身心地恨所有女人一样。
在整个温士堡，只有一个人知道究竟是何曲折将沃什·威廉姆斯的身心都变得如此丑陋。沃什·威廉姆斯曾把他的故事说给乔治·威拉德听。那次倾诉的原委是这样的：
一天傍晚，乔治·威拉德去找贝拉·卡彭特散步。贝拉在凯特·麦克休开的女帽店干活，给帽子做花边。小伙子并不爱慕这个女子。她其实有一个求婚者，在艾德·格里菲斯的酒馆里做酒保。两人走在树下，拥抱了几次。是那个夜晚和各自的思绪在他们的内心勾起了点什么。他们走回主街，路过火车站边的那块草坪，看见了沃什·威廉姆斯。他躺在草坪的树底下，似乎是睡着了。第二天傍晚，电报员和乔治·威拉德一起出去走了走。他们沿铁路而行，然后在铁路边一堆腐朽的枕木上坐了下来。就是在那时，电报员向年轻的记者说起了自己关于憎恨的往事。
或许有十多次了，在乔治·威拉德和这位古怪、走形、住在父亲旅馆里的男人之间，话已经到了嘴边。小伙子看着那丑陋至极的面庞，看着那睥睨的目光瞪着旅馆餐厅的各处，心里好奇万分。那隐匿在眼神之下的东西告诉他，这个男人虽然和别人无话可说，却对他有话要说。在夏日傍晚的枕木堆上，他满怀期待地等着对方开口。电报员依旧沉默不语，似乎改变了主意，不想说话了。小伙子开始找话说：“您以前结过婚吗，威廉姆斯先生？”他这样挑起话头，“我记得你结过，对吧？你的妻子已经不在了，是这样吧？”
沃什·威廉姆斯啐了一连串恶毒的脏话：“是的，她死了。”他承认道，“她死了。所有女人都死了。她现在是活死人，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走来走去，把世界变得又脏又臭。”他瞪着男孩的眼睛，脸色因盛怒而发紫。“别傻乎乎地胡思乱想，”他用命令的语气说道，“我的妻子，是死了。是的，没错。我跟你说，所有女人都死了，我的母亲，你的母亲，那个在女帽店干活的又高又黑的女人，我昨天看见你和她一起散步了——所有人，都死了。我告诉你，他们的心烂透了。我是结过婚，没错。我的妻子在嫁给我之前就死了。她是个肮脏的东西，面目是更为肮脏的女人。她被送到我身边，就是为了让我的生活难熬。我那时真傻，你知道了吧，就跟你现在一样。我跟这个女人结婚了。我希望男人能把女人看得清楚一点。她们就是上天派来妨碍男人的，妨碍他们把世界变得更有价值一点。大自然的诡计罢了。嗬！她们偷偷摸摸，匍匐，蠕动，还有那些柔软的手和蓝色的眼睛。女人的面目让我恶心。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杀掉我见到的每一个女人。”
乔治·威拉德吓得不轻，但又被丑陋的老头眼中那灼灼的光芒深深吸引。他听着，心里是熊熊燃烧的好奇。夜色袭来，他把身子向前倾，想要看清说话人的脸。黑暗渐渐拢起，他再也看不清那张发紫而臃肿的脸，和那双目光如炬的眼睛。他有一种奇怪的幻觉。沃什·威廉姆斯语调低沉而没有起伏，使得他说的话更加难听。黑暗中的小记者想象和自己并肩坐在枕木堆上的是一个俊美的小伙子，有乌黑的头发和黑亮的眼睛。在丑陋至极的沃什·威廉姆斯诉说憎恨往事的声音中，有了一种近乎美好的东西。
在一片漆黑中，坐在枕木上的温士堡电报员成了一个诗人。憎恨将他升华。“我之所以把我的故事告诉你，是因为我看见你亲了贝拉·卡彭特的嘴唇，”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希望你留个心眼。你的脑子里可能已经在做美梦了。我要摧毁你的幻想。”
沃什·威廉姆斯开始讲述他和那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女孩的婚姻。两人相识的时候，他还在代顿市做电报员。他的故事不时涌现出美好的时刻，也夹杂着一串串恶毒的脏话。电报员娶的女孩是牙医的独生女，牙医有三个姐姐。在结婚当日，他因为能力过人获得了晋升，做了调度员，加了工资，被派往哥伦布市的办事处。新婚宴尔的两人在那里定居下来，准备按揭买房。
年轻的电报员深陷爱河。他宗教热情高涨，因而躲过了年轻时代的重重陷阱，直到结婚前还是处子之身。他给乔治·威拉德描绘了他和年轻的妻子在哥伦布市的生活图景。“我们在房子的后花园种菜，”他说，“你知道的，豌豆和玉米之类的。我们搬到哥伦布的时候是三月初，天一暖和起来我便去花园里干农活了。我拿着一把铁锹松黑土，她在一旁笑着跑来跑去，假装害怕我挖出来的那些虫子。四月末播种。她站在苗床之间的小路上，一只手提着纸袋，里面装满了种子。她不时递给我一些，我把种子撒在温暖、柔软的土地里。”
在黑暗中说话的男人哽咽了片刻。“我爱过她，”他说，“我不会说自己不傻。我依然爱她。在春天的日暮中，我在黑土地上匍匐至她的脚下，趴在她面前，亲吻她的鞋子，亲吻她的脚踝。她的裙摆拂过我的脸庞，我在颤抖。那样的生活度过了两年，我发现她还有三个情人，趁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家里。我不想对他们或是对她动手，只是让她回娘家，一句话也没说。没什么好说的。我在银行里存了四百块钱，全给了她。我没问她为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她走了以后，我哭得像个傻孩子。过了不久我就为房子找到了买家，卖房所得的钱我也寄给了她。”
沃什·威廉姆斯和乔治·威拉德从枕木堆上站起来，沿着铁路走回镇上。电报员很快将故事拉向了尾声，已经激动得无法呼吸。
“后来她的母亲叫我去，”他说，“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去她代顿的家里。我到那儿的时候是傍晚，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间。”
沃什·威廉姆斯的声音高了起来，有点像呐喊：“我在客厅里坐了两个小时。她的母亲领我进去，然后就走开了。他们的房子很时髦。他们是人们常说的体面人。客厅里有长毛绒的扶椅，有一张沙发。我浑身都在颤抖。我想是哪个男人辜负了她，我真恨他。我受够了一个人的生活，我希望她回到我身边。我等得越久，就越不能掩饰自己的情感，心里也越柔软。我觉得如果她走进来，只是用手碰一碰我，我可能就会昏过去。我多渴望原谅她，多渴望既往不咎。”
沃什·威廉姆斯戛然而止，停下了脚步，盯着乔治·威拉德。男孩的身体怕冷似的颤抖着。男人的声音又变回了柔软低沉。“她走进来了，一丝不挂。”他继续说道，“是她的母亲脱的。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她就在给女儿脱衣服，可能还哄了她好一阵子。我先是听见一扇通往小走廊的门有了动静，然后门轻轻地开了。女孩很羞耻，一动不动地伫立着，盯着地板看。她的母亲没进来。她把女儿推进了门，自己便站在走廊里等着，希望我们会——嗯，你知道的——她就那么等着。”
乔治·威拉德和电报员拐进了主街。灯光从店铺的窗户里透出来，亮晃晃地照在人行道上。人们来来往往，有说有笑。小记者感到一阵恶心与无力。他想象自己也变得衰老走形。“我没杀了她的母亲。”沃什·威廉姆斯说道，目光沿着街道在远近游走，“我用一把椅子砸了她一下。邻居赶了进来，把椅子抢走了——她叫得很响。如今我再也杀不了她了。那件事过后一个月，她就发高烧死了。”
思想家
温士堡的塞思·里士满和母亲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曾是小镇的名胜。但是，到了塞思住在那儿的时候，房子的荣光已经暗淡了。银行家怀特在七叶树大街造了一座砖头豪宅，抢尽风头。里士满家的宅邸坐落于一处小山谷里，在主街最远的尽头。从南方来的农民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穿过一片核桃林，与木板栅栏贴满了广告的集市高地擦肩而过，策马而下，穿过山谷，来到镇上。温士堡南北两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果和莓子，所以塞思经常看见一队队马车满载采莓的男孩、女孩和女人，在清晨驶向农田，又在傍晚灰头土脸地往回赶。人群叽叽喳喳，大声地说着粗鲁的笑话，一车接着一车，有时搞得塞思很心烦。他很难过自己不能笑得如此放肆，不能嚷一些无聊的笑话，不能成为这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欢声笑语之中的一个身影。
里士满家的宅邸是用石灰石砌成的，尽管村子里的人都说这房子已是明日黄花，但其实，随着年岁的流逝，它变得越发美丽。房子的砖石增添了光阴的色彩，墙面多了份金色的韵味；每逢傍晚或阴天，光阴又将屋檐下的暗处点缀得斑驳陆离、黑褐错杂。
房子是塞思的祖父建的。他是个采石工人。他将这座房子，连同北边十八英里外伊利湖区的采石场，一并留给了儿子克拉伦斯·里士满，也就是塞思的父亲。克拉伦斯·里士满性格安静又充满热情，在街坊邻居中很有威望。他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街头与一名报社主编斗殴，丢了性命。争执的起因是报社要让克拉伦斯·里士满的名字和一名女教师的名字一同见诸报端。可因为是死者最先挑事，对主编开了火，所以惩治凶手的努力并没有结果。采石工人死后，人们才发现他在朋友的怂恿下，做了投机买卖和不靠谱的投资，已将继承所得的大量遗产挥霍殆尽。
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弗吉尼亚·里士满过上了退休的乡村生活，专心带儿子。她没了丈夫，孩子也没了父亲，这令她悲痛万分，但对于他身后四处流传的那些谣言，她半点也不相信。在她心里，那个人见人爱、善解人意的大男孩只是不幸罢了，他的好，常人的生活配不上。“你会听见各种各样的传言，但你不能信，”她对儿子说，“他是个好人，对所有人都很和善，他不该走上生意人的路。无论我对你的未来有何规划，有何期许，如果你能成为你父亲那么好的人，我就别无所求了。”
丈夫去世之后几年，弗吉尼亚·里士满开始担心起收支的问题来，她想找点法子挣钱。她以前学过速记，于是托了丈夫朋友的关系，在县城谋了一个法庭速记员的差使。有庭审的日子里，她每天早上乘火车去那儿；若是没有案子，她便在花园中的蔷薇丛里劳作度日。她个子高，腰杆挺得笔直，相貌平平，有一头浓密的褐发。
塞思·里士满十八岁的时候，他和母亲的关系就已经开始影响他与别人的交往了。母亲对小伙子尊重得近乎病态，在他面前很少出声。当她真的重重地说了他几句时，他只要泰然自若地盯着她的眼睛，就能看见她的眼神显露出犹疑。他早就注意到，他看着别人的时候也能看见这种神情。
事实上，儿子思考问题清晰过人，而母亲不是。她想当然地以为，所有人对生活的各种反应都是约定俗成的。你训斥儿子，他便会瑟瑟发抖，看着地上。等你骂得差不多了，他就会哭起来，然后你就会原谅他。他大哭一场，然后上床睡觉，你悄悄溜进他的房间，给他一个吻。
弗吉尼亚·里士满不明白，为何她的儿子从来不这样。即使她非常严厉地骂了他一通，他也不会发抖，也不会看着地上，而是平静地盯着她，使她感到不安，念头开始动摇。至于溜进他房间这种事，塞思刚过十五岁她就不敢再做了。
塞思十六岁的时候，和两个男孩一起离家出走了一次。三个男孩爬进一节开着门的火车货厢，去了大约四十英里外的一座小镇，那里正在举办集市。其中一个男孩有一瓶威士忌混黑莓酒，三个人坐在车里，喝着酒，腿伸在外边晃啊晃。塞思的两个小伙伴放声歌唱，当火车经过沿途小镇的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