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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凭厂卫，厂卫必委之番役，此辈贪残，何所不至！人心忧危，众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25]至于苛扰平民，则更非宫廷所计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中曾特别指出：“东厂原以察奸细，备非常，非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倾陷，片语违，则驾帖立下，造谋告密，日夜未已。”[26]甚至在魏忠贤失败以后，厂卫的权力仍不因之动摇，刘宗周上疏论其侵法司权限，讥为人主私刑，他说：“我国家设立三法司以治庶狱，视前代为独详，盖曰刑部所不能决者，都察院得而决之，部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远。开国之初，高皇帝不废重典以惩巨恶，于是有锦衣之狱。至东厂缉事，亦国初定都时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时权宜，后日遂相沿而不复改，得与锦衣卫比周用事，致人主有私刑。自皇上御极以后，此曹犹肆罗织之威，日以风闻事件上尘睿览，辇毂之下，人人重足。”结果是：“自厂卫司讥访而告奸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27]
厂卫威权日盛，使厂卫二字成为凶险恐怖的象征，破胆的霹雳，游民奸棍遂假为恐诈之工具，京师外郡并受荼毒，其祸较真厂卫更甚。崇祯四年（1631）给事中许国荣《论厂卫疏》历举例证说：“如绸商刘文斗行货到京，奸棍赵瞎子等口称厂卫，捏指漏税，密擒于崇文门东小桥庙门，诈银二千余两。长子县教官推升县令，忽有数棍拥入其寓内，口称厂卫，指为营干得来，诈银五百两。山西解官买办黑铅照数交足，众棍窥有余剩在潞䌷铺内，口称厂卫，指克官物，捉拿玉铺等四家，各诈银千余两……蓟门孔道，假侦边庭，往来如织……至于散在各衙门者，借口密探，故露踪迹，纪言纪事，笔底可操祸福，书吏畏其播弄风波，不得不醵金阴饵之，遂相沿为例而莫可问。”[28]崇祯十五年（1642）御史杨仁愿疏《论假番及东厂之害》说：“臣待罪南城，所阅词讼多以假番故称冤，夫假称东厂，害犹如此，况其真乎？此由积重之势然也。所谓积重之势者，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当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愤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矣。伏愿宽东厂事件而后东厂之比较可缓，东厂之比较缓而番役之买事件与卖事件者俱可息，积重之势庶可稍轻。”[29]抗议者的理由纵然充分到极点，也不能消除统治者孤立自危的心理。《明史》说：“然帝（思宗）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旧稿 三十三年五月为纪念甲申三百周年重写于昆明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十三期 1934年12月14日
明教与大明帝国
一 吴元年与明之国号
我国历史上之朝代称号，或从初起之地名，或因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要皆各有其独特之意义，清赵翼曾畅论之：
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賨人李雄建号大成，盖亦袭述旧称也。金太祖始取义于金之坚固，遂不以国邑而以金为号。[30]然犹未用文义也。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始有以文义而为号者。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1271）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国号取文义自此始。其诏有曰：“诞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为言荡也，虞之为言乐也……世降以还，事殊非古；称秦称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令特建国号曰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云。命世之君，创制显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袭前代，此其一端也。[31]
唯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1367）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既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自始，如以其文义“光明”言，亦无所归属。《明实录》、《明史》诸书记太祖即位诏书，仅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一语，明清两代学人著述，亦从未涉及“吴元年”及“大明”一名词之意义者。[32]
按太祖起自红军，奉宋帝小明王韩林儿正朔。宋龙凤七年（1361，元至正二十一年）封吴国公[33]，十年进爵为吴王。[34]军中文移布告均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35]十二年弑宋帝，宋亡。是所谓吴元年者，如以为吴王受封之吴，则当为吴四年，如以为国号，则先此张士诚已据吴称吴王，且太祖时方遣将伐吴，不应踵袭敌国之称号。如以为纪元之称，则有史以来，从未有一字之年号！又其时天完、吴、夏、汉诸国，国号纪元，皆粲然备具。太祖后起，且承宋后，为红军正统，不应既无国号，又无纪元，仅称无所指属之吴元年也。太祖幕中多儒生，不应瞢忽至此！颇疑太祖于杀韩林儿后，仍称宋国，仍奉龙凤十三年正朔。其称吴元年者，开国后讳其起于红军，更讳言臣于小明王，曾奉其正朔。遂于宋明之际，追改龙凤十三年为吴元年，以示其非承宋而起也。推度当时情事，应是如此。然明初史迹经《太祖实录》之三修，已湮没不可详，姑系臆说于此。
至“大明”之国号，则私见以为出于韩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大小明王出世经》为明教经典，明之国号实出于明教。明教自唐代输入，至南宋而益盛，穷流溯源，因并及之。明教又与出自佛教之弥勒佛传说及白莲社合，文中牵连述及，仅凭史书。至二教经典则以滇中无从得书，参合比较，请俟异日。所述明教唐宋二代史迹，大部分多从沙畹（E.Chavannes）《摩尼教流行中国考》[36]、王国维先生《摩尼教流行中国考》[37]、陈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国考》[38]、牟润孙先生《宋代摩尼教》[39]诸文引用，他山之助，谨申谢意。
二 明教
明教即摩尼教（Manichaeism），波斯人摩尼（Maui，216—277）所创。我国史籍中有称之为牟尼者，摩尼之异译也。有称之为末摩尼者，古波斯文（Pehlavi）mar mani之译文，华言摩尼主也。有称之为末尼者，末摩尼之省文也[40]。其教杂糅祆教、基督教、佛教而成，主要经典有《二宗三际经》，二宗者明与暗也，明暗斗争，时有轩轻，明终克暗，至安乐处。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出家仪·第六·初辩二宗》：
求出家者，须知明暗各宗，性情悬隔，若不辨识，何以修为？
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同上《次明三际》：
一、初际，二、中际，三、后际。
初际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痴，诸所动静，无不相背。
中际者，暗既侵明，恣情驰逐，明来入暗，委质推移，大患厌离于形体，火宅愿求于出离，劳身救性，圣教固然，即妄为真，孰闻听命？事须辨识，求解脱缘。
后际者，教化事毕，真妄归根，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二宗各复，两者交归。
初际明暗相背，中际明暗混糅，后际明暗划分。明为善，为理；暗则为恶，为欲。其神为明使，亦称明尊，即摩尼也。有净风善母二光明使。又以净气、妙风、妙明、妙水、妙火为五明使。北平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
若有明使，出兴于世，教化众生，令脱诸苦。
又云：
其惠明使亦复如是，既入故城，坏惠敌已，当即分判明暗二力，不令杂乱。
又云：
《应轮经》云：若电那勿（Denavari，玄奘《西域记》译作提那跋）等身具善法，光明父子及净法风，皆于身中每常游止。其明父者即是明界无上明尊，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净法风者即是惠明。
经述“明”以种种方法困“暗”，“暗”后以种种方法囚“明”。“明”“暗”交争，一起一伏，最后明使为植十二明王宝树：
惠明相者，第一大王，二者智惠，三者常胜，四者欢喜，五者勤修，六者平等，七者信心，八者忍辱，九者直意，十者功德，十一者齐心一等，十二者内外俱明。如是十二光明大时，若入“相”、“心”、“念”、“思”、“意”等五种国士，一一孽，无量光明，各各现果，亦复无量，其果即于清静徒众而具显现。
此明教徒之十二美德也。每一树又有五记验，如第一大王树有五记验，一者不乐久住一处，二者不悭，三者贞洁，四者近智惠，五者常乐清静徒众。每一记验又各有定义，如不悭：“所至之处，若得衬施，不私隐用，皆纳大众。”合十二树六十记验，教徒具备六十种美德，乃入光明极乐世界。明使讲经已，结云：
如是等名为十二明王宝树，我从常乐光明世界，为汝等故，持至于此。欲以此树栽于汝等清静众中，汝等上相善慧男女，当须各自于清净心中栽植此树，令更增长，犹如上好无砂卤地，种一收万，如是辗转，至无量数。汝等令者欲成就无上大明清净果者，皆当庄严如宝树，令得具足。何以故？汝等善子，依此树果，得离四难，及诸有身，出离生死，究竟常胜，至安乐处。
又有《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经，释志磐《佛祖统纪》引《释门正统》：
准国朝（宋）法令，诸以《二宗经》及非《藏经》所载不根经文传习惑众者，以左道论罪。二宗者谓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病不服药，死则裸葬等。不根经文者，谓《佛吐恋师》、《佛说啼哭》、《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子曲》之类。
又有《日光偈》《月光偈》等偈，《宋会要·刑法门》二上：
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文缘经》，《七时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汉赞》、《策证明赞》、《广大忏》、《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善恶帧》、《太子帧》、《四天王帧》。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道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难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上僭天王太子之号。
其教仪节为经典所规定者为斋食。巴黎藏《摩尼教残经·寺宇仪》第五：
私室厨库，每日斋食，俨然待施。若无施着，乞丐以充。唯使听人，勿蓄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
且日食一餐，日晚乃食[41]。北平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
日一受食，不以为难。
不饮乳酪。[42]死则裸葬。巴黎藏《残经》：
□宿死尸，（此处原文为□）若有覆藏，还同破戒。
其僧侣有拂多诞，古波斯语Fur-sta-dan之译音也，华言“知教义者”。有慕阇，亦古波斯语Mozak之译音，华言“师”也。[43]
三 明教与回鹘
明教经典之输入我国，始于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
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伪经来朝。未四十年而遭禁断。”
杜佑《通典》卷四：
开元二十年（732）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断者。
至肃宗宝应元年（762）回鹘入唐，击史朝义于洛阳，次年携居留洛阳之摩尼师归国，明教遂入回鹘，为其朝野所信奉。据《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泊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神文武碑》（李文田《和林金石录》，《灵鹣阁丛书》本）：
师将睿思等四僧入国，阐指二祀，洞澈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政教于回鹘。（第八行）
今悔前非，愿归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特望□□，□□□□，既有志诚，任即持受。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第九行）（此处原文为□）
□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处□□□□□德领诸僧尼入国阐扬，（此处原文为□）□后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第十行）
碑立于宪宗元和九年（814），已有明教、明门之称。尤可注意者为明教徒不奉像设，不事鬼神，斋食禁杀三事。
明教入回鹘后，其徒清修苦行，回鹘可汗或与议国事[44]。以回鹘可汗之护持，遂要求唐室为其建寺：
回鹘可汗王令明教僧进法入唐。大历三年（768）六月二十九日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赐额为大云光明。六年正月敕赐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45]
北则两都、太原，南则荆、扬、洪、越等州，当时重镇，无不有明教徒之祠宇。[46]其徒白衣白冠[47]，日晚乃食，饮水而不茹荤，不饮乳酪。[48]其徒有解天文者[49]，有擅求雨之术者[50]，有善作法劾鬼者。[51]
明教在唐之得势，以有回鹘护法故，唐室羁縻回鹘，遂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