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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斜照在我的脸上，也许是傍晚。我问他我躺多久了，他说现在下午四点多，十三个小时。我想起身，坐起来，可浑身不听使唤，我看了一圈，我右手铐在床杆上。
“你还在麻醉状态，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疼？”
“这是哪儿？”
“省二院，”他说，“你昨晚差点儿死在看守所。”
现在我完成了高君对我的第一个要求，离开看守所。我跟张队要烟，我手指没知觉，但是可以动。我看着中指和食指去夹过张队的烟，问他：“你救的我？”
“我怕高文搞你，就安排人盯着你，不然你早没了。”
“高文舍不得我死。”
“什么？”
我想说就算你不出手，高文也会把我弄到医院。我没法说，枉费了他对我的好。我费好大劲儿才抽上一口，烟灰攒了很长。张队端烟灰缸过来，我的手麻痹而笨拙，挺不好意思的，跟不能自理似的。我苦笑道：“打了多少麻药？”
“这得问大夫。”
“我做手术了？”我问。
“没有，但是你的脖子、肩膀、眼眶，加起来缝了二十五针。”
我感觉了一下，脸绷绷的，可能被绷带缠着呢。他不说没什么，一说我的确感觉全身都疼。我揭开，扭头看看肩膀的缝线，曲曲折折，如羊肠小道一般，摇头道：“逼养的！”
“我早晚给你出这口气。”张队接过我的烟头掐掉，将烟灰缸放回窗台，屁股倚在暖气片上说，“我现在整不了他们。因为你，这个号子归高文，你认罪了，我才能收回来。”
“你知道他们让我认什么吧？不只是硝化甘油的事。”
“我听说了。”
“不是我干的，我不能认。”
张队挠挠头，拽椅子坐窗前，望着我：“真的不是你干的？”
我乐了，我说你当好刑警队队长就够了，一看就不是当律师的料。他十一年刑警经验，听得懂我的玩笑，一个好律师会问当事人很多问题，所有与案件证据有关的问题，但独独不问“是你干的吗”这种问题，这会掉进包庇作伪证的陷阱。中国的律师没有知情豁免权。
“但是，”他笑声忽然打住，“是你干的吗？”
“不是。”
他长吁口气，放松下来，回身把窗户打开，看窗外的夕阳。
“怎么了？”我问。
“没事。”
“我是要杀他，我也没瞒着你。但真不是我干的，我没杀成他。”
他叹口气，又转回身看窗外，说：“那就是真的麻烦了。”
“什么麻烦了？”
“他们在你家阁楼上找到了那把匕首。”
**9
一个年轻护士进来就抱怨，怎么病人醒了都不通知一声。张队摆摆手，解释自己也才发现。小护士拿根体温计要我张嘴含着，转身对张队嚷嚷：“哎呀！你怎么还把窗户打开啦，想冻死谁呀！”
张队抢先合上拉窗，可她还是请他出去。他把椅子归位，抄起呢子大衣。我跟护士解释，他在调查我，别撵他啦。头一次出现这种要求居然由嫌疑人提出来，她愣了几秒，说：“他不是警察，调查你的警察在外面呢。”
我想她说的是高文。她让我认真含体温计，不然高了低了算谁的。眼看张队从门口消失，我拽出体温计，喊道：“上面是谁的指纹？”
门合上了，又慢慢打开，张队露出半张脸说：“你觉得呢？”
“啊？”
护士把他推出去了，将我嘴里的体温计扯出来，重新甩了几下，要我这次必须认真。然后她就站在我面前盯着腕表。
我意识到我又白痴了一回，提这种傻问题，不是我干的，出现在我家里，当然谁的指纹都不会有。我含着体温计，水银敲打着牙齿咯噔咯噔地响，恨不得把它咬碎。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匕首，真是杀死欧阳桐的那一把吗？没有指纹可以证明这些，匕首不是到处都有吗？什么时候在那里的？我自首之前，还是自首之后？甚至是欧阳桐的死前还是死后？如果有人先谋杀他，想栽赃我，完全可以先把匕首藏于阁楼，再用另一把相同的匕首干掉他，一箭双雕。那么这个人也许我和欧阳桐都认识，但是他可能没想到我也要杀他，或者干脆就不相信我有勇气去杀他。
如果都是假象呢，只是高文搞的鬼？按照我对他的“建议”作个伪证？没有用，他和他弟弟高君不是正忙着把我弄出去，赚我这一百万呢吗？没必要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情。是陈洁干的吗？我回来那天她不是正在阁楼上？不然怎么解释平常联系不着，过年那天偏到我这儿来？她杀欧阳桐的动机是什么？管它呢，他们是夫妻，动机有的是，起码得查查欧阳桐有多少财产，谁继承。那个德国人马克呢，跟这事有没有关系？他们真分手了吗？谋杀这种事骗个外国佬是最好上手的。事儿利索了，没处查。但是，干吗陷害我呢？还有，那天居然勾引我上床！
“时间到啦。”护士把袖子一撸，抽走体温计对着灯看。
“你的手表很好看。”
“是吗？我男朋友送的，后来一查是A货。”
“然后呢？”
“然后什么？”
“然后你把他甩了？”
“怎么可能？”她左手托着病历卡，把体温抄在上面，“我是跟他恋爱，又不是跟手表恋爱。”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送你一块真的。”
“你嘴真甜，可是我真有男朋友了。”
“我知道！”我心想，就算你没男朋友，我也没时间跟你谈恋爱。
“我们过完年就去领证。好了，体温正常，你今晚就能出院了。”
“哦，他们打我打得还不够狠。”
“什么不够狠？”
“住不了院啊，我今天就得回监狱了。”
“哇，你不是证人，你是坏人！”
我对她抖了一下右手，不只是输液管，还铐着呢。我身上的麻药劲儿基本散了，好几个地方都钻心疼。
“你做了什么事？”
“我杀了我哥哥。”
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我对她笑笑：“我其实没杀，警察逼我认罪。”
“所以警察才打你吗？”她问。
“他们哪儿敢？”
“是警察打的，”她说，“外面的记者说他们行刑逼供，等着采访你呢。”
“记者都来了？”
她吐吐舌头，说：“警察找你，记者也找你，你成名人啦。”
我要配合高君的第二个事情，影响恶劣些，把记者吸引来采访我。有用吗？谋杀的罪名是不能保释的。
“但没家人找我。”我说。
她张大眼睛，抿抿嘴，问：“警察，记者，你先见哪一个？”
“记者吧。”
“好！”
护士夹着病历卡出去，进来的却是高文。我提醒他我要先见记者。他没回答，巡视房间是否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然后坐到我床前，阴森森的。我感觉他要是把一管毒液扎到我输液管里，我都无力反抗。
他掏出一个证物袋，里面有一把匕首，二十厘米左右，属于军备物品，正面是刀刃，反面是锯齿，任何一家军用商店都能买得到。“是这把吗？”
我摇摇头，说：“你装模作样包它干吗呀？不是一个指纹都没有吗？要不我给你印两个？两拇指一起印，这样一来——”我左手去抓被铐着的右手，跟他比画着，“显得我杀人都杀得很山炮。”
“是这把吗？”
“你应该先查每家军用店售出记录，运气好的话，没准儿那家正好有监视器，按照购买人的长相直接去抓，案子就结了。”
“是这把吗？”
“你他妈是复读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把，你比我清楚吧？”
他又拽出一沓儿文件，有点儿像认罪书，说：“那你就在上面签字吧。”
“我签什么呀？”
“承认你用这把凶器杀害了欧阳桐。”
我静了一会儿，跟他表示我右手铐着呢，左手写不了字。他掏出一盒印泥，摁手印也行。我坐起来，往后靠，问他：“你真觉着人是我杀的？”
他低着头，打开印泥盖，说：“我不关心真相，我就关心你认不认罪。”
“你该查查陈洁，匕首是她的，她放到我那里的。”
他挺意外，打开烟盒见里面是空的，把烟盒扔了。
“欧阳桐的老婆，”我补充道，“算是我嫂子。”
“啊，我当是谁呢？你去查吧，一小时后你就自由了。”
“什么？”我跟他讨支烟，“你好像什么都安排好了？”
“你配合得也不错，”他指着认罪口供，“这是最后一样。”
“匕首是你安排好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个好稽查，尽职尽责。你这个案子我的工作是结案。你认罪，我结案，接下来你逃跑消失，那是羁押方面的责任了，我已经圆满地完成任务，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交易不是很光彩，我不希望你再弄得跟王者归来似的，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到那时对你对我都不好。那怎么办呢？我让你认一个死罪，你跑得越远越好，别再回来，我也不用老惦记你活得好不好。”
“你不怕我回来那天带来真的凶手，把你兜出去？”
“会有人信吗？现在是五点半，按照计划你六点半逃出去，我六点就已经离开医院了，而且，带着嫌疑人认罪书和刚刚搜查到的凶器离开。我出了医院去哪儿？回警局开会！我要在局长面前做你的结案陈词，时间、地点、会议内容都是有记录的。你想，过三五个月你要是真回来了，有人能相信我当时会放了你？”
“非常好，我都不信。”我抓着头发，看着眼前这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等我跑出去之后，你会再杀几个我身边的人，安到我头上，逼得警局下令，对欧阳楠当场击毙，这样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对不对？”
“对了一半，为你这点儿事，我犯不上去杀人。最多一些无头案，让你顶一下就是了。”
“如果我不认罪呢？”
“没关系，买卖不成情意在。我把你送回号子，我们重新开始，反正我工资按月拿，跟你磨呗。只是你永远也别想知道，欧阳桐是怎么死的，谁在玩你。”
“我如果签了，我就是一辈子的亡命徒，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他忽然很鄙视我，在我床前走了一圈，抬高音调：“你是个爷们儿，别跟我自怜自艾的！”
“你能保证我出去？”
他点点头，左手钢笔，右手印泥让我选。
“钢笔吧。”
他把口供拿到我腰下的右手旁，我说其实我是左撇子。他索性扔在我腿上，让我自己来。
“六点是张队的岗，算他的失职怎么样？”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下子很软弱。我说：“怎么给你钱？”
“会有人告诉你。”
“拿到钱之后，你可以直接干掉我，用不着那么麻烦啊。”
“我是稽查，不是杀人犯。”他把口供装进皮包里，低着头说，“你还有二百万，省着点儿花。”他掏出钱包，拿出一沓儿一样的名片，抽张递给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打这个电话。”
看背面就知道，又是国华汽修，总经理高君。我收起来，反正扔这儿也不合适。“高文，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叫住他，“你是不是知道，我哥哥是谁杀的？”
他也望着我，类似那种告别的眼神，对我笑了笑：“你自由了，你去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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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高文说他六点离开。我一个人在病房，外面黑下来了。墙上有一面电视，对我黑屏好半天了。我把小护士叫进来，问她这电视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她说，接着就看着我不动。
我乐了，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想看电视。她打开电视，没声音，也没遥控器。我还不如看她呢。我陪着小护士东聊西聊，脑子里一团糨糊。我还有一个人要见，记者。一个记者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弄出去？
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让小护士把记者叫进来，她出去转了一圈，倒是把张队弄进来了。他说《法制晚报》的记者吃饭去了，问我要不要也吃点儿。我说好，吃什么都行。
医院的饭菜都是清汤寡水，没味道。张队叹息，说以后进去了伙食更差。我犹豫现在的情况应该跟他说多少。算了，说多了反而连累他。张队说我的律师真硬，能把媒体舆论哄起来。我说我还没来得及见我律师呢。他说没关系，到打官司的时候天天见。我说，我一会儿见了记者什么都不说。
“不行！”他嚼着馒头喊，“高文惹的事，说得越多越好！”
差不多六点十五分，记者进来了。一进门就抱怨官官相护，他在外面守了一个下午才熬到采访的机会。他摘下帽子和口罩，说他最讨厌进医院，什么病都可能被传染。张队叫人把清汤寡水的饭都收了，说他在外面，有事叫他。记者拉住张队，问能不能把我另一只手也铐住，他觉着不安全。张队白了他一眼，摔门出去了。
他坐下来，给我看他的记者证和过期报纸里他写的报道。我更加迷惑，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合法身份。他把录音笔调音后，放在我和他之间，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什么？”我瞪大眼睛，半张着嘴，难不成还真要采访？
他掏出一盒烟，抽出倒插的许愿烟，看似纠结了一下，递给我：“抽支烟吧？”
“不用，刚抽过。”
“抽一支吧，这样你能放松一些。”
搞不清状况，索性点上陪他唠。我开始说我这个伤是同屋的犯人打的，但他老想往行刑逼供上拐。想到高文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顺着他的话茬儿往下说，我说我没罪，那个姓高的就往死里打我，我昏死过几次，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