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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论明史:全方位解读最后一个汉人王朝_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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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朱纨镇压海盗是爱国的行为。朱纨是个爱国者,这观点是没有问题的,朱纨确实是爱国者,可是不能拿这个来否认当时在政治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时已经出现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动家,这和朱纨是否爱国是两回事。我们并没有说朱纨不爱国。这点不必争论。问题在于这个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通商,一种意见反对通商,这是历史事实,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四,内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参加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工场。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龙戏凤》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开了许多皇店。这是16世纪初期的事情。嘉靖时有个贵族叫郭勋(《三国演义》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开了许多店铺。另外有个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务开店肆做买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萧条了。可是在明朝的时候,由于南方的粮食、物资运到北方来都要经过这里,因此是个很繁华的地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处经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县是七品。原来明朝有一条规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员做买卖。但是行不通。事实上官做得越大,买卖也做得越多越大。特别是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员开各种各样的铺子,有的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官员经商过去也有,但是在明初还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叶这种情况就改变了,不但武官经商,文官也经商;不但小官经商,大官也经商;不但经商,而且还经营手工工场。华亭人徐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官僚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社会上看不起。士、农、工、商,商放在最后。孟子就骂商人是“垄断”,认为他们不劳动,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从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干这种事。汉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重农抑商的政策。当时社会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当然也有个别地区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但是到16世纪以后,这种看法就改变了,不只武官,就连皇帝、贵族、官僚都抢着做买卖,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当时的人对这个时期社会情况变化的总结。16世纪中期社会经济情况发生的变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作出了总结。

首先,从社会风俗方面来说。明朝人认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时代。有不少著书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后社会风俗的变化。在嘉靖以前,妇女的服装很朴素;嘉靖以后变了,很华丽,讲究漂亮了。宴会请客,原来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汤,后来变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东《郓城县志》记载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朴素、很老实,嘉靖以后变了,讲排场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齐,向知识分子看齐。穷人饭都吃不上,找人家借点钱也要讲排场。总之,从吃饭、娱乐到家庭用具都不像过去了。这个时候,看到一些老实、朴素的人,大家认为不好,耻笑他。《博平县志》讲嘉靖以后过去好的风气没有了,过去乡村里没有酒店,也没有游民,嘉靖中期以后变了,到处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当时有一种风气,一个人有名,有字,还要起别号。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别号。不但知识分子起别号,就连乞丐也有别号。

其次,在文化娱乐方面。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嘉靖以后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词主要是讲男女恋爱的。嘉靖以前不大讲究园亭建筑,嘉靖以后,到处修假山、建花园,光南京就有园亭一百多所,苏州有好几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华园这些地方都是过去的园亭。明朝前期有一条规定,官员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后,这个纪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为她们写诗、写文章,甚至选妓女为状元、榜眼、探花。戏剧方面,过去只有男戏,嘉靖以后就有女戏了。很多做过大官的人写剧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是一个官。元曲的作者没有一个是高级官员,都是一些下层社会的人,有的在衙门里当一个小办事员,有的做医生;可是明朝戏曲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举人、进士,有些还是高级官员。明朝后期盛行赌博,官吏、士人以不会赌博、打纸牌为耻。

再次,从政治方面来看。《明史·循吏传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政治上比较清明,好官比较多。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贯》里面有个况钟,连做十几年的苏州知府,是个好官。另外一个好官是周忱,他做苏州巡抚二十一年,在《十五贯》里被刻画坏了,这是不对的。此外,像于谦连做河南、山西巡抚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抚连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是明朝后期所没有的情况。明朝后期好官就少了。做官讲资格,一讲资格就坏事了,只要活得长就可以做大官;相反,真正能给老百姓做点事情的人就到处碰壁。像海瑞就是这样,到处遭到大地主阶级的反对,办不了好事情。明朝后期有个知识分子陈邦彦对吏治的这种变化作了总结,他说: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还讲个名节,做官回到家里,人家问他赚多少钱,他要生气;嘉靖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做官等于做买卖,计较做这个官赚钱多还是赚钱少,在这个地方做官赚钱多,另外换一个赚钱少的地方就不愿意去。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亲友设宴庆贺;如果到穷地方去,大家就叹息。做官和发财连起来了,念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当时升官是凭什么呢?一个是凭资格,一个是凭贿赂。当时叫“送礼”。地方官三年期满要进京,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绩。这时就是他“送礼”的时候了。送了礼就可以升官。所谓送上黄米、白米若干担,即指黄金、白银若干两。后来改为送书若干册,书的后面附上金子、银子,叫作“书帕”。所以明朝后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后先刻书。但是他们又没有什么学问,于是粗制滥造,乱抄一气。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即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影响到了社会各方面。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从土地剥削所得的财产投资于手工业和商业,这样,过去被社会上所歧视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国家的高级官员有不少人变成了商人。经商成为社会风气。商人赚了钱就奢侈浪费,造成社会上的虚假繁荣现象。封建秩序、封建礼法开始受到冲击,从而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作品。

第六,货币经济的发展。在明朝以前,白银已经部分使用,但是还不普遍,还没有作为正式的货币。元朝使用钞票。明朝初年用铜钱,由于老百姓已经有了用钞票的习惯,反而不习惯用铜钱,只好仍然用钞票。但是由于明朝对钞票管理不善,无限制地发行,又不兑现,因而引起通货膨胀,钞价贬值,由一贯钞值银一两贬至只值一两个钱,钞票的经济意义逐渐没有了。钞票不能用,铜钱的重量又太大,短途进行交易还可以,像从南到北的远距离交易,带大量的铜钱就不行,几万、几十万铜钱很重,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就日渐流通于市场。白银有它的优点:它的质量不会变,既能分割,化整为零,又能把一些分散的银子铸成一锭,化零为整。白银价值比较高,一两白银可以抵一千钱。因此社会上对白银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上次讲过,明朝建都北京,粮食主要要从南方运来。四五百万石粮食的运费要由农民负担,运费超过粮食价格的几倍,农民负担很重。所以到明英宗时,逐渐改变了这种办法。有些地方税收开始改折“金花银”,像这个地区应该送四石粮食,现在不要你交粮食了,改交一两银子。政府用一两银子同样可以买到四石粮食。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税收折银的结果,银子的需要量就大大增加了,原有的银子不够市场上的需要。因此在万历时期就出现了采银的高潮。政府征发许多人,到处开银矿,苛征暴敛,引起国内人民的反对。

通过对外贸易的出超,大量的白银输入了。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白银到吕宋,由吕宋转运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到后期,墨西哥的银元也大量流入中国。这样,国内白银数量逐渐增加。所以到万历初年,赋役制度大改变,把原来的田赋制度改为“一条鞭法”,使赋役合一。从此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和徭役改折银两。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远距离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的货币作媒介,因而白银普遍地应用起来了。这种情况也是以往历史上所没有发生过的。

第七,文学作品上的反映。唐朝、宋朝也有传奇小说,里面的主角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写市井人物的作品很少。到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例如《白蛇传》的故事。在《西湖三塔记》中的三怪是:乌鸡、水獭、白蛇,男主角是将门之后——奚宣赞(岳飞部下的将官奚统制之子)。而《洛阳三怪记》的三怪是:赤斑蛇、白猫精、白鸡精,男主角却是开金银铺的老板潘松了。流传到现在的《白蛇传》只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则是开生药铺的许仙。故事的主角从将门之后的奚宣赞转变为生药铺的许仙,这一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后的作品,写嘉靖、万历年间的事。主角西门庆也是开生药铺的。与西门庆来往的篾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后人,原来的地位比西门庆高,后来没落了,成为西门庆的门客。以这样一些人物为中心的小说,在过去是没有的。

此外,在“三言”、“二拍”中,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倒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主角是卖油小贩和偶然发财的穷汉,这也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文艺作品中的具体反映。

第八,明朝后期有了一些替商人说话的政治家。譬如徐光启,他是上海人,是最早接受西洋科学,介绍和传播西洋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的一个人。他家里原来是地主,后来兼营商业。他本人中了进士,做过宰相。在他的思想中,反映了保护商人特权的要求,他提出了维护商人利益的具体建议。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西北有许多荒地,他就主张政府允许各地的地主阶级招募农民来开垦荒地。开垦荒地多的,除了粮食给他外,还可以允许这个地主家里的子弟有多少人考秀才、多少人上学,给他以政治保证。从他这种主张来看,他是当时从地主转为商人的这一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总的来说,上面所讲的这些问题是明朝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或者虽然发生过,但并不显著。当时的人也认识到了嘉靖前和嘉靖后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当然,他们还不能理解这叫作资本主义萌芽。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变化是旧的东西改变了,新的东西露出了头。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来看。但是这些萌芽并没有成长,以后又遭到了压力,因此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

这方面的材料直到现在还是不够完备的,还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上面谈的只是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更不一定成熟,只供同志们参考。

郑和下西洋

首先说明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明朝时候把现在的南洋地区统称为东洋和西洋。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印度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地区;东洋指的菲律宾、日本等地区。在元朝以前已经有了东、西洋之分,为什么有这样的分法呢?因为当时在海上航行要靠针路(指南针),针路分东洋指针和西洋指针,因此在地理名词上就有“东洋”和“西洋”。郑和下西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现在的南洋群岛。

中国人到南洋去的历史很早,并不是从郑和开始的。远在公元以前,秦朝的政治力量已经达到现在的越南地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现在的南洋群岛许多地区已经同汉朝有很多往来。这种往来分两类:一类是官方的,即政府派遣的商船队;一类是民间的商人。可是像郑和这样由国家派遣的船队,一次出去几万人、几十条大船(这些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不但到了现在南洋群岛的主要国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

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的前期中国能派出这样大规模的航海舰队,而不是别的时候?这个问题历史记载上有一种说法,说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上次我们讲到,明成祖从北京打到南京,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是明太祖的孙子,他做了皇帝以后,听信了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意见,要把他的一些叔叔——明太祖封的亲王的力量消灭掉,以加强中央集权。他解除了一些亲王的军事权力,有的被关起来,有的被废为庶人。于是燕王便起兵反抗,打了几年,最后打到南京。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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