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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照人，风姿绰约，韵味十足，像南国艳丽阳光下开放得恰到好处的一株美人蕉，灿烂丰满。她本来就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能把生活当舞台的职业艺人，哪怕到菜市场买把小白菜，尽管没有了舞台的追光，但有比那更耀眼的众人的目光。
舒菲菲是其艺名，原名舒淑雅，她有一个妹妹叫舒淑文，是一名正在学小提琴的高中生，准备考艺专。每到星期天就跟在她的话剧明星姐姐身后，来剧艺社看赵迅他们排戏。一天，在回去的黄包车上，妹妹对姐姐说：“他在追求你了。”舒菲菲问：“你说谁？刘国栋？”舒淑文说：“‘卡西莫多’啊。”舒菲菲当时吓了一跳，却有些手足无措了，“小姑娘家家的，啥都不懂，尽乱说。”
舒菲菲当时身后的追求者至少有一打，有英俊的军官，银行的襄理，政府里位高权重的官员，富家公子，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每天都能收到鲜花，每个周末都有宴请，连云南省前最高军政长官，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都下帖来请她去龙公馆跳舞。当妹妹说赵迅在追求她时，舒菲菲忽然发现这些人是那样没有文化，那样肤浅庸俗。可如果说赵迅在追求舒菲菲，那就真应了一句老话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天鹅那么美，癞蛤蟆当然也有想的权利。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只有思想的癞蛤蟆，有男人魅力的癞蛤蟆，还是才华横溢的癞蛤蟆。天鹅爱美，更爱艺术。在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浪漫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时，人间的爱情也愈演愈浓了。
有一天，在姐妹俩的闺房里，舒菲菲一边读着赵迅的情诗，一边泪洒诗笺，喃喃自语：
“究竟是爱一个人的那张脸，还是爱一个人高贵的灵魂？”
高中生妹妹纯情浪漫，一本正经地对姐姐说：“当然是灵魂了。黑暗中只有高贵的灵魂在闪光。”
那时的确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工人罢工，商贾罢市，学生上街争民主反内战，军警肆意弹压无辜。唯有像赵迅这样的人，还在一边开米线店一边办剧艺社，甚至还拿出一根金条来，依照大上海的刊物模式，创办了一家名为《桃花潭水》的话剧评论刊物，16开本，彩印封面，不惜成本送到香港去印刷，期期都是舒菲菲的大幅玉照。“我要让你成为话剧界的阮玲玉。”虽然前五期刊物出版后，总共只卖了不到三百本，但赵迅并不气馁，再拿出一根金条，以支付不断飞涨的印工费和纸张费。“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舒菲菲端详自己的彩色玉照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
急速发展的时局很快摧毁了这桩不现实的恋情。舒家是昆明的大户人家，舒菲菲的父亲舒惟麒曾经在滇越铁路上帮法国人做事，抗战时滇越铁路中断，舒惟麒便在一家法国洋行做高级帮办，同时还开了一家酱菜园，生意一度做到东南亚各国。1949年底炮火声在昆明周边炸响时，舒惟麒随洋行的法国老板一起撤离去越南，他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中，唯有最小的舒淑文不愿意走，理由是要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奶奶。在慌乱而仓促的逃难中，人们如林子里被炮火惊吓的鸟儿。据说舒菲菲给赵迅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中断这拖了几年的苦恋，要么随我的家人走。桃花潭水纵然深有三千尺，赵迅的离别赠言却是那样绝情绝义：
“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怎么演话剧？”
解放军进了城，舒府“此地空余黄鹤楼”，让赵迅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正忙着各种劳军慰问演出，忙着学说相声快板，忙着去广播电台录音，忙着排演一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新剧目时，一个年轻单薄的身影在一个雨夜守在他租住的楼房木梯前，怀里还抱着个提琴盒。赵迅一眼就看出了舒淑文眼瞳里为爱苦候多年的炽热目光。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在沧桑巨变的迷惘中，在残灯孤影、潇潇暗雨的恓惶心境里，赵迅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扑面而来的爱情，就像又迎来了一次解放。在你苦苦追求等待之时，拯救之手温暖地伸了过来。但你又受之有愧，仿佛不敢面对圣母马利亚的圣容。
“这不可以的，我要等你的姐姐归来。”
“你希望国民党再回来吗？”
“绝不。我们刚刚迎来了解放。”
“你永远也等不到。”
“那我就认命。”
“赵哥哥，你以为我留下来是为了我奶奶吗？”
“做我的妹妹吧，我大你整整一轮哩。”
兄妹做了不到三个月，便做成了夫妻。这大约是所有在乱世江湖中的结拜兄妹很圆满的一个归宿。赵迅不得不既愧疚又悲哀地承认：要忘掉一段爱情的伤痛，只能用另一场爱情来填补。不是他对逝去的爱缺乏坚守，而是新的爱扑面而来、势不可挡，就像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何其渺小，何其脆弱。
更何况舒淑文的奶奶去世了，她让赵迅索性搬到舒府空荡荡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新人的婚礼没有迎亲的花轿，没有去教堂（舒家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接受神父的祝福，没有交换结婚戒指，没有高朋满桌的婚宴，更没有登报志喜，鼓瑟吹笙。“新社会了，新事新办，外国神父已经被人民政府驱逐了，封建礼数也被革了命了。军管会那儿盖个章，媳妇就娶回家门了。”赵迅对前来道贺的朋友们说。刘国栋、阿Q们乐不可支。革命了，解放了，今后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指腹为婚这些旧时代的封建玩意儿都该打倒了。结婚就像过家家，高兴了就住在一起，不高兴了就扁担开花，各回各家，人民政府还支持。这才叫挣脱了封建牢笼的自由，这才叫真正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赵迅不寻常的爱情在那时已然成为仍然保守的昆明社会的一大谈资。
很多年以后，当赵迅深陷人间最黑暗的地狱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赵迅捧着娇小的新娘的脸，淑文，我还陌生的爱人，我赵迅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爱情？你凭什么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于我这连脸都不完整的人？你了解我多少？而新娘的回答是那样出乎他的意料，就像话剧舞台上的一段抒情道白：我的郎君，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这不重要；你没有一张完整的脸，也不重要，我就是你的另一张脸。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姐姐成亲，那一天我要么削发为尼，终身不嫁；要么苦苦等候，独守闺房。直到有一天，阳光灿烂，天空碧蓝，桃花灼灼，梨花盛开。你骑一匹白马，经过桃林，摘花一朵，再经过梨园，又摘花一朵。桃花梨花，相映成趣。你苦难的人生，由此美满。
所幸新政权摧枯拉朽般摧毁了旧制度，人面桃花俱往矣，梨花坦坦荡荡热辣辣地盛开，笑尽了春风。多年前曾经有个算命先生对赵迅说，他有九条命，一生中有两次恋爱，两次婚姻，但他爱上的人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而能做他妻子的，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赵迅深为感谢时代变了，让他避免了讨二房的艳福或者尴尬。如果说舒菲菲是一本内容丰沛的彩印杂志，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舒淑文就是一本单薄的无字书，书中的每一页都要用艰难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填写。新娘舒淑文就是穿上旗袍，身材也不会像她姐姐那样凹凸有致、风情万端。她是那样纤细弱小，青涩单纯，仿佛一阵风都会把她从赵迅的手中刮跑，直到她怀孕四个月了，赵迅才从妻子的身上看出了一个女人的韵味。
这样的女子需要在岁月中慢慢打开，慢慢品味，这样的女子不仅是赵迅的另外一张脸，还是他脑袋背后的另一双眼睛。她总能看到赵迅没有看到的危险。当赵迅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自己即将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时，这个娇小的女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合适。不要去。”
“为什么？我们已经集体填好表格交上去了。”
“昨天我看见高建雄被押在汽车上拉走枪毙了。”舒淑文忧心忡忡地说。
赵迅沉默了。高建雄是赵迅过去的朋友，抗战时就在《中央日报》干编辑和记者，后来是《中央日报》云南版的采编部主任。云南籍将领李弥1944年是滇西抗日战场上的名将，但后来却成为解放军的败军之将，狼狈地从淮海战场上只身逃出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驻云南的第8军军长。李弥上任伊始便到处拉人，高建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他的中校新闻官，同时仍在《中央日报》供职。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他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来见赵迅，问赵迅愿不愿意也一起投军，李弥军长少说也得给他一个少校干干。赵迅当时就像毕业班学生看新生般鄙夷地说，我不参加内战。人民政府的布告说高建雄在滇南战役中“真顽抗、假起义”。赵迅两口子结婚时，高建雄还送来一辆橡皮轮的婴儿车，说是从缅甸搞来的英国货，他那时和起义部队正在东郊接受改编。他还说了段轻松的笑话，说国共内战就像小孩子家玩官兵强盗的游戏，今天你官兵我强盗，明天你强盗我官兵。争斗厮打一番后，大家各自回家找妈妈。我睡一觉醒来，满大街都是红旗，好像人们随时都准备好迎接新政权。上头说，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起义吧。然后解放军就过来了，还说，蒋军官兵兄弟，你们辛苦了。你们看看，我现在又是解放军了。
赵迅那时不是没有推想，要是自己去了李弥的军队，现在是像高建雄这样呢，还是已经亡命异国他乡，或者已成硝烟飘拂下的孤魂野鬼？那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浮出水面，更多的外地人拥了进来。昆明街头的一个补锅匠，过去经常在赵迅的米线店外面转悠，还帮赵迅的店子补过锅，技艺娴熟，谦卑热情，让客户常常高兴得多赏给他几文。解放军进城后这人忽然穿起了土黄色的军装，扎起武装带，成了威风八面的市军管会副主任，原来人家是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呢。赵迅有一天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小学同学，还是同族的堂兄弟，但是他却不敢相认，而对方似乎也有意避让。大家都知道，社会正在重新洗牌，谁也不清楚人这个渺小的动物，在上一副牌里是什么角色。就像高建雄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放下了武器，换一身军装，他就是个解放军，人生便可以重新出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规则不一样了。
赵迅相信，以自己的聪明，任何规则他都可以很快学会并适应。棋有棋规，牌有牌理，你遵循它们，不一定都是输；你吃透它们，赢家就是你。可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要么新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要么这种规则太陌生，一时难以适应。因此赵迅不得不暗自赞同妻子的话。像他这种过去时代里的风云人物，大小也算是昆明文艺圈里的名人，和国民政府的政界军界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朋友总有几个的吧。这些人跑的跑了，战死的战死了，该抓的也都抓起来了。天知道有没有人会交代出什么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出来。尽管赵迅坚信自己是痛恨旧制度、向往新社会的，可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
“赵哥，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你可不能出什么事。”结婚以后，舒淑文还一直叫他赵哥。有时亲热起来，就多加一个“哥”，还拖得老长老长，让赵迅温暖得骨头都发酥。
“不会有事的，文妹。”他也一直称她为妹，在新婚之夜，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就是我们白头偕老了，我都要呼你为文妹。“省文联的领导很信任我的，还要我做戏剧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哩。”
“那就更不能去了，赵哥！”舒淑文急得大叫起来，“难道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赵迅张大了眼睛，一脸的疤痕都抽动起来。“我是什么人？”他好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
2 思想汇报
1948年冬天的昆明，阳光依旧温暖到蚀人骨头，空气中弥漫着颓废末日之气。在抗战最艰难时期也是大后方的昆明，眼下依然是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懒洋洋的艳俗模样。东北战场上的炮声已经平息下来了，按官方报纸的说法，几十万国军已经“顺利转进”。但是连兵团司令、剿总司令、中将军长、少将师长都俘的俘、死的死，逃的逃，他们的部队又能“转进”到哪里去呢？负责坚守长春的60军大多是云南的子弟兵，他们曾经有血战台儿庄的光荣，又有抗战胜利后出国到越南去受降接防的荣耀，然后又稀里糊涂地被调派到东北战场。昆明一些60军的军官太太已经穿起了丧服，哀号之声不时从大街小巷传来。《中央日报》上不断报道的国军“顺利转进”的消息对后方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报丧。林彪的百万虎狼之师即将入关，国军从东北“转进”到华北，又从华北“转进”到中原——徐蚌会战已经打响了，连不懂军事一身鸡屎臭的老倌都知道国军还将继续“转进”，“转进”到长江以南，“转进”到大海的边上。现在人们拿到报纸的感受和四年前可谓天壤之别，那时国军的远征军在美军“飞虎队”的援助下，在滇西大举进攻，把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一直将他们赶出国门。在那难得的扬眉吐气的岁月，人们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是天天都看到国军在“转进”，天天眉头都舒展不下来。丧事仿佛不是一家在办，或者一座城市在办，而是一个国家都在哀痛沮丧之中。以至于街头报摊上刚拿到报纸看了一眼标题的人，会长长叹一口气：
“莫非这共匪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打仗还厉害？还越剿越多？”
“他们是匪嘛。”一个蹲在报摊边的屋檐下烤太阳的老倌说，“你不晓得‘匪’字是个半边框，封了三方还有一方，老天本来就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的。自古以来，有官就有匪嘛。”
“老人家，自古还汉贼不两立。共匪来了有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