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由西方传来的）。中国的铁匠进步非常迅速，在公元前6世纪时就炼出了真正的钢，公元前5世纪时铸出了生铁（而欧洲的铁匠是直到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项技术）。到公元前200年时，铁制武器开始取代青铜武器，铁制工具的使用显然也越来越普遍。不过，青铜业依然繁荣。公元前6世纪的铜绿山铜矿显示了异常成熟的建筑水平，有设有树木线的竖井。侯马的铸造作坊也同样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段时期，商业也迅猛发展。公元前625年从鲁国的臧文仲开始，大臣们在各自国内巡视以废除关卡。诸侯国都必须向商人们保证不干涉贸易，水运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中国商人在没有受到西方发展影响的情况下，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独立铸造和使用青铜钱币。到公元前200年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青铜钱币在流通。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像西方考古学家那样对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碑铭和铅污染状况进行量化，但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贸易有了巨大增长，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计算分数
图3.30显示了3种不同的办法，来填补公元前9500~前200年能量获取分数估计的鸿沟，或者索性假设能量获取以算术或几何的规模稳步增长，或者依据实际证据进行估计。算术级增长似乎不大可能：图3.30中上面那条线意味着，自大约公元前7000年贾湖文化建立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河姆渡文化建立，和自大约公元前2300年陶寺文化毁灭到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在四川兴修水利工程，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一样快的。这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应当假设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几何级的，指数随时间而增长。
我们在将西方的考古数据转化为消费水平时所遇到的所有挑战，在东方进行转换时也都会遇到，但将东方的考古发现与西方相比较，显示出东方实际上是沿着一条与西方非常相似的轨道前进的。主要的不同在于，东方走上耕种和驯化的道路比西方晚了大约2 000年，其能量获取水平也相应落后于西方。在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时代，最初差距似乎也停留在大约2 000年。从公元前9500~前6000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大约50%，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6 000千卡；到公元前2500年时，随着副产品革命的完成，又增长了50%，增至每人每天9 000千卡。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埃及人建设大金字塔的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还停留在约公元前45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当时西方最早的大城市，比如布拉克丘和苏萨，都已经出现了（见图3.31）。
图3.31 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和西方能量获取状况
不过，公元前2500年后，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要快得多。由于东方的数据实在太少，我们只能就总体印象而言。在我看来，到公元前2000年埃利都腾飞前夕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大致达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即苏萨时代和乌鲁克扩张的前夕（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公元前1500年，当商朝建设郑州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与公元前2400年的西方的水平大致相当了，即乌尔王陵和埃及大金字塔兴建的时期（14 000千卡）。令我惊讶的是，到公元前1000年，当周朝取代了商朝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与同时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不相上下了。当时西方正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时期，埃及的中王国取代了旧王国，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取代了阿卡德王朝的城邦（每人每天17 000千卡）。不过，到公元前500年时，因为西方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崩溃，并且恢复缓慢，东西方差距进一步缩小了。到公元前500年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和东西方大约公元前800年的西方差不多了。当时亚述帝国正面临巨大危机，不得不进行上层体制改革——当时的水平是21 000千卡，当然也是西方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时达到的水平，即埃赫那吞和奈费尔提蒂开始奇特的宗教和政治实验之前半个世纪。
这些估计当然还需要更好的证据支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都还只是推测而已。但如果这些大致在正确的范围内，那就意味着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大约公元前9500~前3500年这6 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翻了一番后，在公元前3300~前1300年这2 000年的时间里又翻了一番，然后在公元前1300~前200年这1 100年间又增长了50%。
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崩溃是到公元前200年时，东西方差距缩小到只有300年的主要原因，但差距缩小的趋势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200~前1200年的1 000年间，实际上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只增长了31%，而东方增长了52%。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还不十分清楚，尽管目前看来，东方的青铜技术很可能是向西方学习来的，并且驯化的小麦也同样是通过跨越大草原的商人获得的。这是否是东方迎头赶上的唯一原因，塔里木盆地里那些保存完好的干尸是否就是把很多技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中亚商人，是否还有至今未知的其他原因促使东方社会在古代国家时期比西方发展得快，都还有待研究。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图2.5显示了过去16 000年间的能量获取状况，也展示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主要论点。社会发展指数的其他维度——社会组织（通过城市规模来度量）、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终究不过是使用能量的方式；尽管单纯度量能量获取无法涵盖社会发展的完整内涵，但能量必然是任何指数的中心支柱。因此我讨论能量获取的证据时比另外3个特点更为详细。
显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尽管能量获取是历史的脊梁，我们关于能量获取的证据却是零散和不尽准确的。总体而言，西方历史比东方历史有更多的资料可供研究，西方历史的确有可供量化的证据存在。像史前考古的情况一样，致力于西方考古的学者们对于发掘结果，通常会比东方的同行们做出更多的综合整理。特别是西方学者们做了更多的家庭考古工作，并对实际工资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随着证据基础的改善，新发现会解决这里遗留的一些问题。例如，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地断言，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罗马时代的巅峰期究竟是公元前1世纪还是公元1或2世纪，其水平是否当真比东方的巅峰期宋朝要高（以及东方的巅峰期是否真的是12世纪）。我们应当也能够证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到中期，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都真的下降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是否真的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是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和公元前2300年左右东方的危机，是否也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没有）。更好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加强我得出的一些结论，而削弱我的另一些结论。
不过，总体情况显然是有充分坚实的基础的，即使所有具体分数都还存在争论的空间。能量获取水平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时非常低，不会过分高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得也极其缓慢。食物热量有所收益，但是，正如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这些收益通常都被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增加的人口消费了增加的收益，使得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费水平仍低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但是，也如马尔萨斯所看到的，非食物热量也有大量收益，而且随时间积累。因此，总体（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是几何级增长而非算术级增长的，指数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都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耕作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9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5500年）、古代国家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3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2000年）、大帝国创建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300年），以及最重要的化石燃料工业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1800年，东方为公元1900年）。从古代大帝国的巅峰时期到工业革命兴起，大约2 000年的时间里，能量获取水平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我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之下，略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从古代和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精英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人性达到其顶峰、历史是循环性的、最好的时代在过去等感觉——正如自公元1700年以来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爆炸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8~19世纪众多欧洲思想家，以及20~21世纪的美国人抱持的乐观主义。
[1] 1公顷10 000平方米。——编者注 [2] 应还包括更始帝时期（23~25年）。——编者注
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
办法、假设和来源
社会科学的一个长期的研究传统，特别是在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城市研究领域，在于表明一个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与其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联性远非完美，但对于探索跨度为16 000年的社会发展指数这种粗线条的研究，已经足够了。
原则上讲，探究城市规模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概念上比较简单。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1）确定东方和西方在历史上每个需要计算指数值的时间点上的最大定居点的规模；（2）确定公元2000年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规模；（3）将公元2000年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除以250（社会发展指数所能赋予“社会组织”这个特性的满分）；（4）再将过去城市的人口数除以那个数字。
由于对城市边界的定义和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的看法不同，人口统计学中对于公元2000年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规模，意见很不一致。为了设立一个相对无争议的基线，我索性采用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社出版的《袖珍数字世界》（Pocket World in Figures）中的估计：东京高居榜首，其人口为2 640万；纽约则是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人口为1 670万。当然，还有大量其他估计数字可供我使用，但所有可靠的数字似乎都与上述数字相差不远。
这个起点意味着东方在公元2000年的社会组织方面得到满分250分，每106 800人得1分。纽约有1 670万居民，因而为2000年的西方挣得156.37分。值得记录的最小分值为0.01分，只需1 000人即可获得。这意味着，与能量获取分数不同的是，社会组织分数的确可能降至0分，公元前40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前7500年之前的西方，人口都太少而无法度量。
以这种方法计算组织分数，主要的障碍是经验主义。对于早期定居点，我们必须借鉴考古学和人种志/历史的类比。估算极其依赖于对定居点面积的度量和根据有记录的人口密度的外推。人类学家罗兰·弗莱彻（Roland Fletcher）曾向我们展示了人口密度统计的差异有多大，尽管这些数字似乎都遵循了一般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古希腊，估计数字可能非常可靠，误差幅度极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估计数字就不那么可靠了。总体而言，大多数记录良好的前现代城市，很少有人口密度超过每公顷200人的，每公顷将近100人的城市更为常见。偶尔也可能有前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公顷500人，但这样的人口密度极其异常，需要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然而，20世纪和21世纪的超大城市中极小的村庄和特定地区，有时人口密度却完全可能超过每公顷500人。
从古代起，就有一些文学作品提到城市规模，但这些资料往往不可靠，因为古代城市的居民通常并不知道自己周围住了多少人。这意味着在现代之前，考古和类比仍然非常重要——尽管由于同时代没有很像前现代时期的“城市巨人”罗马和长安那样的城市，使得过去3 000年的类比比史前时期的还成问题。在近代，食物进口的资料有时也会留存下来，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核实人口规模的办法。而在现代，我们可以利用相当准确的官方统计资料。
一些作家提供了有精确数字的关于城市历史的概述。特蒂斯·钱德勒（Tertius Chandler）所著《4 000年城市发展史》（Four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是一部价值无量的参考书，可能也是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尽管书中提供的资料来源太少。其较早的版本，《3 000年城市发展史》（Th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