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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骨头的拇指上撒点盐或者辣椒面，说是给你消消毒。从50年代吊地主富农、土匪流氓，到60年代吊倒霉的走资派、反革命，此法屡试不爽。他上识字班扫的盲，在连续的运动中无师自通、锻炼成长，运动来得越多越大，他的进步也就越快越神速。令人奇怪的是，“文革”中这个农场的很多解放干部、土改干部都被打倒了，而他却能从一个普通劳改干部被结合进农场的革命委员会。也许因为他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阚天雷。
阚天雷把赵广陵叫到公室，要他主动揭发李旷田盗卖农场耕牛的罪行。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他应该看到牛是怎么被卖掉的，李旷田又是怎样存心破坏国家财产的。阚天雷知道，赵广陵是“二进宫”的犯人，监狱饭早吃出滋味来了，明白如何迎合管教干部，况且他在木工队还是个小组长，大小是个犯人中的头。他最后对赵广陵说：
“你揭发了，我就不吊你的‘半边猪’。”
按农场方的规定，凡是被叫去谈话的服刑人员，进门喊“报告”后，要自觉蹲在地上，管教干部代表政府，因此你就必须仰着脸跟政府说话。
“报告政府，牛是自己跑掉的。因为挣断的牛鼻绳还有一截在车上，牛轭是在翻车时崩断的。这些你可以去看看。那牛车还在我们木工队。”
“你想包庇他吗？”
“不。我说的是实情。”
“等我把你吊起来，你说的才是实情。是不是？”
“你就是把我也关禁闭了，我也这样说。”
“赵广陵！你个国民党癞子兵，你给我放老实点，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松山。”赵广陵扬起了头，眼眶里有股温热的东西要淌下来，不知是为了努力止住它，还是有些名字——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当你在某种场合下提到它时，浑身都会血脉贲张，他竟然忽地站了起来。
“蹲下！”阚天雷喝道，“我认得是松山。我看你是不认得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改造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别以为我不掌握你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罪行，枪毙你十次都死有余辜。你到底揭发还是不揭发？”
“报告政府，我昨天才听说他是‘裴多菲俱乐部’在云南的总代理人，是全省资产阶级黑文艺的总指挥，还是‘胡风反党集团’分子。这样的人绝不会盗卖耕牛。他从前可是一个有名的作家，还是省文联的主席啊。”
“什么作家，什么文联主席，都是混账王八蛋、牛鬼蛇神！你以为我没上过学，就治不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吗？”
“报告政府，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敢羞辱我的老师。”
“羞辱？”阚天雷背着双手走到赵广陵面前，抬起一只脚踩在赵广陵的右侧脖子上，那双解放橡胶鞋都裂口了，阵阵臭味熏得他只想呕吐。“这叫不叫羞辱？”阚天雷问。
“报告政府，这是改造。”赵广陵尽管是蹲着的，但就像把别人施加的侮辱骑在胯下，在气势上一点也不输。
“你是条狗，走资派的走狗。”
“我是服刑劳改人员赵广陵，囚号3209。”
脖子上的那只臭脚放下来了，当恃强凌弱者遇到有尊严的弱者时，逞强已经没有了意义，欺凌反倒自取其辱。
“我要关你的禁闭！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只配去吃走资派的狗屎。”阚天雷最后说。
“是的。我配。”赵广陵镇定地说。
赵广陵再度被埋进黑暗的深渊。他一点也不感到冤屈，相反还觉得有些幸运，因为他和大作家李旷田成了“邻居”。和一生敬重的人同蹲黑牢，朝夕相处，这真是一份光荣。他被革命文艺“拒绝”许久了，他的作家梦、导演梦已经发霉了，但内核里还鲜嫩得一触摸就会淌血，敏感得一提到就像回忆起初恋。一个真正的人，厄运加身时一点都不贱，面对高贵，才会如此卑微。
赵广陵有过蹲禁闭室的经历，心理承受上多少有点经验，他担心自己的邻居。这间禁闭室比起他上一次蹲的还更糟，黑暗、潮湿、狭小自不必说，还憋闷难挡，稀薄的空气中总有一股腐尸味。是因为过去这片土地上孤魂野鬼太多，还是一个大活人也能闻到自己正在快速腐烂的气息？
再坚固的牢房，都阻隔不了人们渴望沟通的欲望。何况这禁闭室的墙壁不过是用土坯砖砌的。这种砖用黏土脱坯，不经烧制，只是放在太阳下晒干后便成了砖。砌墙时在砖缝中再勾以黏土，赵广陵在劳改中也干过这活，知道这种墙的特性。再说在漫长的黑暗中别说一面土坯砖墙，就是一道长城，有心人也能够将它挖穿。他连续几天用自己的尿滋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用床板上掰下的一块小木片一点一点地掏，终于给他掏下两块砖来，而墙那边还浑然不知。
“李老师——”
黑暗中死一般寂静。赵广陵连喊数声，喊得自己心里直发毛。难道李老师被关死了？禁闭室里关人致死、关得人发疯发癫是常有的事情。在暗无天日的黑暗中，生命不过是烟头上一粒抖落的小火星。
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总算摸索着伸过来了，最后两只不同温度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相互都能感到对方的哆嗦，都能感到对方黑暗中的泪光。
磨难中的交流总是最真挚的，即便你敞开心灵深处最难以启齿的秘密，也会因为这深重的黑暗而感到安全。李旷田在赵广陵忏悔之前，先向他忏悔了自己。他说当年如果再坚持一下，用自己的乌纱帽去冒一点风险，赵广陵也许就进文联了，他就不会被人民管制。他在文联这样的单位便可发挥自己的才华，但他怯弱了。赵广陵连忙说，李老师，我这样的人，不能再害你。即便当年进得了文联，我那么多的历史问题，一件件翻出来，我自己倒霉也就罢了。连累了你，我于心何忍。李旷田想了想又说，或许不来文联也是塞翁失马吧。反右时我把何三毛划成右派，虽说是迫不得已，但也是一桩丧失良知的事。何三毛真的就像阿Q一样不明不白地被革了命。后来虽然摘帽了，但只能在文联干点收发工作，这个同志的前途就毁在我手里了。上一次运动我整别人，这一次运动就是别人整我了。小赵，你不知道，自到省文联工作后，年年都在运动，天天都在斗争。谁还在专心搞创作啊？我就奇了怪了，旧社会有新文化运动和守旧派之争，有“海派”和“京派”之争，有“左联”和“国防文学”之争，但大家仅是各持己见，算得上是百家争鸣，从不整人害人。国民党也迫害进步的文化人，但不会是大面积的，谁受到迫害，全社会共营救，全民共诛之。现在不一样了，整人的人是进步的，不整人的人反倒落后了。文人之间动辄上纲上线，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文人整起人来，斯文也不要了。我好不容易抓出个好剧本《阿诗玛》，这运动一来，又是大毒草了。连杨丽坤都不能幸免，人家可是周总理带着去出访过的名演员呀。批判《阿诗玛》和杨丽坤，我还得去主持会议，听杨小昆这样的无耻之徒发言批判。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脸吗？这不是自己养的孩子偏要往死里踹吗？
赵广陵看过《阿诗玛》，而且还不止一遍。杨丽坤的样子，他越看越像舒菲菲。他甚至想，要是舒菲菲不走，她会不会也在《阿诗玛》《五朵金花》这两部云南题材的影片中扮演个什么角色。他还认定，舒菲菲的演技和扮相，不会亚于杨丽坤的，而且舒菲菲更有南国女子的那种神韵情调。但一想到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演员杨丽坤都被斗得那样惨，舒菲菲这种旧时代的演员，个性又那样张扬，还是走掉的好。
“小赵，你在听我说吗？”黑暗中那边急促地问。
赵广陵忙说：“我在听，李老师。你说吧。”幽禁久了的人，一旦释放出他身上的某一项功能，那就是穿石之水，赴火之蛾。赵广陵第一次从黑牢里出来，最痴情的就是听小鸟的叫声，那简直就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曾经在劳动时为了追着去听一只鸟儿的叫声，差一点越过了警戒线，是哨兵的一声断喝，才让他猛醒过来。
“小赵。”李旷田幽怨的声音在黑暗中如此富有磁性，又如此伤感悲怆，“你不知道人一旦做了官，有多少害怕的东西，又失去了多少爹娘给的东西，更不用说愧对自己当年读过的那些先贤之书。我要是只当一个作家，该多好。我就不会对你，对何三毛有愧疚之心了。”
赵广陵说：“李老师，我也一直想向你悔罪，我当年欺骗了你，连我的年龄都向你说了谎。”
李旷田摇摇赵广陵的手说：“我可以理解。我们都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都需要改造。小赵，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成了国民党的军官了呢？你究竟有怎样的人生？”
赵广陵沉默了半晌，才说：“李老师，我是你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啊！你还记得吗，1939年春天时，你刚聘为联大的教授，就上我们的国文写作课。你还是我们联大‘冬青社’的指导老师。我只是联大还没有毕业，1939年秋就转投黄埔军校了。我掩盖我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上黄埔军校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掩盖打日本人这段光荣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参加内战的历史。我的历史问题，就像水里众多的葫芦和瓢，既要按下这个，也想按下那个。但在我们这个社会……难哪。”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现在变成了四手相互摩挲，一会儿紧紧攥住，一会儿细数对方手掌上的老茧、疤痕、裂口，以及条条青筋。这紧紧相握的手，既战胜了孤独，也打破了黑暗。人在困境中，其实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就够了。
一个蹲黑牢的人能承受的生理及生命极限是多少天？一周？一个月？抑或一年？有人出来后就疯了，瘫了，废了，有人直接送了火葬场。赵广陵第一次蹲黑牢后听到的传闻多了。他倒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李旷田老师身子那么弱，他害怕有一天在黑暗中再也拉不住他的手。好在十天半月的批判会让这些蹲黑牢的人总算有了放风见阳光的机会。即便站在台上挨斗受羞辱，也总比蜷缩在黑牢里强上十万倍。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一次公审公判大会上，会忽然宣布判处他们的死刑。
那是一个阳光炽热的夏天。刑场就在怒江河谷西岸的一片乱石滩上。江水还没有上涨，阳光灼烤得河滩上的石子乱跳、沙尘纷扬。双手反绑跪在河滩上的赵广陵还记得1944年8月里一个同样燥热难当的热天。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渡过怒江，那时松山上的日军困兽犹斗，远征军已经强攻了两个多月了。赵广陵还记得他踏上怒江西岸时意气风发的一句话：“兄弟们，攻下松山，我就可以回家了。”
十二个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犯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是打了红色大叉的名字和被处死的罪名——历史反革命、特务、偷越国境分子、杀人犯、强奸犯、“五一六分子”、大走资派、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三青团骨干、盗窃耕牛团伙头目，等等。他们一字排开地跪在乱石滩上，每个死刑犯身后站有两个士兵，负责把吓瘫了的犯人提溜起来，让他们跪有跪相——经常有这样的死刑犯，刚在公判会上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后，就已经瘫成一堆烂泥了，行刑的人不得不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刑场。现在，行刑队站在七八步开外的地方，压满了子弹的半自动步枪紧握在他们手中，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齐步上前，瞄准，射击……
快些结束吧。赵广陵只是这样想。公捕公判大会开了一上午了，就像在嘲弄他长达四十二年的失败人生。他本来应该在二十四岁时就光荣地战死在这里——松山。但无情的命运似乎要捉弄他近二十年，让他以这种屈辱的方式，了结当年未竟的死亡。快点给我一颗子弹，送我回老家吧。
“荒诞！”赵广陵当时肯定听见了被押在他身边的李旷田说了这么一句，押他的两个警察还用力把他的头往下压，不准他再乱说乱动。赵广陵的脖子上也挨了一巴掌，那是为了让他扭过去的头转回来。也许李旷田为自己被枪毙的罪名感到荒诞？他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是“裴多菲俱乐部主任，盗窃耕牛团伙头目”。在冗长的宣判过程中，赵广陵那时还有时间想，那些给李旷田罗织罪名的人知道裴多菲吗？知道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千古名句吗？他们或许只知道裴多菲是个洋名，是洋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就应该和盗牛这样下作的行为编织在一起，以达到他们羞辱一切知识、文化、文明、美德、崇高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不是洋人？可他们却是伟大革命导师。这的确荒诞，比多年以前赵广陵（那时他叫廖志弘）打了败仗被李弥枪毙荒诞多了。
因此，赵广陵临枪决前只想快些结束这荒诞的闹剧。在他当戏剧导演的时候，在他做作家梦的时候，他总是想象不出人生的命运应该悲到什么程度，才是最深厚纯正的悲剧。现在，他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常识被荒诞所强奸，并由自己和身边的人一起上演。
赵广陵听见行刑指挥下达了命令。“枪上膛，向前，齐步走！”然后他感到背脊一阵阵发凉，四只有力的手压住他的双肩和手臂，他努力想挺直腰杆。真是窝囊到家了，当年在战场上要是知道会是这种死法，真不如面对敌人的枪口勇敢地扑过去。赵广陵还有时间回忆：松山战役进入尾声时，被团团围住的日本鬼子弹尽粮绝，有两个鬼子军官挥舞着指挥刀，直着腰杆扑向远征军的枪林弹雨。他们不号叫，也不缴械，更不会投降。这种敌人你对他有一万种恨，也会暗生钦佩。人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