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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之前的格兰特将军
在内战前，格兰特可说是诸事不顺。在驻守旧金山期间，由于军中待遇微薄，为了贴补生活，他干过各种副业。如卖冰；收购牛、猪及马匹，转卖给移民；种植马铃薯；放款供商店周转；开台球店。不过，所有这些生意都以失败收场。
格兰特被派驻于旧金山附近的洪堡（Fort Humboldt）时，孤家寡人一个，寂寞得发慌，因而开始酗酒。某位帮他写传记的作家曾透露了他这段悲惨的岁月：“忧郁、沉默、沮丧，对周遭的事物漠不关心，他异常孤独，是个出了名的酒鬼。
“或许喝酒给他带来了勇气，他决定最后一搏，在旧金山开了一家台球店，但因经营不善而关闭。他又开始酗酒。假如当时布坎南（Buchanan）中校对他有好感的话，他的下场可能会好一点。但当格兰特带着一身酒气去执行他的发饷工作时，布坎南要求他先写好辞呈，并告诉他，假如他再次酗酒，就要他在辞呈上签字。
“这下子，格兰特暂时克制住了酒瘾。不久后，他参加了一次派对，某位军官的妻子怂恿他浅尝一下鸡尾酒，他因此不客气地喝了起来。第二天，整个单位的人都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而且，当他们看到格兰特步履蹒跚地走过阴沉的校阅场前往布坎南的办公室时，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布坎南把那份写好的辞呈拿出来，问格兰特知不知道现在他应该做什么事。格兰特就这样在辞呈上签了字，当天是 1854 年 4 月 11 日。格兰特在穿了 15 年军服后，恢复了平民的身份。
“格兰特在离开军队后，曾试过务农，但也以失败收场。他甚至沦落到在街上贩卖木材为生。1858—1859 年间的冬季里，他把家搬到圣路易斯，和妻子的某位堂兄哈利·波格斯（Harry Boggs）合伙从事收租的行业。这个行业很麻烦，并不适合他。而且，他和波格斯经常吵架。”
这位传记作家写道：“格兰特 37 岁时，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他年少时购置马匹拙于讲价；成年后，仍然不善于从事马铃薯的批货或收取租金的工作。对他而言，他的前半生充满羞辱。”
为什么格兰特前半生穷困潦倒，后来却成为了一位勋业彪炳的军事将领？答案在于他的风格。我在向施瓦茨科夫将军问起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令我会心一笑。他说：“要我去卖木材、务农、当店员、收账，我也一样干不来。”
谢尔曼将军与格兰特将军：风格与职业的和谐一致
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在他那本有关北军的经典之作《波托马克军团》（The Army of the Potomac）一书中提到：“这个军团的将领，不论是人才或是庸才，都非常嫉妒别人的声望与地位。”他指出，北军将领之间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他们风格上的缺陷损害了他们的能力。这本书中充斥着北军将领之间相互敌视的谈话：“对麦克莱伦而言，有关波普（Pope）将军指挥波托马克军团时多有疏失与玩忽职守的指控，是确有其事的。对他而言，不论是以一般人的身份还是以军人的身份衡量，波普将军都不值得尊敬……”。而“塞缪尔·斯特吉斯（Samuel Sturgis）少将一次与赫尔曼·郝伯特（Herman Haupt）上校开会讨论铁道所有权与火车时程争议问题时，曾对郝伯特上校说：‘我把波普将军看得比粪土都不如。’”布鲁斯·卡顿在论及北军的士气时指出：“争吵与纠纷不断，损耗了波托马克军团的力量。”他还提到，人称“战斗乔伊”（Fighting Joe）的胡克（Hooker）少将“跟所有的上司都处不来”。在谈到菲利普·奇尔尼（Phillip Kearny）将军时，他写道：“他痛恨麦克莱伦与波普……”。在谈到菲茨·约翰·波特（Fitz John Porter）对波普将军的态度时，他写道：“波特对波普将军只有鄙视而已，他用言语和文字来表达对波普将军的不屑，这件事后来造成了悲惨的后果。”谈到约翰·哈契（John Hutch）少将时，他写道：“哈契和波普将军之间有许多过节，他恨死了波普将军……波普将军曾对他厉声斥责、解除他的指挥权、将他降级，哈契认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现在，他逮到机会可以报一箭之仇。”
有关北军将领之间相互嫉妒的报道可说不胜枚举。但此点并不表示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将领会有所不同。不过，李将军靠他的风格及领导能力，得以在大部分的问题浮现出来时立即加以解决。
然而，北军中的格兰特将军与谢尔曼将军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种异数。他们两个彼此十分友善，依我所见，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基于两人的风格。当格兰特被李将军困在弗吉尼亚时，谢尔曼正因为攻进佐治亚而获得热烈的喝彩。他攻克亚特兰大一事，是林肯于 1864 年的选举中能力挽狂澜，免于落败的因素之一。由于这段期间，格兰特的战绩乏善可陈，而谢尔曼则屡传捷报，因此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们莫不热烈地讨论要让谢尔曼晋升中将。但他本人完全没有牵涉到这件事中，他并非好大喜功的人。他后来还采取行动反对这个构想，这充分显现出他的崇高风格。1865 年 1 月 22 日，谢尔曼写信给他的弟弟约翰·谢尔曼（当时为俄亥俄州选出的参议员）：“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认为再晋升一位中将或设置上将军衔都是不恰当的事，让相关法律维持现状就好。我不会接受晋升，这个做法只会在我和格兰特将军之间制造对立。我希望他能获得他应有的荣耀。”接下来，谢尔曼的无私精神显露无遗，他写道：“我已经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军衔……至于是少将还是元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我曾经指挥过 10 万部队投入战斗及远征行军，且均获得了优异成效，没有出现混乱状况，这点已足以让我感到荣耀。现在，我只想平静过日子……”
谢尔曼还为了此事直接写信给格兰特将军。他在信中写道：“有人告诉我，国会考虑要通过一项法案让我晋升中将。我曾写信给我的弟弟约翰·谢尔曼议员，请他阻止这件事……现在你我相知甚深，但却有一群好事者想分化我们，真是胡闹……我将坚定地拒绝意在分化我们两人的晋升机会……我怀疑是否有国会议员能真正了解，在这个追求欲望与野心的行业里，你我是正直的人。我觉得他们全都不了解这一点。从今天起，我将逐步将我的地位与影响力交给更能善用这些权力的人。我最近的成功所造成的轰动很快就会销声匿迹，而被事情新的发展所取代。”
谢尔曼很了解华盛顿的官僚体系，因此当他得知格兰特被召至华盛顿，将由林肯授予中将军衔及联邦军（北军）总司令职务时，心中颇为担忧。他在写给他的弟弟，参议员约翰的信中提到：“请你尽可能给予格兰特所需的支持。他将经历被人奉承这个令人讨厌与危险的过程……格兰特是位难得的优秀领导者。他诚实、人格高尚、目标专一，并且没有争夺内政权力的欲望。比起军事天分，他的风格更能化解各军团之间的不和，有效维系军队的团结。”
1865 年 2 月 7 日，格兰特写给谢尔曼的一封信进一步显示了他们两人之间水乳交融的情谊。他在信中写道：“对于你的晋升，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假如我们两人互调职位，我成为你的下属，也丝毫不会改变我们两人的关系。我依然会竭尽所能维持这种良好关系。”
嫉妒成性的哈勒克少将则有极卑劣的表现。在维克堡之役后，身为资深军官的哈勒克指派格兰特担任他的“副司令官”，事实上，这是个无所事事的职位。也就是说，格兰特完全被架空了。哈勒克对他不理不睬，不分派任务给他。哈勒克底下的一群谄媚的将官对格兰特投以轻蔑的眼光，并散布伤害他的不实言论，这些言论经媒体加以传播，在部队中的流传甚广。格兰特深受其害，但却保持沉默。而北军的将领中，谢尔曼是个异数。虽然在格兰特前途黯淡之际，他正官运亨通，但他对格兰特仍然忠心不二，此点颇为特殊。假如谢尔曼只顾钻营功名，他大可好好利用这个时机，但他没这么做。
格兰特后来变得非常丧气，使得哈勒克差点就达到了他的目的——逼退最令他感到嫉妒的人。格兰特曾考虑向上级请求准许他返回故乡，而事实上，此举可能就代表了他辞职。谢尔曼得知格兰特有此念头后，立即策马飞奔到格兰特的营区，向他问个究竟。格兰特回答道：“谢尔曼，你了解我现在的状况，我想尽量忍耐，但如今已经忍无可忍。”谢尔曼问他是否有生涯规划，格兰特答称：“完全没有。”他们两人在经过一番长谈后，谢尔曼劝服了格兰特。格兰特同意重新考虑这件事情。所幸格兰特留下来了，我们才能在历史记载中看到他后来在军事方面的丰功伟业。这两位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传为美谈，而谢尔曼的崇高风格是促成这个美好关系的关键。
李将军与杰克逊将军：风格与职业的和谐一致
1861 年，南部联邦军队的初期编组期间，李将军就展现了他的高尚风格。当弗吉尼亚大会召开时，会议中提出了南军军官晋升名单，李将军排在许多已经任官的军官之后。南方联邦的副总统史蒂芬斯（Stephens）担心李将军会因此不高兴或受人鄙视，他便去找李将军说明。事后，他回想李将军的反应，说道：“他马上表示，他个人的利益绝对不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且，他愿意接受任何职位——甚至当一名士兵都无所谓——只要能在这个职位上对国家作出最大贡献。而且，他的军衔问题不应该阻碍到军队的理想组成……他绝对不是那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为自己谋求职位的人。”
李将军胆识过人，而且在整个内战中一直都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从来没有神情激动的时候。在整个内战中，他和杰克逊将军之间从未有过任何问题或摩擦。在他们两人的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事件让李将军感到困扰过。杰克逊在河谷会战（Valley Campaign）中大获全胜一事，是军事史上大家最喜欢研究的案例。杰克逊反对与比南军人数多的部队进行战斗。对于南军而言，这次的胜利来得正是时候。他们为之兴奋异常，简直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南部联邦因此争取到了民心。接下来，杰克逊在奇克哈默尼（Chickahominy）对麦克莱伦的右翼展开攻击，再度获得胜利。他将部队向北推进，在雪松山（Cedar Mountain）击溃北军部队，然后率领部队攻击正向马纳萨斯（Manassas）移动的波普将军部队的后方，把北军阻挡下来，等待李将军的部队前来支援，接着，他在随后的战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李将军的部队进入马里兰时，杰克逊夺取了位于哈伯斯渡口（Harper’s Ferry）的北军军械库。接着他和李将军在夏普斯堡（Sharpsburg）会师，使得南军因此未被击溃，和北军形成拉锯态势。接下来，杰克逊又在钱斯勒斯维尔（Chancellorsville）大获全胜。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对于杰克逊所受到的赞誉、南方人对他的崇敬，及北军将领对他的敬重等，李将军从未表现出一丝嫉妒之心。李将军对于杰克逊所受到的赞誉，总是真心替他感到高兴。甚至连别人称赞他时，尤其是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李将军总是把功劳归给杰克逊。
杰克逊则对李将军敬爱有加。李将军有什么特质会让杰克逊这么敬爱他呢？我们想想杰克逊的风格就会了解，显然是因为李将军不但是位精于军事战略与战术的军人，而且还是位善良且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在内战初期，李将军曾受到不少批评。而若有人在杰克逊面前批评李将军，杰克逊会立即不客气地加以反驳。某次，有位军中同僚批评李将军反应“迟钝”。杰克逊即刻加以斥责，并说道：“李将军一点儿也不迟钝，没有人能了解李将军所肩负的沉重责任。他是我们的总司令，他深切了解，我们的军队若被歼灭了，就再也无法加以补充。李将军绝对不迟钝！或许有些人对我印象不错，所以很重视我的观点，我要说，假如你们再听到有人批评李将军，拜托你们挺身反驳他们。我认识李将军已经 25 年了，他为人谨慎，他也应该如此，但他不迟钝。他是个天才，他是唯一让我会死心塌地追随的长官。”
显然，杰克逊对李将军的领导才能有很高的评价。李将军给他的建议都是最适当可行的，杰克逊总是满心欢喜地接受李将军提出的意见。他对李将军只有崇敬与佩服，从来不会和他意见相左，唯一的例外是他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接到李将军的贺函时。李将军在信中将这场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他，对此，杰克逊反驳道：“李将军很够意思，但是他应将荣耀归给上帝。”
李将军对于杰克逊给予他的敬爱也有所回报，较之其他军官，他和杰克逊经常交换意见，而且他也最信任杰克逊。他们两人之间没有谁是长官谁是下属的问题。
李将军对杰克逊的信任程度，可从一件小事情看出来。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时，李将军对他的传令参谋军官说：“告诉杰克逊将军，关于如何对付敌人一事，他知道的和我一样多。”一位下属对其领导最感激的一点，莫过于他的领导赋予他任务，然后放手让他去执行。
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胡克少将的部队威胁要歼灭北弗吉尼亚军团。面对这个威胁，有人提议应考虑撤退。杰克逊听到这个提议后，怒斥道：“没有这种事。我们不撤退，我们要痛击敌人。”
杰克逊受到他的参谋及士兵们的尊敬，但却不见得受到他们的爱戴。杰克逊深信军事教育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当一位将军必须具备判断能力、胆识及风格的力量。没有人怀疑杰克逊具备了风格的力量。某位从杰克逊的部队中逃离出来的士兵所说的一番话，充分道出了杰克逊的领导风格。当时每一位南军士兵都知道北军的作战物资是很充足的。一位南军的士兵因为受不了长时期的作战而逃离部队，当北军部队靠近他时，他马上向北军投降。当他看到北军所拥有的充足物资时，不禁惊叹道：“你们就像驮货的骡子，而我们却像赛马。老杰克逊只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步枪、100 发子弹，及一条毡子，而且他还把我们逼得快累死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领导阶层所面对的挑战
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风格的最佳证明，或许是他对曾在阿拉曼（Alamein）战役中获胜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忍让。对某些人而言，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将领，但对另外一些人而言，他却是个自负、傲慢、爱出风头的军官。自以为其身为领导人、战略家与战术家所作的判断，优于其他所有军官，不论是美国军官或英国军官。在盟军统帅的人选尚未决定前，他就已经是个麻烦的人物了，在统帅人选最后决定由美国人而非英国人担任后，他变得更加难以相处。
原本被选为盟军最高统帅的英国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于 1944 年 5 月 15 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对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印象是，在思想、计划、力量或方针等方面，他并非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他只不过是一位协调者，一位交际家，一位倡议盟军内部合作的人，而就这些方面而言，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后来布鲁克爵士在回想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评语时说：“假如现在有人要我检讨那天晚上对艾森豪威尔的评论的话，基于他后来的表现，我仍要一字不变地重复上次的那段评语。他是位处理盟国关系的高手，他为人公正，赢得了所有国家的信赖。他有迷人的个性，而且是善于进行协调的人，但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官。”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不断以行动及言语来羞辱艾森豪威尔，但艾森豪威尔为了盟国的团结，对他百般忍让，这充分显示了艾森豪威尔的风格力量。对于盟军的战略问题，美国与英国一直存在分歧。有关此点，有件事特别能显现艾森豪威尔的崇高风格。在 1944 年 6 月 6 日成功进行了诺曼底登陆后，蒙哥马利认为盟军应展开单一的集中攻势，这个构想被称为“蒙哥马利单一攻势构想”（Montgomery’s single thrust idea）。艾森豪威尔不赞成这个构想。虽然最后蒙哥马利被剥夺了掌控盟军战略的权力，但自此之后，蒙哥马利借由一连串的事件来挑战艾森豪威尔的职权。
艾森豪威尔有关战略的决定获得了马歇尔将军的强力支持，但蒙哥马利却批评艾森豪威尔“完全与陆上作战脱节”，并要求和他面对面讨论战略问题。艾森豪威尔同意在他的总部与蒙哥马利见面，但蒙哥马利因为“很忙”而且自视甚高，坚持让艾森豪威尔前往见他。这是个非常傲慢无礼的要求，虽然艾森豪威尔因膝盖受伤而剧痛难忍，但为了盟国的团结，他仍然于 1944 年 9 月 10 日飞往布鲁塞尔与蒙哥马利见面。由于他膝盖的伤势非常严重，使得他根本无法离开飞机，因此，两人只得在飞机内进行讨论。
更过分的是，蒙哥马利还要求在进行讨论时，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不得在场，但他的参谋长则应该出席。为了和谐起见，艾森豪威尔同意了这个要求。在讨论期间，蒙哥马利对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加以批评与嘲笑。蒙哥马利麾下的情报副处长比尔·威尔寇斯（Bill Wilkows）准将说道：“艾森豪威尔的忍让，使得蒙哥马利得寸进尺。”蒙哥马利态度恶劣，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告诉他：“蒙蒂，冷静点！我是你的上级，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讲话。”
蒙哥马利提出了一项代号为“市场花园”的作战计划。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计划是派英国第 1 空降师与美国第 82 及第 101 空降师前往夺取莱茵河至阿纳姆（Arnhem）之间的桥头堡，以控制这个“打开通往德国心脏地带的门户”。虽然艾森豪威尔对这个作战构想不以为然，但该构想有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他还是同意展开这个作战。
结果此次作战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大灾难，英国的空降师几乎全军覆没，美国的两个空降师也伤亡惨重。艾森豪威尔对于自己先前同意了这个作战计划一事颇感懊恼，说道：“这次作战的结果可以证明，所谓‘单一的浴血攻势直取柏林’的构想是愚不可及的。”但生性傲慢的蒙哥马利非但没有承认自己犯了错，还指责说这次作战的失败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未能适当地提供作战所需的空中兵力、部队及其他支援。
传记作家诺曼·吉尔伯（Norman Gelb）对于这次作战的概要评述或许最为中肯，他说：“‘市场花园’作战不只是一次拙劣的作战行动，它还使得盟军指挥官一下子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想迅速打败希特勒的希望已经破灭，因为他们发现盟军已错失良机，敌人已从诺曼底的溃败中恢复战斗力，已经不再陷于一团混乱中。布鲁克爵士非常痛心，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未能掌握住迅速终止战争的大好机会，未能依照蒙哥马利的建议将盟军兵力集中起来发动攻势，却只想以分散的兵力及广阔的前线向前推进。然而，蒙哥马利在稍后的作战中又犯下另一个重大错误，使得战争时间的拉长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
在阿纳姆的作战失利后，艾森豪威尔于 1944 年 9 月 20 日召集了资深将领到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开会，以研拟击溃德国的最佳战略。布莱德雷、巴顿与霍奇斯（Hodges）等人都出席了，只有蒙哥马利为了让艾森豪威尔难堪而故意缺席，只派了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吉因刚（Francis De Guingand）少将代表他出席。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给蒙哥马利，信中提到：“我对于全体资深将领无法互相保持密切联系一事深感遗憾，因为我发现，只要我们能够聚首一堂，坦诚地共同研究各种问题，通常都可以找出确切的答案。”
蒙哥马利在他的“单一攻势”战略未被采纳后，曾放话说，艾森豪威尔“与战场的现况完全脱节，而且根本不了解如何与德国人作战”。1944 年 10 月 8 日，当马歇尔将军前往他的总部视察时，蒙哥马利趁机打艾森豪威尔的小报告。他告诉马歇尔：“同盟国的作战缺乏方向、缺乏管制。事实上，我们的作战既不协调也不连贯，简直可以说是一团乱。”
蒙哥马利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马歇尔对蒙哥马利在北非战场表现的领导能力并不以为然，当然，对他的部队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的表现也没什么好印象。马歇尔虽然认为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太纵容，但他自己也克制住没对蒙哥马利多说什么。他事后说道：“当时我要克制自己不生气还真是很困难，因为他说的话根本不合逻辑，只突显了他的刚愎自用。”
然而，蒙哥马利还没个完。他傲慢地写了一封信给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要他告诉艾森豪威尔“西欧地区同盟国部队的指挥编组有问题”，并称艾森豪威尔不适合指挥作战。蒙哥马利希望同盟国部队由一位陆上作战司令来领导——当然，这个司令人选就是他自己。
艾森豪威尔觉得蒙哥马利简直欺人太甚。他第一次开始反击，甚至还质疑了蒙哥马利在法国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告诉蒙哥马利，原先要他夺取鲁尔河（Ruhr）的任务，将改派布莱德雷执行，而他负责支援布莱德雷作战。最重要的一点是，艾森豪威尔郑重地告诉蒙哥马利，假如他的表现不理想，“则为了确保未来的作战效率，我们将迅速作出必要的处置”。艾森豪威尔警告蒙哥马利，假如他认为蒙哥马利的作为“危及了作战的顺利进行，则我们有责任将此事交付上级权责单位，由其选择适当的方式加以处理，不论这个方式多么激烈”。
如此一来，艾森豪威尔终于暂时制住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心知肚明，假如他和联合参谋长们闹开了，倒霉的是他自己。因此，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强势要求作出了回应，他说：“你再也不会听到我谈起有关指挥权的问题了。”他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将他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我已经向你表达过我的意见，而你也已经给出了你的答案，事情就此告一段落。我和第 21 集团军总部的所有人员将百分之百地遵照你的命令行事，竭尽所能克服困难，心中绝不犹疑。”他还在信上署名“你的忠诚部属蒙蒂”。
事情后来的发展显示，蒙哥马利是个伪君子。因为在 11 月他就写信给布鲁克爵士，指称同盟国的作战指挥体系延长了战争的时间，而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与作战的实际需求没有关联”，并称艾森豪威尔选择“直接指挥一场规模异常庞大的作战，但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最后，他加了一句，“我想，我们正陷入危险的境地中”。
蒙哥马利的行为，加上他对媒体泄露不实的消息，造成英国的报纸登出了艾森豪威尔担任最高统帅的职务已经力不从心的消息。布鲁克爵士甚至将此事反映给了丘吉尔，丘吉尔接着向罗斯福抱怨艾森豪威尔的不适任，但罗斯福却告诉丘吉尔，他对艾森豪威尔有十足的信心。蒙哥马利见状，只好故作谦卑地写信给布鲁克爵士说：“艾森豪威尔似乎决心要显示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场指挥官。让他好好表现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渡过难关。”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蒙哥马利请求艾森豪威尔召开会议，并要求双方的参谋长都出席，但是“都不许发言”。艾森豪威尔同意召开会议，但拒绝蒙哥马利要求他的参谋长史密斯不得发言的请求，他告诉蒙哥马利他不会命令他的参谋长不得发言，因为这样是在侮辱人。
于是，会议于 1944 年 12 月 7 日召开，泰德元帅、布莱德雷将军与参谋长史密斯等人都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会议中，蒙哥马利坚持认为当时正迅速穿过法国向德国中部推进的巴顿以及从法国南部向北推进的邓维斯两人的部队应该受到“节制”，并将可用资源集中于他本人所进行的攻势上。
在会议上，蒙哥马利完全不接受其他人的意见。不过，艾森豪威尔倒是同意蒙哥马利向北推进的攻势，并将美军第 9 军团的指挥权转移给他，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切断对巴顿与邓维斯的补给。这个决定让蒙哥马利与布莱德雷都感到不快。
布莱德雷后来甚至批评说，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典型的艾森豪威尔式妥协方案，令我感到非常难过，此举不啻暗示我的第 12 军团的攻势已经失败”。会议结束后，蒙哥马利写信给布鲁克爵士说：“假如要在合理的期限内结束战争，你必须设法让艾森豪威尔不要插手陆上作战任务。我很遗憾地指出，艾森豪威尔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因为事情闹得很僵，于是丘吉尔在 1944 年 12 月 12 日请艾森豪威尔与布鲁克爵士前往伦敦，共商解决之道。在会谈中，布鲁克爵士非常不客气地批评艾森豪威尔未能依蒙哥马利的建议把兵力集中起来。但丘吉尔却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此点令布鲁克十分生气，甚至因此考虑辞职。
突出部之役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希特勒不顾他身旁一干德国将领的反对，决定作最后的一搏，于 1944 年 12 月 16 日对驻守阿登高地的美军部队发动猛烈的奇袭。一开始，同盟国部队处于劣势。蒙哥马利因此指责艾森豪威尔，声称若让他本人来指挥地面部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1944 年 12 月 25 日，蒙哥马利邀请布莱德雷到他的总部讨论战术问题，但才一坐定，蒙哥马利“就像训小学生一样地数落布莱德雷”，并说依他的意见，阿登高地的战事失利，不当的领导统御要负最大的责任。很明显地，他是指艾森豪威尔领导无方。蒙哥马利真是傲慢自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居然胆敢写信给布鲁克爵士称，布莱德雷同意他的看法。
事情绝非如此。布莱德雷是个有崇高风格的谦谦君子，他想维系同盟国的团结，但他曾写下对这个事件的感想：“蒙蒂比以往我看到他的情形还要更傲慢，更自大……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而没有对他恶言相向……”
为什么布莱德雷这么能忍耐？他进一步说明道：“然而，为了避免同盟国指挥体系的瘫痪，我只好喜怒不形于色。”
巴顿开展了一次漂亮的行动，在 48 小时内将部队开抵了巴斯通（Bastogne），扭转了盟军的败局，成功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但蒙哥马利不听布鲁克的劝告，执意于 1944 年 12 月 29 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在信中列出艾森豪威尔所犯的错误，并警告道：“除非立即设立他所建议的指挥架构，否则盟军将再度遭到败绩。”他接着又指出：“一位指挥官必须有权力对作战进行指挥与管制，你一个人不可能做到这点，因此，你必须指定别人代劳。”
艾森豪威尔终于受够了，他决定终止蒙哥马利的傲慢、刚愎自用与恣意胡为。艾森豪威尔将他准备发给马歇尔的一份电报稿出示给吉因刚看，并表示他准备换掉蒙哥马利。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真正的意思是，除非蒙哥马利被解职，否则他就辞职。吉因刚深知，蒙哥马利若被解职，势必将带着污名返乡。他也很清楚，艾森豪威尔确实有本事开除蒙哥马利，因为罗斯福与马歇尔都明白表示他们非常信赖艾森豪威尔。
吉因刚请求艾森豪威尔延迟 24 小时发出这份电报。他描述了当时蒙哥马利的反应：“我很少看到蒙哥马利这么忧心与苦恼，我想他真的完全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一时难以接受我告诉他的事……我从来没看到他那么丧气过。他似乎被孤独笼罩住了。”
吉因刚向蒙哥马利分析道，假如他不向艾森豪威尔道歉，他的军旅生涯将就此结束。蒙哥马利发了一份电报向艾森豪威尔表达悔意：“我了解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你要为许多事情操心。我坦诚向你表达了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我这么做。我确信有许多因素具有我无法理解的意义。不论你的决定是什么，你可以百分之百的放心，我会遵照执行，我知道布莱德雷也会和我一样。”
虽然蒙哥马利以前也曾经对艾森豪威尔作过承诺，且事后又故态复萌，但是为了同盟国的团结，艾森豪威尔还是接受了他的回应。蒙哥马利并且说，他不会再三延迟行动，而会加快他的部队向北进攻的速度。
但事情并未就此告一段落。蒙哥马利在某次记者会中，本来应该借机修补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不和，但他却给了大家一种印象，即德军对阿登高地发动攻势时，是他的领导以及英军的英勇作战，才得以扭转盟军的败局。这种说法非常可恶，完全不符合事实。
艾森豪威尔告诉丘吉尔，必须采取行动纠正蒙哥马利，并让英国媒体与英国人民了解真相。丘吉尔答应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前往下议院演讲，并在演讲中斥责了蒙哥马利的不当言论。
无疑地，假如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坚强风格、优异的领导能力及忍让的精神，那么蒙哥马利的刚愎自用、傲慢、恣意行事及欠缺变通等缺点，可能会破坏同盟国的团结。能自我控制的人最了不起，而艾森豪威尔显然拥有经得起考验的风格。
艾森豪威尔在与蒙哥马利共事的时间里，展现了极大的耐性。1945 年 6 月 7 日蒙哥马利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亲笔函，最能显示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的成功。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艾森豪威尔勋鉴：
既然我们都已签署了柏林和约，我想我们即将从此开始各管各的事。在此之前，我要告诉你，能在你麾下服务是种荣幸与光荣。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明智指导与宽宏大量。我很了解自己的缺点，也知道自己不是个容易驾驭的部属，我喜欢独断独行。
但是在那段艰难紧张的岁月里，你让我不致走偏，还给了我很多教导。
对此我非常感激。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你的忠诚好友
蒙蒂
或许丘吉尔的一句话，最能够表明蒙哥马利的为人。他说蒙哥马利“打败仗时，神情优雅；打胜仗时，恶形恶状”。
乔治·马歇尔：消弭军方与国务院之间的嫌隙
很明显地，军方对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的领导能力与崇高风格极为敬仰。然而，马歇尔并不只是在军事领域中受人敬仰。在 20 世纪，美国军方人员与国务院的官员之间向来缺乏好感，有时还相互猜忌与鄙视。查尔斯·博伦大使——与乔治·凯南大使都曾是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与资深顾问——在他那本取名为《历史的见证》（Witness to History）的回忆录中，提到了 1947 年 1 月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时的状况：“对于军方人员被任命为国务卿一事，国务院的驻外机构事务局内充满着不安的情绪。马歇尔的声望无与伦比，但是前任国务卿伯恩（Byrnes）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国务院上，因此国务院的士气低落。大家都担心，新就任的这位大将军可能会制定严格的纪律与规定，而导致下情无法上达。
“但是没多久，国务院内几乎所有的重要官员都开始对马歇尔产生好感。他让大家的工作有了目标与方向。他的个性感染了整个驻外机构事务局。我在驻外机构事务局服务的 40 年里，以马歇尔及赫特（Herter）担任国务卿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绩效最优异。没错，马歇尔身边有优秀的副国务卿，先是迪恩·艾奇逊，接着是罗伯特·罗维特，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麾下担任战争部副部长。而且，由于伯恩并不关心国务院的业务，所以对马歇尔而言，事情会比较好办。在马歇尔的领导下，所有的资深官员都会受到咨询，而且政策一经决定，大家对其内容都不会有疑问。据我所知，当时国务院的运作效率之高，可说是空前绝后。”
乔治·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在我的回忆录中谈谈马歇尔将军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是在他漫长的公职生涯中的最后一项任职中才认识他的。我和他私下的交往并不密切（我猜，很少有人和他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但从 1947 年 5 月到 1948 年年底的一年八个月在国务院和他共事期间，唯有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而且我还享有可经由双方共用的侧门进入他办公室见他的特权（但我尽量不滥用这个特权）。在工作上，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观察他是如何做好国务卿的工作的。
“在我所回忆的人物中，马歇尔是最值得称赞的人。我和大家一样，都因为他的风格而敬佩他、敬爱他。这种风格有些是我亲眼所见，有些是尽人皆知的，有些则鲜有人知：如他的正直清廉；他的谦谦君子风度；他强烈的责任感；他在面对干扰、压力与批评时的沉着冷静；他的沉稳作风——一旦作了决定后，即勇敢承担结果，不论结果好坏；他的不好虚荣，没有野心；他对反复无常的舆论，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批评所表现的淡然处之的态度；他对待部属的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
1947 年 1 月，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有意请迪安·腊斯克（1961 年时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国务卿）担任陆军的首席国际法专家。而马歇尔在 1947 年就任国务卿后，也想请腊斯克接任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的职务。
腊斯克回忆道：“我选择到国务院服务，主要原因是我想与马歇尔共事。他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人。丘吉尔说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获得胜利的功臣，而杜鲁门则称他为‘当今最伟大的美国人’。他们两人说的都对。
“马歇尔对每一位与他共事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也是位良师。他会以身作则或给我们一些训示，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好公仆。举例而言，他会对我们说：‘各位同仁，不要坐在那儿等我来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事。要主动一点。你们反而要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事。’不论你碰上什么问题，他都希望你能把工作做好。他上任后不久，有次在主持约有 15 人参加的晨间参谋会议时，有人抱怨国务院内的士气太差。马歇尔将军站起来，环顾会议桌四周的与会人员，然后说：‘各位，士兵可能会有士气问题，但官员不能有士气问题。我希望国务院内的所有官员要为自己的士气负责。’当马歇尔不希望官员们消极地找人诉苦的话传遍了国务院各单位后，国务院的工作士气达到了最高点。
“马歇尔的态度激发了同仁们的信心。这位老将军常勉励我们，‘打起精神！’‘不要丧气！’‘不要抗拒问题，要解决问题！’”
但国务院内对马歇尔了解最深的人，非副国务卿迪恩·艾奇逊莫属，他于 1948 年接替了马歇尔的国务卿职务。据他的描述：“马歇尔将军每次走进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内所有人员都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他具有那种强烈的、与人精神交流的力量。他身材魁梧，而那低沉、不疾不徐而又强而有力的说话语调，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威仪，令人肃然起敬，给人一种权威与沉稳的感觉。他不刻意展现军人的威风和严肃，但大家都称他‘马歇尔将军’。这一称呼和他如影随形。他在接电话时也千篇一律地自称‘我是马歇尔将军’。这样的称呼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没想过要称他为‘国务卿先生’，而且除了马歇尔夫人外，也没有人会称他为‘乔治’。马歇尔希望别人尊重他，而他对别人也很尊重。这点是他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外，杜鲁门总统还提到马歇尔将军风格中的另一个基本要素。他写道：‘马歇尔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他的自我意识从来不会夹杂在他本人与他的工作之间。’”
忠诚的重要性
造就成功领导人的要素之一，是对部属的忠诚，而这点并不容易做到。马歇尔就具备了这种崇高的风格。1941 年夏季，当时美国尚未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决定先研拟一套作战计划，内容包含战时的生产需求、部队人员数量及美国的国家政策目标等等。虽然罗斯福总统希望能避免参战，但眼看希特勒正在欧洲进行侵略行为，罗斯福显然是与英国人站在同一边的。
当时是由陆军参谋长秘书处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少校负责这个计划的参谋研究作业。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直接与德国作战并将其击败。”报告的结论提到，为参加战争，陆军与陆军航空兵共需要 900 万名士兵，海军则需要 150 万人的部队。这份报告被列为绝对机密。没想到，1941 年 12 月 5 日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 Herald）居然一字不漏地将该报告刊载出来，而且第 1 版的标题写着《罗斯福的作战计划》，令总统、陆军指挥阶层及魏德迈少校本人都大感惊骇。此事在华盛顿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政府极为尴尬，因为我们跟德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
魏德迈马上受到了大家的怀疑。他的姓是德国人的姓氏，他认识许多德国军方高层将领——因为他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参加过德国高等军事课程的学习——而且还和纳粹党的高层干部有私交。在这份报告于媒体上曝光的前一个星期，他曾经和某位律师见过面，而这位律师的父亲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参议员是位偏激的孤立主义者，曾经指控罗斯福“企图把四分之一的美国年轻人的前途葬送掉”。此外，魏德迈还刚在银行的账户中存入了一大笔款项。甚至还有一封写给战争部长的匿名信宣称：“魏德迈曾经有感而发地说希特勒是救世主。”
这些间接证据似乎对魏德迈十分不利。他曾遭到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但却无法证实是他泄露了报告的内容。在这种情形下，魏德迈的上级大可表明“我们不想去了解这个人”而把他调走，或将他流放海外。但马歇尔没有这么做。他非常看重魏德迈的能力，据魏德迈自己说：“马歇尔将军从未怀疑过我。”事实上，在发生这个事件后的数个星期，马歇尔还将他晋升为中校，并让他成为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下新成立的联参计划人员小组的一员。
1942 年 4 月 1 日，马歇尔出差执行某项具有高度机密性的任务，并带魏德迈随行。此事充分显示出马歇尔对他的忠诚，更重要的是，显现了马歇尔的崇高风格。他忠于魏德迈，无惧于对魏德迈不利的间接证据及孤立主义者与媒体的公开批评。对于马歇尔的支持，魏德迈终生难忘，他后来晋升到了四星上将，他曾表示：“在那次事件后，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有关对部属忠诚的事例，比较近者出现在鲍威尔将军身上。海湾战争结束后，1991 年 5 月，有数家媒体（1991 年 5 月 13 日出版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及前一天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指出，鲍威尔是位“不情愿的战士”，暗示他曾私下反对总统出兵的决定。
鲍威尔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在我遭受媒体的无情抨击时，打电话给我的人少得出奇……
当媒体开始作此不实报道的当天早上，白宫的接线员打电话来说，总统要与我通话。我忐忑不安地等着。总统说话了：“鲍威尔，不要理那些胡说八道的报道，不要为这件事烦恼，不要被这些媒体搞得心神不宁。”
“谢谢，总统先生。”我回答道。
“芭芭拉向你问好。回头见。”说完，电话就挂了。
在稍后有关农业政策的记者会中，布什总统又被问了许多有关我的问题，诸如伍德沃的书中所描述的那些问题。结果，总统回答说：“任何人都别想分化我和鲍威尔的关系。我不管他们是引用了哪本书的说法，不管他们有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也不管他们引述了多少不在场人士的话……”
我永远忘不了在我最需要朋友支持时，美国总统对我表现出的忠诚。
但是对人的忠诚并不能与袒护徇私混为一谈。当然，正直的人格中并不包含偏袒的成分。格兰特将军在夺取田纳西州唐纳森堡（Fort Donaldson）之役一战成名。而这个战役中的降将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将军在内战爆发前是格兰特的好友。当年格兰特被迫辞职，灰头土脸地离开加州时，可说是穷困潦倒，一文不名，连返乡的车资都没着落。巴克纳先替他付了旅馆钱，再帮他筹得了 50 美元。而这场战役中，当巴克纳眼见要守不住唐纳森堡时，遂向格兰特开出投降的条件，他自忖格兰特会顾念旧情而同意他的要求，但格兰特却不为所动。他对巴克纳说：“不能讲条件，我只接受无条件的立即投降。”
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展现的优异领导能力，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但至少有一个人对于他对待部属的方式颇感不满。某位陆军资深将领的夫人曾写道：“参谋长是我儿子的教父，当我在医院待产时，他整个晚上在走廊上来回踱步。我想他是个好人，但我对他的领导方式不予苟同。他后来对我丈夫非常无情……他让好朋友失望至极……他毀了我丈夫的前程，伤透了他的心，撤销了他的少将军衔……”
事实上，这位军官夫人说的这番话，等于是在恭维马歇尔将军。她的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判断错误，虽然他是马歇尔的挚友，但马歇尔并不护短，把他降级成上校。
马歇尔有天傍晚偕夫人散步时，告诉夫人说：“我不能讲感情，我只能讲道理。”话虽如此，曾经受马歇尔指导过的军官都对他难以忘怀。战争部长史汀生说：“他们都对他忠贞不贰，就像他们在五角大楼时一样。”
担任登陆日进攻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担任军需司令的亨利·杰维斯·米勒（Henry Jervis Miller）少将与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 1915 年班的同学。1944 年 4 月，欧洲战区的反情报官埃德温·L. 史伯特（Edwin L. Sibert）少将在克拉里奇（Claridge）旅馆偷听到米勒一边饮酒一边抱怨道，要到 6 月中旬的登陆作战之后，美国才会将补给品送抵战区。史伯特将这个情况告知布莱德雷，布莱德雷转而向艾森豪威尔报告。米勒知道自己犯了错之后，请求艾森豪威尔看在朋友的份上，让他保有少将军衔调回国内“以听候命运的安排”。艾森豪威尔回复米勒说，他对于要“审判”一位朋友，感到非常难过，但米勒犯了严重的泄密罪。艾森豪威尔下令将他降级为上校后遣送回国。
抗拒离开军队的诱惑
对于军事将领而言，或许在和平时期比在战时更需要具备崇高的风格。本书中论及的将领都具备了奉献的精神，但他们也是凡人。有时候，他们也免不了会因为升迁缓慢、待遇微薄、调动频繁、训练装备不佳及其他的困难因素，而心生离开军队的念头。
马歇尔在担任过陆军参谋长、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后，有一次被问起他这一生感到最兴奋的时刻是何时，他答道：“晋升中尉时。”他当了 5 年少尉。虽然马歇尔担任各项职务与教职都表现优异，但在 1915 年他 35 岁时，仍然只是个中尉军官，此时距离他自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已经 14 年了。
是年，意气消沉的马歇尔写了一封信给弗吉尼亚军校的校长爱德华·W. 尼克尔斯（Edward W. Nichols）将军：“步兵人员晋升的停滞，已经使我暂时决定，一旦外面就业机会好转就马上辞职。即使冬季时立法通过增加晋升名额，但在陆军要晋升仍然受到法律的限制，加上各级等待晋升的人数已经累积过多，因此让人觉得前途黯淡，我认为将自己的黄金岁月虚度在对抗这种无法克服的困难上是不对的。”
马歇尔在 1915 年并未真的离开军队。1916 年他从菲律宾调回国内时，第二次被派任侍从官的职务，而这次他服务的对象是他向来极为敬佩的富兰克林·贝尔将军。此事令他精神一振。这项新职务的挑战，加上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马歇尔决定继续留在陆军服役的原因所在。
马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优异表现，引起了潘兴将军参谋群中好几位很富有的商人的注意。其中有位商人曾于 1919 年要马歇尔退伍加入摩根（J. P. Morgan）金融公司，他给马歇尔的起薪为两万美元。虽然马歇尔知道他在战争结束后随即要被降级，但他仍然婉拒了这个机会。1920 年，他被降为少校，年薪只有 3000 美元。但是，他仍然留在军中。
1947 年，艾森豪威尔从陆军参谋长的职务退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此时，艾森豪威尔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辆汽车，当这辆车送到他家后，艾森豪威尔检视了一番，然后开了一张支票一次性付清款项，他的毕生积蓄也几乎因此用尽。他牵着玛米的手走到车门旁，开口说：“亲爱的，这就是我搭乘火车离开亚阿比林（Abilene）后，37 年的工作所换来的全部成果。”
一个人当然不是为了钱而留在军中的。我在采访艾森豪威尔时，曾问起他是否受到诱惑而有过离开军中的念头。他答道：“曾经有 3 次碰到有人提供相当吸引人的机会要我离开军队。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当时我就待在这个镇上（盖兹堡）。有位来自俄亥俄州或印地安纳州——总之，应是中西部某个地方——的制造商，很巧的是，他的名字也叫巴顿。他愿意以当时中校薪饷的两倍高薪请我为他工作。长期以来军中的待遇一直都偏低。我仍留在军中，可说受玛米的影响很大。我因为未能参加作战而感到消沉，我想我的军旅生涯已经毀了。我若无法参加作战，则以往所有的研究与辛勤工作都是白费功夫。但经过玛米的一番开导，我决定继续留在军中。”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 1927 年。当时有一群人正在筹组一个新的石油公司。主要出资人与艾森豪威尔有过数面之缘，但他却宣称，除非艾森豪威尔和他们合伙，否则他就不出资。他不是要艾森豪威尔干董事长，而是要他成为公司的数位经理之一。他之所以要艾森豪威尔加入是因为认为艾森豪威尔诚实可靠，可为他看紧荷包。这次，艾森豪威尔同样拒绝了财富的诱惑。
艾森豪威尔在菲律宾服役期间，也有好几个人邀请他合伙做生意。他们表示，若艾森豪威尔同意加入他们，他们将在银行内为他存进 30 万美元。假如以后生意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可以支用这些钱。
每当有机会找上门时，艾森豪威尔都会和玛米商量。“我们总认为，既然我已经在军中这么久了，应该继续待下去。这 3 次机会中，只有第一次机会真正让我心动，因为当时我没有机会参加作战而感到心灰意冷。”
艾森豪威尔在他所著的《闲暇时刻：说给朋友们听的故事》一书中，提到了他的儿子约翰决定进西点军校的事：“约翰一定曾想过为什么我还会留在陆军。为了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我告诉他我的陆军生涯非常有趣，我可以接触到许多能力强、有荣誉感，又一心想报效国家的人。我告诉他我早年在菲律宾的经历。当时有一群人希望我能离开军队，他们要与我签订 5 年合约，答应支付我每年 6 万美元的薪水。但这个机会对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我能从军中的工作中获得快乐，而且，我已准备好要平心静气地面对晋升迟缓的事实，我早就决定不为晋升问题而烦恼了。每次我们一家三口谈起我的部队生涯时，我都会说，一个人若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就会获得真正的满足感。我在军中时的雄心壮志是，要在我调离时让上级长官觉得不舍。
“约翰已经决定进西点军校。我问他理由是什么。他的回答大意如下：‘我是受了前几天晚上你那一番话的影响。那天晚上你谈到你从陆军生涯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以及你因为能与许多品德高尚的人共事而感到骄傲，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他接着又说：‘如果在我结束陆军生涯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我想我会比你更不在乎晋升。’”
麦克阿瑟可能只有一次曾考虑过要离开军队。他一直到 42 岁晋升准将时才结婚。他的妻子是个曾离过婚，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富婆。由于麦克阿瑟夫人习惯于纽约与华盛顿的欢乐、热闹的社交生活，所以婚后觉得日子很无聊。她认为她的丈夫非常优秀，干军人太可惜了，因此要求麦克阿瑟弃军从商。最后事情演变到麦克阿瑟必须在军队与妻子之间作一个抉择。他选择留在军中，这段婚姻就因此结束了。
巴顿将军则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离开军队。他的财产足以让他温饱无虞，他的妻子也很富有。像他这种生活富裕的人会投身军旅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军旅生涯充满艰苦与挫折。但巴顿向往军人的生活，实际上也过了一辈子军人的生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军人是要作出许多牺牲的，然而，美国何其有幸，当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遭到空袭时，美国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准备好要上战场了。这些人为什么会留在军中？
当我针对这个问题请教陆军五星上将布莱德雷时，他回答道：“喔，大概是因为我喜欢军中的工作吧。我喜欢和士兵一起工作。我喜欢教别人事情，你也知道，你在军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教导你的部属或是在军事学校授课。我喜欢户外生活，而在军中会有很多时间在户外活动。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以前这种情形比现在普遍，就是以往军队的规模很小，你几乎认识军中的每位军官，不论是实际见过面的或听说过的。你通常住在营区里，部队就像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气氛很好，你和一群亲切的人共事，大家有共同的话题。你会觉得你是在完成某些事情，是在为国家服务。而且，你永远有事可做，永远有东西可学。”
当了 16 年上尉的克拉克将军也有同感。他说：“我喜欢和士兵一起工作，训练年轻人。这就是我从陆军退伍后还来担任这个职务的原因（我采访他时，他是南卡罗来纳州一所名为“色岱尔”［Citadel］的军事学校的校长）。我喜欢户外生活。我喜欢登山、骑马等各种户外活动。我是在陆军营区里长大的，我喜欢过军官的生活，喜欢那些高尚的军人家庭，喜欢和他们的孩子交往，因为他们家里都笃信基督教，而且他们都非常有教养。”
柯林斯将军当了 17 年中尉。1919 年他差一点儿离开部队去念法律。他将他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某位友人，结果这位朋友指出，假如他只是因为当一位出色的律师每月可赚 250 美元而离开军队去念法律，那他简直就是“疯了”。这位朋友说：“你天生适合当军人，你脑子坏了才会想放弃军旅生涯。”
由于他当时驻守欧洲，因此决定延后一年辞职。在这年年底，他提到了他的想法：“我仔细评估了所面对的情势，最后确定军队有三件事吸引着我，而在别的地方是不会有这样的经历的。第一，我不是为了钱而与其他军官竞争。我实际的工作通常是较资深的人才能接触到的。虽然我领的是上尉薪饷，我却有机会做一些不受年龄与阶级限制的事，这点非常吸引我。第二，我喜欢我所接触的人，他们都是能干又正直的人。在我服役军中的 3 年内，不曾有人要求我做任何我认为不妥的事。”
他接着说：“另一方面，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在军中待下去，因此打消了离开军队的念头。”
约在同一时期，斯帕茨将军与阿诺德将军都差点离开了陆军航空军，投入刚成立的泛美航空公司，但最后他们两人都留了下来。斯帕茨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喜欢军中生活，而且他酷爱飞行。他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军中不像现在，有吸引人留下来的诱因。当时并没有爆发战争的明显威胁。然而，我们待在通信队这个最早的航空单位的人，大都认为军事航空单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我们对这个单位将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有信心，因此都决定留下来。”
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中晋升非常缓慢的那段日子里仍然留在军队，而后来得以晋升空军高级将领的阿诺德、斯帕茨、范德伯格、特文宁与怀特等人，都具有崇高的风格。在美军航空史的最初几年中，当第一次有军人因气球意外事故而丧命（1908 年，死者为野战炮兵中尉托马斯·塞尔弗里奇［Thomas Selfridge］）时，阿诺德正在想着晋升的事。他指出“自从美国有军队以来，每一个少尉莫不盘算着何时可晋升中尉。我当时也想设法晋升中尉。那段日子里，在常备部队中，少尉一干六七年是常有的事……”。阿诺德于 1907 年 6 月 14 日任少尉军官，一直到 1913 年 4 月 10 日才晋升中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