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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核心假设。首先，我会对它们进行阐述；其次，我将继续解释社会发展指数将如何运作。在本章结束时，我将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指数完善了20世纪新进化论的指数。
定量、东西方、时间：什么支撑着社会发展指数
我做了9个基本假设，每个假设都需要开展不同程度的讨论。
定量分析
社会发展除非能够量化，否则就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已经有好几代历史学家对定量和定性的优缺点进行了争论，我不打算对这些越来越没有结果的争论老调重弹。
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定量分析就一定比定性分析更客观，无论我们是计算还是描述，都总会出现本能的判断和潜在的武断的识别。第三章至第六章将详细介绍一些在这方面，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判断和识别。
也就是说，定量分析的办法应当比定性分析更清晰，因为定量迫使分析者专注于这些判定，并且要系统地阐明做出某个选择而不是另一选择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对社会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争论就将继续陷于打概念仗的泥沼之中。所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为社会发展建立一个数字指标，使得对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直接的比较变得可行。
简约性
据说爱因斯坦说过：“在科学上，应当使事情尽可能地简单，直到不可能更简单了。”尽管没有人曾试图寻找这句引言的原始出处，但我认为，必须以此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并非所有人类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此而言，也并非所有自称社会科学家的学者都同意。）
学者们通常会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应当是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增加复杂性。无疑有许多问题——尤其在文化研究方面——需要能使我们的认知更加复杂、更加玄妙精微的方法，为此甚至可以付出使之晦涩难懂的代价，但在讨论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话题时，一般来说，主要是因为复杂性太重了，使得中心议题在大量细节中被模糊了，分析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误区。
特性
设定像“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要求我们先将其分解为更小的、可直接度量的单位。遵照HDI模式，我试图在为社会发展的形式定义时涵盖全部标准的最小数量的具体特性。任何特性列表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挑选出最佳集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种集合中增加更多的特性，就将经不起爱因斯坦的简单性的考验，因为那将使事情走向毫无必要的复杂；而如果我们减少特性，那么这份列表就将无法包含定义的全部要素，并将使事情过分简单化。
第一个HDI是在1990年由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Mahbub Haq）设计的，旨在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国民收入核算上转移到人类福祉上。在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及一个联合国经济学家团队的合作下，哈克巧妙地设计出了HDI，为联合国发展署的官员们提供了一种单一分数，使他们能够了解各国在促使其居民发挥其内在潜力方面做得怎么样。
HDI利用3个特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知识和教育（以成人识字率占2/3的分数，以大中小学入学率占另外1/3的分数），以及生活水准[以美元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联合国人类发展计划署经常改变其计算方法，2011年变动尤为明显，其进行了大改变，为生成分数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计算器。
HDI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从对特性的选择、基础数据的差错、对教育和收入的看重，到对环保和道德的忽视，都是如此，然而它仍然被证明极其有用，并得到了广泛运用。
人类发展与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社会发展并不相同，但是确定一个易处理的小数量的可定量分析的特性这一基本原则却是相通的。当然，HDI与我的社会发展指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每个发表的HDI都是对一时的快照，不考虑历史变化。HDI可以通过比较每个年度报告中单一国家的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估量一段时间的变化，但由于其可能得到的最大分值总是1.0，HDI更适合于在图表中标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而不大适合于度量发展水平历经时间长河的变化。
总之，尽管HDI和我的社会发展指数目标大为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小数量的可定量分析的特性能够作为较为宽泛的概念的代表物——却是个极好的起点。
有用特性的标准
在社会科学中，就如何挑选好特性有很多讨论，大多数说法都关注6项标准：
（1）特性必须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必须告诉我们一些与我在第一章中定义的社会发展有关的情况。
（2）特性必须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例如，我们也许会认为文学和艺术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的尺度，但是众所周知，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受到文化制约的。
（3）特性必须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如果我们以一国人口数量和一国财富数量为特性，就不能再以人均财富量为第三个特性了，因为这是前两个特性的产物。
（4）特性必须有充分的文件证明。当我们回溯几千年前的历史时，这的确是个问题。特别是对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确可能对一些可能有用的特性知之不多。
（5）特性必须是可靠的。也就是说专家们对证据的判断多少是一致的。
（6）特性必须是便利的。这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原则，但取得证据越难，计算结果的时间越长，这个特性的用处越小。
关注东方和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对社会发展进行真正的全球考察，尽可能详细地评估世界所有地区的情况，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然而，那需要极其大量的工作，对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着实是个钝器，它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经不起简单的检验。
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遥远的古代就比世界其余地区的高，还是西方仅是在近代异军突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必要同样详细地调查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出于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西方将主宰多久》第二章中讨论的原因，在最近一次冰期的末期，大约公元前13700年时，“幸运纬度带”（大致为北纬20°~35°的旧世界和南纬15°至北纬20°的新世界，见图2.1）的地区中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社会发展开始加速，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
图2.1 幸运纬度带
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吉（Michele Angel）制作
在过去数百年间，世界上仅有的似乎比较可能与西方匹敌的地区，是那些从新世界的核心地带发展起来的地区，以及南亚和东亚。这些地区在最后一个冰期的末期时，成为潜在的可用于家居的植物和动物聚集最稠密的地区。实际上，自最后一个冰期末期起，唯一在社会发展方面得分高于西方的地区是东亚。因而，遵照精简原则，我关注东西方的对比。
哪儿是东方，哪儿是西方
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不同的学者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西方”这个词，使争论陷入了打概念仗的僵局。据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计算，学术界共有不下12种不同的定义，相通之处仅仅是他所谓的“弹性地理”。戴维斯的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结果便是“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
戴维斯指出，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往往从他们喜欢与西方联系起来的一些价值着手，比如，民主、基督教、科学或自由，然后确定一批似乎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然后再一本正经地将这些国家与一系列他们认为不享有这些价值的“非西方”国家对比，再就差异提出一种解释。他们的困境在于，反对的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很简单地将另外一些价值定为西方的精髓，提取另外一些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进行不同的对比，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能同样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为了避免这种民族优越感，我做出了极其不同的假设。我不是建立一些我认为属于西方的价值，再沿时间向前回溯，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开端，再向后展望。地区之间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实际上只是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群体开始栽培植物、驯化动物，而另一些群体仍在延续着采集食物的谋生手段。正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
在这一地区，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4000年时，这个“西方”已经扩展至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大部，以及今埃及、今伊朗的西部边缘和中亚的一些绿洲（见图2.2）。在公元第一个千年，“西方”继续扩张，囊括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全部地区；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欧洲人又将“西方”扩展至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
图2.2 西方的早期扩张，公元前9000~前4000年
同样，当我提及“东方”时，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那些社会。像在西方一样，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000年时，“东方”扩展至包括了我们今天称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前1500年时，“东方”又囊括了今天的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又兼并了日本。
这种将“东方”和“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带的社会的办法是常识。这样定义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对长期的人类历史采取一贯的概念，避免困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争论的意识形态极端化。
度量的时间间隔
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度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所以指数必须有历经时间长河的维度。我从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即公元前14000年开始打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00年，这样不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结束点，也使我们能再有一些时间看看此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遵照精简原则，在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时，时间间隔应当小到足以显示变化的大致模式，但不能更小了。在史前时期，年代测定技术通常要允许较大幅度的误差，但社会变化的速度通常也非常缓慢。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证据来区别公元前12000年和公元前11900年，其差异也许仍然太小，无法度量。
因此我使用一种浮动的间隔。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我以每1 0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改善了，变化加速了，因此我以每5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我将间隔减为每250年为单位，最终从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我以每100年为单位来度量。到了20世纪，资料的质量已使我们可以逐年探查变化。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至少自20世纪下半叶起，可以逐月查看变化，不过精确到这个程度对于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并无多少助益，却要增加巨大工作量，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项原则。
这个办法的缺点之一在于史前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被消除掉。的确，从长远来看，冰期结束后的头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过去数百年缓慢得多，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史前考古遗迹的年代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确定（例如，法国阿尔卑斯山脚的湖畔村庄，通过树木年代学测出的时间，误差只在几年之间），很明显，这些漫长的波浪遮掩了很多较短的周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
关注核心地带
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指出，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提升欧洲的优越地位，于是经常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与将现代欧洲早期最发达的部分，如英国和荷兰，与整个中国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欧洲在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就要发达得多。将不相称的地区相比较，得出的是无意义的结果（这就是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纳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