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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召集20万大军和支援战船征讨长江以南地区。这场战争与隋文帝于589年在同一地区为同样目标而发动的战争非常相似，但晋军的人数只是隋军的40%，且组织水平更接近于汉朝而不及隋朝。
在接下去的200年里，骑兵主宰了中国战场。出土文物、陶俑和墓中浮雕提供了大量关于武器的信息，显示4世纪时骑兵普遍使用了马镫。很多坟墓中出土的物证都表明冲击武器和马的护甲越来越普遍地得到应用，说明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200~400年的战争能力显然有重大进步，给这段分裂时期打分却仍然不容易。东方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衰落到西方7~9世纪的羸弱水平，国家的基础设施始终得以保存。即使在4世纪，5万~10万人的军队也比比皆是。尽管攻城器械基本上从北方军队中消失了，但南方的堡垒依然坚固。400年后，军事实力增长得比以前更快。从我给600年的隋朝军队打0.09分回溯，我给500年打0.08分，给200~400年这段时期打0.07分。
变化极小的分数遮掩了重大的变革，但除非我们将公元600年的分数推得更高，我们就不得不或者（像我那样）设想公元200~400年的变化没有大到能在指数上显示出来，或者认为分数在公元200年后的某个时候降到了0.07分以下，然后又迅速攀升了。0.06分将相当于西方在6世纪早期或大约公元1000年时的水平，但我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在整个分裂时期，东方的战争能力仍然高于那些水平。
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9年）的战争能力还要更高。公元前3世纪的大战，催生了交战双方都动辄上万人的大规模步兵部队。他们娴熟地运用围城技巧和后勤保障手段，还开创了大量的军事理论。
公元前200年时水军还很弱，因为控制江河湖海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骑兵也是如此，而且许多军队都还在使用青铜武器而不是铁制武器。然而，在接下去的两个世纪里，铁制武器逐步取代了青铜武器，随着主要战争从中国军队之间的内战转变为抵御匈奴游牧部落的战斗，骑兵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
西汉军队的规模是起伏不定的，公元前200年后随着皇帝削藩，军队人数有所下降，但为了打大仗，此后又有所攀升。如公元前97年武帝出击匈奴时，就派出了14万步兵和7万骑兵。不过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于公元31年废除了普遍征兵制，并认真开始在帝国核心地带实行非军事化。到公元1世纪50年代时，汉帝国的军事制度改为将大量军队（通常都是处于帝国极松弛的控制下的盟国骑兵）驻扎在边境地区，帝国核心地带只留下一支规模极小的常备军，大约只有4万人。
汉朝军队的战斗力似乎始终没有达到罗马帝国军队的水平。我为公元前100~前/公元1年的汉军打0.08分（罗马巅峰时期为0.12分），然后公元100~200年稍降一点，为0.07分。对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估计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当前的证据条件下，即使将西汉的得分提高到0.1分，也不为过。不过，除非我们认为汉朝的军事实力实际上与罗马势均力敌，否则不可能将东方的战争能力分数改变到足以严重影响社会发展指数的程度。
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曲线（见图5.16）的形状显示，在火药革命爆发之前，恐怕任何国家（包括最强大的草原联盟）都不可能使其军事力量超越0.1~0.12分。尽管进行跨越漫长时间和广袤空间的广泛对比极其困难，但铁制兵器武装下的罗马帝国军队、唐朝初期军队和明朝初期军队的战斗技能，似乎的确是达到了大致相同的水平。较而言之改进指挥与控制、加强后勤的空间都不大了，因此也不可能比这些时段的水平再高很多了。
图5.16 公元前200~公元16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中国早期（公元前1600~前200年）
正如对西方早期战争能力的分析一样，在指数中可能出现的极小分数只能对图解产生影响（见图5.13）。
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中国史前时代使用武力的证据，但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我们才看到金属武器的经常使用，以及我们可以合理地视为国家级战争的军事组织的迹象。依照我对西方早期战争能力采用的原则，我将最低的分数0.01分给公元前1600年，这与通常被认为与商朝的到来相关的一些事件是大致相符的。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东方的战争能力，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西方核心地带的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战争中通常使用青铜武器，参战人数只有几千名，都是没有盔甲的民兵，没有骑兵或战车，也没有专门为打仗建造的船，只有非常简单的防御工事。
东方和西方战争能力的时间滞差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晚期急速缩小了。这大概与战车从中亚向这两个地区的推广（大约公元前1800年传至西方，公元前1200年传至东方）大有关系。商朝晚期的战争似乎比商朝早期规模要大得多。按照甲骨文上的标示，商朝的远征军通常大约有3 000多人，但至少有一次，商王武丁和夫人妇好召集了10 000人。到公元前1200年时，这些军队已经用上了战车，但似乎局限于主要将战车用于军官的车乘。公元前1200年时战争能力的增强足以将分数提至0.02分。我估计西方的分数是在公元前1800年时升到了0.02分，说明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缩小到了大约600年。
在西方，军事变革的步伐在公元前1500年后加快了。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王国中，战车部队成为主力，在高度集中的统领下，越来越多的专业化部队建立了起来。西方战争能力的得分在公元前1400年增至0.03分，公元前1300年增至0.04分。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晚期，东方似乎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军事能力加速增强的时期。到公元前1000年时，周朝也大规模地使用起战车来，就像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西方军队。据（公认是将近1 000年后编撰的）《史记》记载，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在推翻商朝的战争中，统率了45 000名步兵、6 000名盟军和300辆战车。即使实际数字只有一半，这支军队按照西方公元前1500年的标准，也相当可观了（尽管不会给公元前13世纪的西方国王们留下什么印象）。因此我提议给公元前1000年的东方战争能力打0.03分。
周朝军队在公元前10世纪似乎更加壮大了，并使王权跨过了渭河，扩展至黄河流域。然而，在公元前957年周昭王在汉水流域遭遇惨败后，国家开始分裂。给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体系打分无疑是武断的，但公元前1000~前900年周朝军力的增长不足以使得分升至0.03分以上，但公元前850年后国家陷入的混乱却足以使得分降至0.02分。
军事力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和晚期迅速而稳步增长。最重要的变化在组织方面，从贵族征税征兵，并坐在战车里指挥自己的部队，转为统治者征税，征召自由的农民组成大规模的步兵部队。公元前7世纪时，10 000人的军队仍被视为庞大。然而，到了公元前6世纪晚期，主要的军队能召集到50 000人，而一个世纪后，最大的军队的人数还会再翻上一番。
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学者以能投入战斗的战车数量来衡量国家的大小：千乘之国（1 000辆战车可能只是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投入城濮之战的战车数量的一半）为小国，万乘才是大国。然而，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军队的规模呈爆炸式增长。我们的文献资料提供的数据（达到了60万）经常受到怀疑，但到公元前250年时，秦国无疑能一次性投入数十万兵力。铁制兵器直到公元前200年后才普遍使用，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我们也看到了战车被骑兵取代，围攻战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北方许多地区都建起了泥砖长城，以抵御草原袭击者。
在图5.13中，我标绘的东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在公元前700~前100年是稳步增长的，从0.02分增至0.08分。这无疑是过分简单化了，增长率在公元前400年后很可能加速了，但鉴于涉及的分数实在太小，目前这样标绘，比插入停滞时期和骤变时期，随意性似乎要小一些。
工业革命改造枪炮
跟社会组织一样，战争能力也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能量获取水平稍微提高一点点，通常就能引发战争能力的巨大增长（见图5.17和图5.18）。
图5.17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与战争能力的对比（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图5.18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与战争能力的对比（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东方和西方一样，战争能力在经过了一段增长缓慢得在发展指数上难以衡量的漫长时期后，又突飞猛进了一段，在大约1 000年间（西方为公元前1800~前500年，东方为公元前1200~前100年）从0.01分跃升至0.08分。继而在接下来的将近2 000年间，东西方的战争能力又都似乎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们也许可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即0.08~0.12分（见图5.19）。
在0.08~0.12分这个范围内，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经历了多少不同的道路。在东方，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波峰（公元前100~公元100年、公元700年、公元1400年）被崩溃（公元200~400年、800~900年）分开。每个波峰都比前一个要高（公元前100~公元100年为0.08分，公元700年为0.11分，公元1400年为0.12分，在大约1500年经历了一次轻微的下跌后，于1600年又恢复到这个水平）。
图5.19 公元前500~公元1600年，军事上的“硬天花板”
前现代时期的西方战争能力经历了一段更富戏剧性的历史，从公元前500~前100年（如前所述，图中公元前4世纪那段时间的线是平直的，只是为了将极小的分数凑整）相当平稳地增长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0.12分，然后又一路下跌，到公元600年时降至0.04分，公元800年又开始平稳上升，约于15世纪40年代突破了0.12分的上限——此时正是从奥斯曼土耳其前往勃艮第、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枪手们开始实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时候。
图5.19恰好说明了早期现代欧洲军事革命理论家们的观点：枪是欧洲军事腾飞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是枪使得15世纪时的欧洲军队在很多重要方面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可能，然而是战术、后勤、指挥和控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才使得新武器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正如肯尼思·蔡斯（Kenneth Chase）所指出的，这些变革之所以始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伊朗或土耳其，是因为：（1）欧洲距草原较远，这使其难于维持较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意味着其战场上保留着大量运动缓慢的步兵，因此发射较慢的枪仍是有效的；（2）欧洲有大量筑有围墙的城市，使得大炮有较大的用途；（3）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意味着战事不断，因而革新是有益的。
表5.2 约1400~1700年促成军事革命的因素
步兵
城市
分裂程度
基督教世界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伊斯兰世界
比较重要
不重要
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