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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后，赵迅不再把自己当文化人看待，似乎给孩子取名字的文心也没有了，一路“豆”下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命卑微，人生亦如豆了。
令赵迅深怀感恩的是，上帝将他逐出“伊甸园”，却赐予他一个好女人。舒淑文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越勤奋耕种，产出就越高，她的生育能力出乎丈夫的意料。这个十九岁就做了母亲的妻子，二十六岁就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之所以会生出那么多娃娃来，赵迅曾经跟妻子在被窝中说笑，要是我还能写作的话，哪天晚上不到一两点睡觉？现在那么漫长的夜晚没有事情干，不生娃娃干什么？而让赵迅更感到神奇的是，舒淑文生一个娃娃就漂亮一截，到老四豆秧出生后，他认为舒淑文简直比她当年的话剧明星姐姐还漂亮了。精致端庄的五官，如满月般的脸庞，凹凸有致的身材，南国女子特有的小麦色光滑闪亮的肤色，让人想到五月灿烂阳光下的麦田，还有那深深的眼窝，总是盛满幽泉一般的柔情，仿佛正是这一泓清水，滋润了那风情万种的麦浪，让那原野上的女人，像大地一样丰沛。女人唯有当了母亲后，才从骨子里散发出那种迷人的韵味，丰腴，饱满，温情，贤淑，体贴，善良。你听听人家舒淑文怎么说：赵哥哥，这些年你脸上的伤疤怎么越来越看不出来了呢？有些男人脸上连一根线条都没有，整个儿一副太监模样。哪像我家赵哥啊，光荣的伤疤都成阳刚之气的线条了。罗丹都找不到这样板扎 （昆明方言，好，标志之意）的模特儿。
那些年迎春木器社几乎成了省公安厅的专用木工队，总有做不完的活计。赵迅尽量把每一项工程都做得无可挑剔。做那些成排的档案柜让赵迅费尽了心机。本来工艺并不难，但赵迅为了达到周处长的特殊要求，还真搞了不少小发明。他在柜子上下留了木槽，前面装一扇滑门，平常将滑门一拉，既美观、隐蔽，又让外人看不出是冷冰冰的档案柜。周荣处长在验收这些档案柜时，赵迅和熊老倌跟在旁边做讲解。赵迅说他还在几个重要的抽屉里做了个暗屉，拉开抽屉，再打开一个机关或者一把锁，就可拉开屉中屉。这种类似“中国盒子”的做工，连熊老倌都说没见过更没做过。赵迅看到周荣处长欣赏的表情，便又得意忘形了，画蛇添足地说：
“政府的档案嘛，装的都是秘密。自然越隐秘越好。”
周荣转头用复杂的眼光看了赵迅一眼，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声：“你怎么想到的？”
赵迅愣了一下，像一个慌不择路的逃犯，干笑两声说：“鲁……鲁班爷，告诉我……给我的启发……吧。”
熊老倌在一边得意地说：“我这徒弟，得了鲁班真传，都可以去北京给毛主席干活了。”
周荣神情严肃地“嗯”了一声，背着手离开了。
迎春木器社的人都对这个后勤处长敬畏有加，熊老倌有次想拉他来喝酒，被周荣处长严肃地拒绝了。他经常来现场检查工程进展，高兴时候也和工人们开开玩笑，但和赵迅除了谈工作上的事情，从不多言。有一天下午，快下班时，赵迅一个人在木工房刨几块板子，猛然发现周荣在离他十多米的地方远远观望。他放下刨子，也朝周荣那边看。阳光在他们中间的空地上明亮得晃眼，周荣在一处屋檐下，而赵迅在有些阴暗的屋子里。但似乎谁也不愿走过去，走到光明之下。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凝视了足有半个小时。直到下班的人们陆续走出办公楼，周荣才转身离去。
人们嘲笑木匠有一句话叫作“自做木枷自己戴”，赵迅在做公安厅的那些档案柜时曾经想到过，这些像中药柜一样层累相叠的柜子，哪一个会装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呢？新社会让赵迅时常梦里惊魂的就是自己的既往历史不知会装进哪只档案袋，不知会暗藏了多少“延时炸弹”。共产党用档案管人，管得你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像赵迅这样有所谓“历史污点”的人，他的历史一定归属于“敌伪档案”那一类，隐藏在某个档案柜的抽屉里。有一天“赵鲁班”对手下的徒弟说，我们这是在做一口口“活棺材”。徒弟不解地问：师傅，哪有这么小的棺材？赵迅看看徒弟憨厚的脸，什么也不想说了。如果说一个个的档案抽屉就是“活棺材”的话，里面装的档案袋就是“裹尸布”了。“尸主”都是赵迅这种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他们一生都挣不脱这件“裹尸布”。一封检举揭发信、一张旧时代的履历表，一份认罪书，甚至一篇旧报纸上的文章，都是这个人的“裹尸布”，层层包裹，深深埋葬，永世不得翻身。妙的是这世上有多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副“活棺材”，有无数身“裹尸布”，就像赵迅自己，为别人做着“活棺材”，也不可避免地要为自己做一口。
卷宗二
1957：第二次交代——以鲁班之名6 鲁班现形记
“赵迅，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赵迅，男，1926年生，1931年起在滇西老家龙陵县坝子乡念小学，证明人赵家英；1937年在县城上初中，证明人刘树清，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龙陵，我随家人出来逃难，先后在保山、大理、昆明、玉溪等地方讨生活，证明人有张得贵、高满银、赵石头、何老爹、向二嫂、方知明、谢老四、花和尚、王道士、秦尼姑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玉溪马营镇当小学老师，证明人是任桂枝。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自修文学写作，1947年到昆明南屏街开‘菊花米线店’，证明人王大勺；1948年和韩三勤等人在昆明发起迎春剧艺社，上演进步话剧，证明人阿Q、杨小昆。1950年11月参加省文联筹备小组的思想改造学习班，证明人李旷田；1951年元月因参加过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的‘寒梅会’，被判人民管制四年，管制期间因表现积极，政府宽大，提前一年结束管制，恢复公民身份，证明人青云街派出所王有根所长，省公安厅周荣副厅长；1954年在周荣副厅长关怀下成立迎春木器合作社，任社长至今，证明人周荣副厅长、熊老倌。报告领导，交代完毕。”
“别跟我们胡扯些人都找不到的证明人啦，七大姑八大姨的，连和尚尼姑都扯进来了。我还不知道你们这种人耍的鬼把戏？还想让我们看看你有多顽固狡猾吗？别再装了，先交代出你的真实姓名来。说，姓什么？”
“姓赵。”
“名？”
“单名迅，赵迅。因为会点木匠手艺，人们叫我‘赵鲁班’，有时就直接喊我鲁班师傅、鲁师傅。”
“啪！”审讯者一掌拍在桌子上，就像给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赵广陵！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还想跟人民政府躲猫猫吗？”
坐在木椅上的赵迅身子稍微往前挺了一下，他身后的两个警察就伸出手来压住了他。他并没有反抗之意，只是当听到“赵广陵”这个名字时，就像听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
“你弄错了，我不是赵广陵。”赵迅平静下来，就像与人提起另外一个人，“赵广陵也不是反动军官。”
审讯者根本不屑听赵迅的辩解，脸上呈现出即将揭开一个谜底的得意，他起身走到屋子里的一个巨大的档案柜前，从一排排如中药柜的档案抽屉中找准一个，然后打开一道锁，从里面拿出一个棕黄色的档案袋，冲面前那个重新被叫作赵广陵的人晃了晃，“你的过去是你想隐藏就隐藏得了的吗？这里面有你的一个朋友。”他说着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照片，展开在赵迅面前。
我的“活棺材”被揭开了。反右也会反到我这个木匠的头上，我可真是天底下最倒霉的木匠。赵迅不无酸楚地想。
照片上的人叫陆杰尧，云南大学的教授，大约三个月前赵迅在报纸上看到他成了云南的极右派之一，将他归属到“章罗同盟”在云南的代理人。而在1945年前后，他是闻一多先生主编的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兼职编辑，赵迅就是在那时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照片上的陆杰尧穿西装打领带，文质彬彬，儒雅倜傥。此人清瘦寡言，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西式秀郎镜，薄薄的嘴唇总是紧闭在一起，仿佛千年石佛。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去大鸣大放把自己弄成右派，居然也会告发别人。这是赵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这些年赵迅天天都在读报纸，家中常年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有时家中穷得菜钱都没有了，但报纸订阅费一定一分不少。可能全中国没有哪一个木匠比赵迅更认真仔细地读报，下班回来每张报纸从第一版读到第四版，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不放过。开初舒淑文看他常常读到深夜，还心痛地说：明天还要上班，就别读了，你又不能写。人家的文章，跟你有啥关系。这就像你在街道橱窗里看见好吃的好穿的，自己不能享受一样。赵迅回答说，这不是享受不享受的问题，而是要找准生活方向的问题。他不仅是家庭里的丈夫、父亲，还是风浪中一条小船的舵手。他要观天气、避风雨，他要绕过激流险滩。在报纸号召大鸣大放时，他看到了很多前朝的名流、大师、民主人士，在1949年以前热切追寻过民主自由，反对过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现在他们旧话重提，大谈言论自由，联合政府，大胆批评执政党失察不当之处。世事变迁，旧人老话，时光仿佛在轮回。赵迅曾为之高兴，也曾为此疑惑。当年民主、自由是应该向国民党要的，因为他独裁、专制、腐败、反动，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也该伸手向共产党要民主吗？
那时的气氛有点像当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劲头了，到处是集会、游行、辩论、大字报。人们畅所欲言，领导虚怀若谷。报纸、刊物、广播推波助澜，但却是循循善诱、和风细雨的语调，像一个大度的长者，不断鼓励身边的孩子说吧，闹吧，有什么不平、有啥子怨气，甚至有什么苦水，都倾诉出来吧。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指责随处可见的官僚作风，民主人士批评党群关系不好，抱怨自己有职无权，甚至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说他们是“党天下”，搞宗派主义。这些言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要进监狱甚至掉脑袋的。但共产党都洗耳恭听，不急不恼，还颇有气度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说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改进和化解的。你们继续说，大胆鸣放。你们的批评越尖锐，共产党的整风就越彻底。《云南日报》的一篇社论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儿子给老子提意见，当家的不会乱打巴掌。
不过，像赵迅这样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已经训练出随时都竖起耳朵听风声，睁大眼睛观方向。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他从报纸上既读出了共产党的气魄，又读出了它的麻烦。它坦陈要解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并把此归结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要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整顿思想、工作作风。国民党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它只晓得打打杀杀，搞白色恐怖，甚至连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敢杀。
但在一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祥和气氛中，赵迅还是嗅出了一些不祥的气味，具体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那感觉有点像战场上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的士兵，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火力又如何；又有点像一个小演员在一部大戏里跑龙套，前面看得到的热闹都是铺垫渲染，高潮在哪里出现你却不知道。他把1957年的《人民日报》一张一张地翻回去看，一直翻到1956年12月29日的一篇文章，那上面说毛泽东主席新近提出了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指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可以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成为敌我矛盾之一部分”。文章还举例说，新近发生的波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就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在政治运动中，这人民内部矛盾说“转化”就“转化”了，就像阴晴无定的六月天。当年迎春剧艺社的刘国栋，睡个女演员算人民内部矛盾吧，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赵迅就像侦察兵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火力点，暗自长嘘了一口气。鸣放最热闹的那些天，有个在《云南日报》当编辑的前文友曾来找他，说你当木匠当得忘记字咋个写了吗？我们都晓得你冤，还不趁现在政府允许人们说话，写篇文章为自己叫叫屈吧。我们报纸鸣放的好文章不多啊。赵迅笑眯眯地回答说，我不冤啊，当木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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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街道居民委员会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别看一个街道居委会，社会神经的最末梢，但每次政治学习都搞得煞有介事、严肃认真，在家烧锅做饭侍候丈夫孩子的大妈、引车卖浆者流也仿佛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尽管来学习的都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小头目，木器社的、鞋帽缝纫社的、建筑维修社的、藤篾编织社的、餐饮糕点社的、酱菜社的、铁匠石匠社的、骡马运输社的，清一色的社会底层。居委会大妈对赵迅说，这里面就你有点文化，你也大声武气地吼两嗓子吧（这是她对大鸣大放的形象理解），这可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赵迅依然不为所动，总以工作忙，没有什么想说的推辞。那个居委会大妈有个晚上直接跑到赵迅家来，说你不去吼，我们就要落后了。居委会落后了，你也落不到啥好。那时谁都怕落后，落后不是一种表现，而是政治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