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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烧在一起了，分不开。李弥给了那军官一马鞭，自己跳下了墓坑，其他人也只有跟着跳下来。李弥抱着我的头说，你们都给我轻一点，不要弄痛了我这兄弟。我那时大约死不瞑目。我能合眼吗李老师？松山都快要攻克了，我马上就要打回老家去了，我还要睁大眼睛看着他们滚回东洋哩。李弥蹲在我身边帮我揉眼眶，想让我合上眼。他揉啊揉，忽然站起来大喊：王副官，快给老子抬担架来，这位兄弟还在淌眼泪！
那是我最后一滴眼泪。从那以后，我再悲伤都只有干号了。没有眼泪。我的眼泪被烧干了。
我的抗战就这样结束了，想想挺窝囊的。在国家民族需要你效命的时候，你拼尽了全力，也只能做芝麻大点的事情。到今天，真是恨不抗日死，至今蒙难羞！哪像我们联大伟大的诗人廖志弘同学，死得那样轰轰烈烈，那样悲壮激昂。
对了，我后来为什么李代桃僵、顶了廖志弘的名字，跟随李弥参加内战呢？我还是把故事讲回到松山上吧。廖志弘离开那天早上，小三子把头晚帮我们烤干的衣服送来，匆忙中我们互相穿错军服了。领章上都是一杠三星的上尉，战场上军衔在，军人的荣誉和责任就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就得听你指挥。本来远征军的军装左胸前都有个胸章标识牌，上面写有部队番号、军衔、军种、姓名。但在战场上，除非你战死了，哪个还有闲心去辨认那标识牌？
我的勤务兵小三子被我派去跟随廖志弘押送那个日军俘虏到远征军长官部，后来就一直跟着他重返战场。小三子以为我战死了，就对廖志弘说，我的长官死了，你就带我一起打鬼子吧。他是羡慕廖志弘所在的那个伞兵突击队武器好、吃得也好，美国的牛肉罐头放开来吃。而在我的连队，一天也就一斤大米，美国牛肉罐头要营级以上的官佐才配发。他们后来参加了收复龙陵的战役，然后追着小鬼子的屁股打，一直打到一个叫黑山门的地方，廖志弘已经受了伤，但国境线就在前方，亲手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是一个抗日军人多大的荣耀啊。
但我们的诗人廖志弘，却战死在中缅边境的国门口，阵亡时间是1945年元月19日。两天后，我们滇西远征军和驻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胜利的曙光即将带来和平，我们的诗人却倒下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廖志弘是一个完美主义的诗人，不是他的诗如何完美，而是他的人生。在他倒下的地方，一首最为完美的史诗，终于以血写成了。“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会忘记”。
1946年，我从内战前线回到昆明，小三子告诉我说，廖志弘牺牲时，他就在他身边。他已经浑身是血，都不知道他身上到底有几处战伤。小三子听廖志弘断断续续地对他说：“贾霁……贾霁……”他以为廖连长临死前糊涂了，忙高声喊，长官，我是郑霁，郑霁，不是贾霁。小三子是贵州人，大约听不懂廖志弘的湖北官话。1961年我第一次服刑提前出狱后，曾经想回一次龙陵老家。但走到怒江河谷上的惠通桥哨卡就被挡回去了。为什么？因为那时“搞政治边防”，我这样的人不能靠近边境线，哪怕我的家就在那边。我只能在松山对面的山上遥望我的家乡和松山。记得就在那天，我听到远方的云团上有个声音飘来，那是廖志弘当年在天堂里的叮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才幡然醒悟，这才是他最后的遗言！
家祭啊家祭，我们现在何以有家？
我负伤后在昆明的美军医院昏迷了二十多天，醒来后发现人们一直在叫我廖志弘。那是因为我那身烧得破破烂烂的军装，刚好还可辨识出“廖志弘”三个字。养伤期间李弥曾经到医院来看我，为我授勋，还带来了廖志弘的一大堆家信。由于我是战前刚调来第8军的部队，他怎么会认识我这个小军官呢？加之我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我的营长、团长都战死了，连里的兄弟也没几个活下来的。因此他就根据下属的报告把我当成71军的廖志弘，授勋证书上也写的是廖志弘的名字。说真话，我认为他配这个荣誉，人都战死了，没有勋章，连碑都没有一块。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以自己的名获得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我相信可以告慰他的英灵了。天堂里的常娟也会为他感到骄傲，为我感到高兴。再说，当时已经把战功表寄给廖志弘的家乡了，我实在不愿廖志弘的父母再接到一纸“荣哀状”，也就是国民政府发的阵亡通知书。
我从内战前线狼狈逃回云南的路上，曾经专程去到湖北廖志弘的家乡，想把那枚勋章交给他的亲人。廖志弘的遗腹子已经一岁多，他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和欢乐源泉。我还记得他的妻子那时的模样，朴素、沉静，温婉、贤惠，虽是乡下女子，但也不失落落大方。我在他家喝了一碗茶就仓皇逃跑了，就像一个懦弱的逃兵。因为那时我已经玷污了这枚勋章……
那些年我一直以廖志弘的名义给他家写信，告诉那远在湖北的老父老母，弘儿立战功了，弘儿又晋升了，弘儿随军开赴北方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弘儿定会带一面日军军旗回家，弃之于猪圈，任吾家猪狗践踏；弘儿戎机紧迫，实在无暇回家探望父母……到了1950年以后，我再也不敢给那边写信了，怕给人家带来麻烦……黄遵宪有诗云“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兄弟”。我顶着廖志弘的名参加内战的那些日子，多少个夜晚，哭我又哭我的好学长啊！我人生中的错事做得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错的一件事。
唉，就让他们以为廖志弘到台湾去了吧。人只要没有确切的死讯，就会给活着的亲人留点希望。
卷宗四
1975：第四次交代——以特赦之名 18 回家
“赵广陵，又名赵迅，廖志弘，国民党伪第8军103师中校团副兼营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现在予以特赦，恢复公民身份和权利。赵广陵，上台领取特赦证。”
劳改农场的特赦会场庄严隆重，四周插满了红旗，难得的喜气笼罩着会场，就像过年的气息。赵广陵眼眶湿润，嘴唇哆嗦，以为自己高坐在云端里。台上的领导在宣布本次特赦名单时，他不相信会有自己。他这样的战犯军阶太小，这是国家第七次赦免战犯，前六次几乎都是少将以上的军职。在他前面被宣布获得特赦的还是一个上校呢，那家伙当时就哭了，口里直呼：“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赵广陵此刻也想说点什么，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松山劳改农场在押的十二名战犯全部获得特赦，让其他犯人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赵广陵那时却一次又一次地仰望松山主峰。再见了，松山，我的生死兄弟们的血衣葬地；再见了，松山！你太沉重，我背不动了。
第二天赵广陵他们被拉到保山一所废弃的学校集中学习，每人发一套簇新的蓝布中山装，两双布鞋，一百元生活费，还有医生为他们体检。政府管教干部向他们宣布相关政策：过去有单位的，回原单位安排工作，没单位的可选择留队工作，也可回家自谋职业；没有家人的政府派人送回原籍，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工作。身体有病者，可按国家公职人员报销医疗费用。从今以后，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了，无产阶级专政把你们从鬼变成了人，你们要……
特赦的战犯们心悦诚服，频频点头，百感交集，感恩戴德。“从鬼变成了人？”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我们当了那么多年的鬼。但不管怎么说，能获得自由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有再一次从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感慨。如果往身后望一望，背脊也许还会发凉。
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像个干部培训班，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还应邀作一些报告，向革命群众忏悔自己的反革命历史，旧社会让他们从人变成了鬼，新社会如何改造他们，让他们一步一步地从鬼变成了人。他们不是讲台上的英雄，也不是批斗对象，他们是社会的“灰色”教材，既不明，也不暗，既不再是反面，也不全然正面。他们是阶级阵线泾渭分明的社会中的“新人类”。就像赵广陵在一篇学习心得中写的那样，“我们这些上错了贼船的人，共产党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让我们在年过半百后重新做人。人民政府特赦我们那一天，就是我们的新生。我们现在才刚刚满月。”
感恩是真诚的，但这个前后蹲了十几年监牢、满头秋霜般白发的“刚刚满月的新生婴儿”，眼下的难题是找不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学习班结束后，其他特赦战犯都欢天喜地地被家人接走了，赵广陵第一次被捕前的那家木器生产合作社已经解散，而他的家庭早就妻离子散。“老赵，你能去哪里？”负责分管他的管教干部洪卫民问。这个小伙子新婚燕尔，其他特赦战犯都被接走了，学习班只剩下赵广陵一个人，他不把他安顿好，也回不了家。
赵广陵把手指插在灰白的头发里，抓挠了半天才说：“小洪同志，你能给我一支烟吗？”
洪卫民说：“你不是早戒烟了吗？”还是递给了他一支。
赵广陵回答说：“我还早戒了家庭生活了哩。小洪同志，特赦后我给我的前妻写过一封信，我想去她那儿。但她……现在还没有回信。”
洪卫民叫起来：“老赵，这不可以，你前妻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还有个儿子。”赵广陵底气不足地说。照理讲他应该给大儿子豆芽写信，不管他现在姓什么了，他还是他的亲爹。但他一不知道豆芽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二不敢相信豆芽还会认他。这对父子，现在闹不清谁欠了谁的。
“这样吧，既然你愿意回昆明落籍，我们就先回昆明再说。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儿子，我呢，带着公函跟当地政府接洽一下，看怎么安置你。”
赵广陵望着洪卫民，像一个要跨出大花轿的新娘那样羞涩起来，“你认为，我……我可以回……家吗？”
“老赵，你没有家了，人民政府会负责帮你安一个家。放心吧。”洪卫民胸有成竹地说。
第二天，两人成行。长途客车在崇山峻岭中的老滇缅公路上穿行。还是这条公路，三十多年前，它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数十万远征军将士在这条公路上衔枚疾走，奔赴疆场。三十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个幸存者走在了老路上。没有荣誉，没有家人，没有权势，没有财富，只有感怀。正是春天，田野碧绿，山岭苍翠。迎春花已经谢了，杜鹃花开放得正热烈。自由开放的花儿，自由觅食的牛羊，自由飞翔的鸟儿，还有车上那个终于获得自由的老流浪汉、老囚徒、老军人。他把头伸出车窗外，让清新的春风梳洗自己灰白的头发，梳洗自己满面的沧桑，梳洗自1950年以来的躲藏、掩饰、伪装、造假的破碎历史。现在他被梳洗清爽了吗？他不知道。他方发现即便是在不蹲监牢的日子里，他过的也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不过是社会上的一只过街老鼠，从不敢让自己的历史见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他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一个自由的人，应该是生活得坦荡的、有尊严的、夜半敲门心不惊的。人生应该是赢利的，而不是负债的。他枉费心机，绞尽脑汁，试图躲避强大的专政机器。但该偿还的一定要偿还，该付出的人生代价，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他唯一的成功，或许就是活下来了，终于赢得了自由。
车窗上偶尔会映照出他的脸，这是一张多么苦难而自豪的脸啊！那些经年的伤疤被自由的心情舒展开来，仿佛满脸都是乐得合不拢的嘴。这曾经英俊脱俗、青春洋溢的脸，自从被疤痕侵占，就像魔鬼留下的爪印，饕餮啃吃过的残局，泥石流冲毁过的山丘。但现在在春风拂面之下，细胞复活，毛孔开放，荒原新绿初放，万物光彩重生。前妻舒淑文说过，罗丹欣赏这样线条硬朗的脸，米开朗琪罗需要这种在苦难中浸泡了几十年的表情；李白看到这在春风里飞舞的三千丈白发，不会再哀叹“缘愁似个长”，杜甫在春天里看到这越搔越短的白头，不会再叹息“浑欲不胜簪”。因为即便是一缕白发，也在风中自由地飘洒，轻盈地舞蹈。这是多年没有过的闲适、自如、自尊、安详以及面对外部世界的问心无愧。刚才在车上，一个大妈对他说：“同志，麻烦你帮我挪一下行李架上的包。”检票的人来到他面前，也说：“同志，你的票。”让他听得心尖尖都被温暖了。赵广陵，你现在跟大家一样，是革命同志了。你不再是他们的敌人，不再是他们的批斗对象，不再是革命阵营的对立面。同志啊同志，从孙中山先生的时代起，志同道合的人们就在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努力，但不是每一个爱自己国家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同志。
长途车在翻越一个大坡时抛锚了，天已向晚。司机说怕是要明天才能走了，要等单位派人来修。旅客同志们万水千山只等闲，各自去找投宿地吧。洪卫民是个不怎么出门的后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赵广陵提议说，前面十几里有个大驿站，过去曾经是美国人的一处空军基地，很热闹的。想必那里现在应该还有住宿的地方。洪卫民睁大了眼睛，老赵，你关糊涂了吧，我们云南哪来美国鬼子？他们从没有打过鸭绿江呢。赵广陵说，我说的是飞虎队的基地。洪卫民又问：飞虎队是干什么的？打老虎的？赵广陵暗自叹一口气，洪卫民这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后生，是不知道过去的一代。
1944年赵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