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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论明史:全方位解读最后一个汉人王朝_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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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吉祥是于谦的死对头,可是他的部下指挥朵儿却深感于谦的忠义,到刑场祭奠痛哭,曹吉祥大为生气,把他打了一顿。第二天,朵儿又去刑场祭奠了。都督同知陈逵冒着危险,收拾于谦的尸首殡葬,过了一年,才归葬杭州。

广大人民深深悼念于谦,当时不敢指名,作了一个歌谣:

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嗛?

鱼嗛是于谦的谐音,这个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永远留存在人民的记忆中的。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有一首诗: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庙,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谦的事迹直接教育了这个有骨气的好汉,宁死勿屈,保持了民族的正气。

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代于谦做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就撤职抄家,有很多金银财宝,明英宗叫大臣们参观,并说,于谦在景泰朝极被亲信,死后没有一点家业,陈汝言怎么会有这么多!石亨听了,说不出一句话。过些日子,边防传来警报,英宗很发愁,恭顺侯吴瑾在旁边说,要是于谦在的话,不会有这情况。英宗听了也说不出一句话。

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徐有贞充军云南,石亨下狱死,曹吉祥造反灭族。

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于谦的儿子于冕遇赦回家,写信给皇帝申冤,明宪宗恢复了于谦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几句话,传诵一时。于谦的名誉恢复了。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谥于谦为肃愍,并建立祠堂,号为旌功。明神宗万历时又改谥忠肃。杭州、开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广大人民永远纪念这个保卫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于谦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有《于肃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议》十卷。演绎他的故事的小说有孙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

原载《新建设》第六期 1961年

海瑞的故事

海瑞的时代,是明封建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他生在正德九年,死于万历十五年(1514—1587),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这几十年中,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更加集中了。皇帝侵夺百姓的土地,建立无数皇庄,各地亲王和勋戚、贵族、大官僚都有庄田,亲王的庄田从几千顷到几万顷。嘉靖时的宰相严嵩和徐阶都是当时最大的地主。万历时期有一个地主的田地多到七万顷。农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夺,沦为佃农、庄客,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庄园的庄头作威作福,欺侮百姓。贵族和官僚的家里养着无数的奴仆,有的是用钱买的,有的是农民不堪赋役负担,投靠来的。他们终年为主人服役,除家庭劳役外,有的学习歌舞、演戏,有的纺纱织布,四处贩卖,有的替主人经营商业,开设店铺,没有工资,也没有自由,世代子孙都陷于同一命运。国家所控制的人口减少了,因为一方面农民大量逃亡,流散四方,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沦落为奴仆,户口册上的人口数字日渐减少。同时土地的数字也减少了,这是因为农民流亡,田地抛荒:庄田数目越来越大,庄田主的贵族和官僚想法不交或少交钱粮,这样,向国家缴纳地租的土地就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中小地主和上中农为了逃避赋役,隐蔽在大地主户下,大地主的土地越多,势力越大,把应出的赋役分摊在农民的头上,农民的负担便越重,阶级矛盾便越尖锐。

这个时期,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期。

贪污成为政治风气,正德时刘瑾和他的党羽焦芳等人,公开索取贿赂;嘉靖时的严嵩父子、赵文华、鄢懋卿等人,从上到下,都要弄钱,不择手段。以知县来说,附加在田赋上的各项常例[23]就超过应得的薪俸多少倍;上京朝见,来回路费和送京宫的贿赂都要农民负担。徐阶是当时有名的宰相,是严嵩的对头,但是,他家就是松江最大的富豪,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恶霸。

京官、外官忙于贪污,水利没有人关心了,许多河流淤塞了。学校没有人关心了,府县学的生员名为学生,到考试时才到学校应付。许多农民产业被夺,田地没有了,却得照旧纳税,打官司的人愈来愈多了。

这个时期是政治最为腐败,贪污成为风气的时期。

也正是这个时期,倭寇(日本海盗)猖獗,沿海一带,经常受到倭寇的威胁。浙江、福建两省被倭寇侵略最严重。明朝政府集中了大量兵力,把这两省合成一个防御性的军事体系,设总督[24]管辖军事。军队增加了,军饷相应增加,这些负担也自然落在农民身上。

大地主的兼并,官吏的贪污,倭寇的侵略,使得农民生活日益困苦。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景象,骨子里却蕴藏着被压抑的千千万万农民的愤怒,一触即发。

海瑞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总督是严嵩的亲信胡宗宪。

淳安是山区,土地贫瘠,老百姓都很穷,山上只产茶、竹、杉、柏,山下的好田地都被大族占了,老百姓穷得吃不上饭。这个县又处在新安江下游,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朝廷使臣,来往官僚过客,都要地方接待。例如经过一个普通官,就要用银二三十两;经过巡盐御史、巡按御史等监察官员[25],要用银一二百两;巡抚[26]出巡,则要用银三四百两。这都要百姓赔垫。他们坐船要支应船夫,走陆路要支应马匹夫役。地方穷,负担重。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经过淳安,仗着是总督公子,作威作福,嫌驿站(传递文书的站)的马匹不称心,供应不周到,大发脾气,喝令跟人把驿吏捆了,倒挂在树上。驿站的人慌了,跑到县衙要办法,海瑞说:“不慌,我自有主张。”他带人走到驿站,一大堆人在围着看热闹。鲜衣华服的胡公子还在指手画脚骂人,一看海瑞来,正要分说。海瑞不理会,径自进驿站去,一看胡公子带的大箱子小箱子几十个,都贴着总督衙门封条,就有了主意。立刻变了脸色,叫人把箱子打开,都沉甸甸的,原来装着好几千两银子呢。海瑞对着众人说:“这棍徒真可恶,竟敢假冒总督家里人,败坏总督官声!上次总督出来巡查时,再三布告,叫地方上不要铺张,不要浪费。你们看这棍徒带着这么多行李,这么多银子,怎么会是胡总督的儿子,一定是假冒的,要严办!”把几千两银子都充了公,交给国库,写一封信把情由说了,连人带行李一并送交胡宗宪。胡宗宪看了,气得说不出话,怕海瑞真个把事情闹大,自己理屈,只好算了,竟自不敢声张。

海知县拿办总督公子的新闻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南,老百姓人人称快,贵族官僚子弟个个头痛,骂他不识时务。

更使人高兴称快的是另一件事:海瑞挡了都御史的驾,拒绝他入境。这在当时说来,是件了不得的骇人听闻的大事。

鄢懋卿是当时宰相大奸臣严嵩父子的亲信,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出京来总理两浙(浙东、浙西)、两淮(淮南、淮北)、长芦、河东盐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级的监察官员之一,出巡地方时是钦差[27],掌握着进退升降官吏的建议权。总理盐政是名目,实质上是皇帝要钱用,叫他从产盐、卖盐上打点主意,多搞些钱。

鄢懋卿以监察官、钦差大臣的身份,加上有严家父子做靠山,一到地方,威风得很,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给钱的是好官,给多的便答应升官,给少的便找题目磨难,非吃饱了不走。总之,不管官大官小,什么地方,什么官,非给他钱不可,非给够了不走。不这样做,除非不打算做官才行。

不只送贿赂,还要大大地铺张供应、迎送。地方长官巡抚、按察使、知府[28]、知县,大大小小都得跪着接送。吃饭要供应山珍海味,住处要张灯结彩。在扬州,地方请吃饭,一顿饭就花了一千多两银子。他还带着老婆一起,老婆坐五彩搭的轿子,用十二个女子抬。连厕所都用锦缎做垫,便壶都用银子做。

一天,轮到要巡查严州(今浙江建德)了,要路过淳安。全县人都焦急,不知怎么办才好。

钦差、监察官、地方长官到地方巡查,照例都要发一套条约或告示,说明来意和地方应注意事项,并且大体上也都按着老规矩,照前任的抄一遍。告示内少不得要说些力戒铺张,务从节俭等冠冕堂皇的话。海瑞研究了好久,一想对了,即以其人之话还治其人之身。便对差官说,淳安地方小,百姓穷,容不下都老爷的大驾,请从别处走吧,省得百姓为难。他亲自写一封信给鄢懋卿,信上说:

细读您的布告,知道您一向喜欢简朴,不喜欢逢迎。您说:“凡饮食供应,都应俭朴,不要过分奢侈,浪费人民钱财。”您又说:“现在民穷财尽,宽一分,人民就得一分好处,一定要体谅。”您的种种恳切的教导,说得很多。我相信您的话是为国为民,是从心里说出来的,绝非空话。

但是,您奉命南下以后,沿途情况,浙江派的前路探听的人都说,各处都办酒席,每席要花三四百两银子,平常伙食都是山禽野味,不易弄到的东西。供应极为华丽,连便壶都用银子做。这种排场,是和您颁行的布告大大相反的。

都察院长官出来检查盐政,是少有的事。因为少有,所以百姓有疾苦的要求告状,有贪酷行为的官要改正,百姓也会得到少有的好处。现在情况是州县怕接待不周到,得罪都察院长官,极力买办。百姓为出钱伤脑筋,怨声不绝。百姓没有得到少有的好处,反而苦于少有的破费。这可能是地方官属奉承您,以为您喜欢巴结,不喜欢说实话,揣摩错了您的真正用心吧。

盐法毛病,我晓得一些,没有全盘研究,不敢乱说。只是这一件事,是我耳闻目见的。您如来了,东西准备了,纵使您一概不受,但是东西既然买了,必然要用许多钱,百姓怨恨,谁当得起?地方官属以今时俗例来猜测您,我又很怕您将来会因为地方官属瞎张罗,不利于执守礼法,而后悔不及。这个害比盐法不通还要大,所以敢把这些意见一一告诉您。

义正词严,话又说得很委婉。鄢懋卿看了,气得发抖,想寻事革掉他的官,但他是清官,名声好,革不得。就此过去,又气不过。只好放在心中,把这封信藏起来,批“照布告办”,严州也不去了。

严州知府正忙着准备迎接,听说都老爷忽然不来了,正在纳闷,怕出了什么岔子。后来才知道是海知县写了信,惹了祸。怕连累自己,大怒,海瑞一进来,就拍桌子大骂:“你多大的官儿,敢这样!”骂不停口。海瑞不说一句话,等骂完了,气稍平了,作了一个揖就走,以后也不再说什么。等到鄢懋卿巡查完了,走了,严州府上下官员一个也没出事,知府这才放了心,过意不去,见海瑞时连说:“好了淳安百姓,难为了你,难为了你!”

鄢懋卿恨极海瑞,要报复,叫他管辖的巡盐御史袁淳想主意。袁淳也是恨海瑞的,他巡查地方时,海瑞照规矩迎送,迎得不远,送得也不远,供应不丰富,有什么需索,也是讨价还价。这回正好一举两得,也报了自己的私仇。这时海瑞已得朝命升任嘉兴通判(知府的副职),便找一个公文上的手续不对,向朝廷告发,把海瑞降职为江西兴国知县。

海瑞从江西调到北京,后来又调到南京做了几年官,在隆庆三年(1569)六月才被派为江南巡抚,巡抚衙门设在苏州。第二年四月被革职回家,只做了半年多巡抚。

他最恨贪污,一上任,便发出布告,严禁贪污,打击豪强。他敢说敢做,连总督、都御史都不怕,谁还敢不怕他。属下的地方官员有贪污行为的听说他来了,吓得心惊胆战,罪恶较大的赶忙自动辞官。有的大族用朱红漆大门,一听海都堂要来,怕朱红大门太显耀,连夜把大门改漆成黑色。管织造的太监,时常坐八人轿子,这时吓得减去一半。大地主们知道海瑞一向主张限田,要贯彻均平赋税的主张,实行一条鞭法[29],也都心怀鬼胎,提心吊胆,时刻不安。

他在做江南巡抚的几个月中,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除弊”,一件是“兴利”。

除弊,主要的是打击豪强,打击大地主,要他们把非法侵占农民的田地退出一部分还给农民。

擒贼要先擒王,江南最大地主之一是宰相徐阶,这时正罢官在家。海瑞要他家退田,徐阶只好退出一部分。海瑞不满意,写信给徐阶,要他退出大半,信上说:

看到您的退田册,更加钦佩,您是这样使人意想不到的大贤大德。但是已退的田数还不很多,请您再加清理,多做实际行动。从前有人改变父亲的做法,把七个屋子储藏的钱,一会儿便都散光了。您以父亲的身份来改正儿子的做法,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把非法侵占民田的责任算在他儿子账上,给他留点面子。

这样做,朝廷大官和地方乡官都怕了,人人自危,怨声四起。海瑞在给李石麓阁老信中说:

存翁(徐阶)近来受了许多小人的累,很吃了点苦头。他家产业之多,真叫人惊奇,吃苦头是他自取的。要不退出大半,老百姓是不会甘心的。有钱人尽干坏事,如今吃了苦头,倒是一条经验。我要他退出大半田产,也正是为他设想,请不要认为奇怪。

官僚舆论说他矫枉过直,搞得太过火了,他说并不过火。在给谭次川侍郎的信上说:

矫枉过直,是从古到今一样的道理,不严厉地改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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