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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伤时，有过这样的感受。但那时他相信自己能活下来，现在他不敢相信了。他面前站着的就像来自地狱的手拿勾魂簿的三个小鬼。
“赵广陵，老实交代，你这些反动奖章是怎么得到的？”
“参加远征军……打日本鬼……”
“什么远征军近征军，都是伪军！”
也许因为刚才的殴打深深伤害了赵广陵的自尊，也许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有一处最神圣的地方不能轻易受人诋毁和污蔑。赵广陵就像有神魂附体一般，忽然挺直了腰，尽量睁开血肉模糊的双眼，高声抗辩道：
“这位红卫兵小将，远征军不是伪军。当年汉奸的队伍才是伪军。我们的远征军是打日本鬼子的，是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打仗啊！”
“啪！”红卫兵小将拍了一下桌子，“胡扯！”然后他又不说话了。似乎在想“伪”这个词究竟该怎么说才更雄辩霸气、击倒对方。那两个工人造反派没有什么文化，更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审讯室寂静了两分钟，红卫兵小将毕竟是高中生，知道一些推理，于是他才冷冷地问：
“国民党是反动政权，你承不承认？”
“是。”
“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军队吗？”
“是。”
“那它是不是反动的呢？”
这还真把赵广陵问倒了，他忍着全身的疼痛想了半天才说：“我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个反动、独裁、专制的政权，我那时也很讨厌甚至憎恨他们。可我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打到我的家乡了。况且，当时国民党军队是抗日的，共产党军队也是抗日的，大敌当前，国共都在合作抗日。我们远征军打日本人，应该没有什么错吧？当年我们远征军在滇西取得胜利，延安的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都发来过贺电。这不会错吧？”
“你胡说八道！毛主席会给你们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贺电？你这是污蔑伟大领袖！”钢铁厂的那个战斗队队长冲了过来，一拳又把赵广陵打倒了。然后他又抓着赵广陵的衣襟把他拎起来，“说，远征军是不是伪军？”
“不是。”赵广陵大口喘着粗气，倔强地说。
“这些反动奖章，是你抓了多少地下党，杀了多少革命者才得来的？”
“是杀日本鬼子换来的！你有本事，你杀几个鬼子给老子看看！难道你们非要我承认杀日本鬼子是我的罪行吗？难道中国人整中国人，就是你们的革命吗？”赵广陵彻底被激怒了，他打算和他们抗争到死。当年为什么不死在抗日战场上？这一辈子活得多窝囊啊！他早就想爆发、想呐喊了。那么，就像闻一多先生那样做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吧。
出乎赵广陵意料的是，他们不打他了，竟然都呆呆地望着他，就像望着威武不屈的手下败将。对有些被打倒了再爬起来，再打倒再爬起来的人，打人者即便是流氓无赖，也会感到无趣。再强大的革命理由，再强悍的斗争哲学，再坚如磐石的阶级立场，只要他还是个人，只要他还能分辨出日本侵略者和中国人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他都应该在这个抗战老兵面前感到羞愧。
三个审讯者似乎都感到审不下去了。追问历史，往往会追问到自己身上。他们抓赵广陵，本来是想通过对那几枚勋章来历的追查，挖出赵广陵隐藏得更深的反革命历史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得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勋章的人，一定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但谁能料到这些勋章跟打日本鬼子有关呢？历史太容易被遮断了，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百分之百地相信当年国民党是“假抗日、真投降”，二十多年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那场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他们的父辈祖辈不敢说，课本里告诉他们的是另一套说辞，这个反革命分子赵广陵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最后还是工宣队的饶队长老到一些，他说：
“赵广陵，你只要承认远征军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军，这些奖章是反动的，就算认罪了，我们会宽大处理你。你认还是不认？”
“不认。”赵广陵仿佛不假思索就回答了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就像绝不会承认一加一等于三一样。
“我们必须再次告诉你我们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是要再进牢房的。”红卫兵小将用法官的口吻冷峻地说。
赵广陵沉默了。他满脸血污，疤痕又抽搐起来，扯得面部神经刺痛难忍，膝上的双手手指也在微微颤抖。他不是在担心如果顽抗到底的话，会有几年的刑期，而是在想刚刚恢复了没几年的正常家庭生活，又将面临怎样的破碎、哀怨、冷清、清贫，以及孩子们对他的失望乃至厌恶。
没有比从精神上击垮犯人更令审讯者有成就感的事情了。饶队长再次追问：
“承认不承认？”
“不。”
“真是个又臭又硬的国民党反动顽固派。先关起来再说。”
赵广陵又重新回到牢房里了，只不过不是当年十二人一间的大号子，而是只关一个人的禁闭室，其实就是黑牢的代名词。它约有三平方米大小，一米五高，里面只有一张八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的木床，人睡觉只能蜷缩着，想站立时也必须保持低头向人民认罪姿势。与其说它是一间“室”，不如说它是一个“窟”，或者一座“穴”。狭小、逼仄、潮湿、闷热等，都还不算最折磨人的，无垠的黑暗才是夺人魂魄的冷血杀手。按那个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的说法，时间被“黑洞”捕捉了，吞噬了。那时赵广陵怎么也理解不了时间如何被逮住、被一口吃掉。这个只有具备外星人的头脑才能理解的深奥理论，只要把你关进禁闭室，你马上就明白了。对一个接受改造的犯人来说，限制你的自由只是第一步，囚禁你的光明是第二步，再剥夺你的时间，那可真是触及灵魂的革命。
送水送饭的窗口只有巴掌大小，平常是被封闭起来的。当每天一束光线像鞭子一样抽打进来时，便是送饭的时间。那光线会灼得他眼睛生疼，但他比渴望一点发馊的食物更渴望一丝光明；比渴望光明更渴望政府给他一个说法。他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造反派，我有历史旧债，但我已经坐过牢了，改造好了，还立功受奖提前释放了。我现在只是一个认真劳动的木匠，勋章是国民党发的，但那是为国家为民族抗击入侵者用鲜血和拼老命挣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不视抵抗外侮的人为英雄？
可是在深渊一般的黑牢里，他的时空再度被扭曲，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方位感、时间感。他现在如何能保护自己的家？他只祈愿这再一次的磨难不要又给家庭带来什么灾难。他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他不能再在乱世中又添丧子之痛。他的痛，其实更多的是痛妻子之痛。舒淑文每丧失一个孩子，都要大病一场，半年都恢复不过来。人也神经兮兮的了，孩子在外面跌了一跤身上破点皮，也会让她惊慌失措、号啕大哭，仿佛这一跤是摔在刀刃上。豆芽已经是个十六岁多的半大小伙子了，她还坚韧地给他规定着诸多不准。不准下河游泳，不准上树爬墙，不准吃生冷食物，天一黑就不准出门，连自行车也不准他学。母子俩为这不准那不准经常吵架，开初舒淑文还可以靠棍子弹压，但在豆芽十岁以后，她的棍子常常被儿子一把夺过来撅断，舒淑文就只有哭了。赵广陵也理解，在一个经常没有父亲的家庭里，母亲要么是母老虎，要么是受气包。
再陷囹圄的赵广陵那时根本没有料到，这场从批判一出戏（《海瑞罢官》）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整个民族的灾难。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巨手一挥，就把红卫兵发动起来了，赵广陵认为毛主席真伟大，要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学生嘛，总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一个人民领袖都敢于贴出大字报来，支持学生运动，真是气吞山河、举重若轻的大气魄。蒋介石就没有这样的治国韬略，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从来都不讨学生喜欢。谁失去青年，谁将失去未来。自推翻清王朝以来，中国的学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撒野狂欢过。当年不管你是爱国反帝的，争民主反饥饿的，上街闹运动的学生总是被屠宰的羔羊，总是流血事件的主角。但你看看新社会，学生运动一来，一切显得多么气象万新、朝气蓬勃。位高权重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被打倒了，报纸上众口一词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通老百姓才知道原来中国那么多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连国家主席都想搞资本主义，元帅将军都是反党集团。世事乱象真让老百姓皂白不辨了。不过，国民政府时期那些纵横天下、上下通吃的“四大家族”以及贪官重臣，蒋介石可曾掀翻过他们中的一个？他可曾允许学生去革他们的命？因此他不得民心。国家不是哪几个家族的，国家是人民的。如果几个家族就统治了中国，那中国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得了。因此毛主席要把那些大高官打倒，让他们在成为大家族的萌芽状态时就灭了它。“削藩”嘛，哪个统治者都会这样做。赵广陵甚至想，蒋介石要是在四十年代像毛主席这样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说不定他还不会垮台得那么快呢。这个念头一闪时，自己都被吓一跳。你这个旧时代过来的人，难道还想回到过去吗？不，不是想回去，而只不过是有点联想而已，就像怀想一个旧日的恋人。但这也是有罪的。难道你娶了舒淑文，还在想她的姐姐？这既不道德，也有罪。罢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赵广陵自己也承认，他的改造还不彻底。他还在个人的世界里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就像打死他也不会承认远征军是“伪军”一样。云南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文革”烈火大规模地烧到这个边疆省份时，已经是这场运动的第二年了。成为留队人员后，赵广陵恢复了每天读报的习惯，认真在报纸的社论、口号、批判文章中找自己活下去的方向。开始他认为这是中共上层的革命，是文艺界的革命，跟他这个木匠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他忘了，反右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还不是被网罗进去了。但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生存环境越艰难的人，侥幸心越大。哪个不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是你越想平安，就越容易忘记危险。因此当赵广陵看到上至监狱长、政委，下至劳改农场的场长、车间主任都被打倒时，他才开始担忧起自己来。城门失火了，他这种池子里的小鱼安得逃生？他有反右的教训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是战场的硝烟味，它们已经扑鼻而来了，席卷整个中国了。在这个管理严厉有效的社会，你无法躲避，无处可逃。当年赵广陵还是犯人时，有个同改逃了三次，三次都没能逃出去一百公里远。到处都是眼线和耳目，到处都是警惕性很高的革命群众。管教干部有时带犯人们上山采茶伐木啥的，他们只需在山下喝茶打牌，到了傍晚收工时，等着点名收队就是。苍茫大地上到处都是路，但每一条路对想逃的人来说，都是绝路。那时期赵广陵感到自己是在人头汹涌的狭窄山路上，被人推搡着往前走，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你想找个清静处是绝不可能的。多少人被推下悬崖了，多少人被裹挟着往前赶，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下一个跌下悬崖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唯有小心再小心，批斗会上一言不发，装聋作哑；风云人物走马灯似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只是埋头干活，比一个还在服刑的犯人还老实。有人来叫他“同去、同去”造反闹革命，他都是苦笑两声：“我们这种人……”其实他在很早就得出了结论：局势失控了。他回家时跟舒淑文说，毛主席身边不是出了国民党特务就是出了大奸臣。带兵打仗的人最怕的就是自乱阵脚，相互拆台，军官士兵之间互相打黑枪，这样就离大溃败不远了。我不指望比别人躲得更远，只想如何保护好我的家人。
那时谁能猜测出最高领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呢？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为了中国更好更强大。多年来，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养成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赵广陵只是在内心里做得到。他在一群木匠中怎么能去谈“自由”与“独立”？更不用说在牢房里，想一想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许许多多过去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了“讳词”。这是赵广陵在经历反右以后自己生造的词汇——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为了说明某些再不能使用的词汇，必须又创造一个新词。就像为了消灭一个真理，再创造出一个真理一样。这些词和组成词汇的汉字都还在，谁也不能把它们从字典里抠掉，从汉语文字里消灭。但是你却不能在公众场合说它们，写它们。这种避讳还不是在封建时代因为皇帝老儿的名字中用了什么字，你就不能用，而是这些词汇现在是反动的、腐朽的、堕落的，有毒有害的，令人害怕担忧的，像一个风骚女人一样令正人君子避之不及。不仅从言行上要躲避，更要从思想上根除。满大街张贴的标语不是说得很清楚嘛——“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人们如何能做到没有“私下”的思想？又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风吹女人的裙摆，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侧目。可见思想自由多么可怕，脑子里跑马多么危险，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加以束缚。最彻底的改造方式，乃是从说都不要说，到想都不要想。遗忘不仅是消弭痛苦的最好方式，还是活下去的法宝。
家是不是被抄了呢？这是赵广陵在黑牢最担心的。在他被捕之前，昆明也在到处抄家了。但主要是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像他们这样的“黑五类”家庭，早被打倒过多少次，是“死老虎”了。造反派和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