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_第38节

的影响,朱熹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由于李贽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贽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注释

﹝2﹞《续焚书》页11。

﹝4﹞袁中道著《李温陵传》,见《焚书》卷首页4―5。

﹝6﹞《焚书》卷3页130；类似的自评又见此书卷2页50。

﹝8﹞《焚书》卷1页10、37、卷3页105、卷6页232。

﹝10﹞《焚书》卷1页10,卷3页85―86。

﹝12﹞《焚书》卷2页52、卷4页42。参看朱谦之著《李贽》页2。

﹝14﹞《焚书》卷1页30、36、40、卷2页46。

﹝16﹞《焚书》卷6页232。此诗曾由萧公权译为英文,载《明代名人传》页809。

﹝18﹞《焚书》卷3页84。

﹝20﹞参看何著Ladder of Success。

﹝22﹞朱谦之著《李贽》页29。

﹝24﹞李贽的家族对之施加压力,虽无直接的证据,但从现存的族谱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族谱手稿的笔迹出于多人,最早的在1606年,为李贽去世后四年。可见修谱的工作在李贽晚年已经进行,表示了他这个家族为巩固内部团结而作的努力。族谱的发现及情况见《李贽的家世》,载《文物》1975年1期页34。

﹝26﹞《焚书》卷1页25。

﹝28﹞《焚书》卷2页16、82、卷4页182,附录卷2页269；《续焚书》卷1页8、11、19、26。

﹝30﹞李贽的交游中,如刘东星、周思敬、顾养谦、梅国桢、李世达,官居漕抚、侍郎、总督、都御史,见《焚书》卷2页57、66、69、73、77、82。

﹝32﹞de Bary对这一问题曾有所批判,见Self and Society,页5―8。

﹝34﹞《焚书》卷4页143。

﹝36﹞《明儒学案》卷35页7―8。可参看《明史》卷221页2253。《明史》对李贽的记载多不正确。

﹝38﹞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11；《焚书》卷4页143。

﹝40﹞《焚书》卷1页27、37、卷4页150、182―183；《续焚书》卷1页29、卷2页26―27；容著《李卓吾评传》页13。

﹝42﹞《焚书》卷4页185。参看《四友斋丛说摘钞》卷176页8。

﹝44﹞《续焚书》卷1页11、卷2页59。容肇祖认为李贽在1582年后始专心写作,见《李卓吾评传》页12。

﹝46﹞《焚书》卷1页30。

﹝48﹞《焚书》卷首页7。

﹝50﹞这是胡适的意见。见MacNair,China,页230。参看de Bary,Sourcesof Chinese Tradition,页479―502。

﹝52﹞《朱子全书》卷43页2―3。

﹝54﹞中国的道学家通常有这样的误解。笔者在评论倪元璐时曾经指出,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页438。

﹝56﹞《朱子语类》。

﹝58﹞见《近思录》陈荣捷英译本序言。

﹝60﹞颜钧其人其事,见《明儒学案》卷32页1、卷34页1―2、18、28；de Bary,Self and Society,页178―179、249―250。耿定向的信及李贽的复信见《焚书》增补卷1页260―263。

﹝62﹞《明儒学案》卷32页4。中国的传统观念,常常以师生传授或地理区域等条件作为划分学派的依据,实际上并不能确切表示其学术思想的异同,这一情形在王学中尤为显著。

﹝64﹞唐君毅对这一点有详尽的解释,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页103―105,亦见《传习录》陈荣捷英译本。

﹝66﹞王学的这种缺点已为黄宗羲、顾炎武所指出,现代中外学者如陈荣捷、Charles Hucker、Joseph Levenson也都有所论述。

﹝68﹞王畿的“良知”与“意念”,可参看《明儒学案》卷12页2、7。对此关系作出确切阐述的有唐君毅,见de Bary,SelfandSoci‐ety,页114。很多哲学家因为这些观念在个人的思想系统里具有开辟新门径的作用,可能引起对于人生的新的认识,他们往往用现代的方法对这些观念继续发挥。本书以明代后期的历史为研究的范围,所以认为这种思想解放的意义仅限于个人,而就整个社会来说则是逃避现实。这种不同的意见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观察而得出的,而并不等于反对所有对王阳明的肯定性的看法。

﹝70﹞《焚书》增补卷1页259。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25亦称李贽狎妓并非毫无根据。

﹝72﹞《藏书》卷3页43、卷57页953。

﹝74﹞《藏书》卷9页146、156、162、169。耿定向为此书所作序言亦指出这一观念。

﹝76﹞《焚书》卷5页217。

﹝78﹞《续焚书》卷4页99。

﹝80﹞《焚书》卷2页69。

﹝82﹞《焚书》卷1页31、卷2页52、69、卷4页134―144；《续焚书》卷1页23。《麻城县志》卷8页17―19、卷9页32所记尤详。

﹝84﹞《续焚书》卷1页42。

﹝86﹞《续焚书》卷1页30。

﹝88﹞李贽赞扬寡妇的守节,见《藏书》卷64页1063、1066。相反,对于蔡琰,则称其“流离鄙贱,朝汉暮羌,虽绝世才学,亦何足道”,见《续焚书》卷4页95。

﹝90﹞《续焚书》卷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