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不仅打败了比他们多得多的对手，而且还维持了一段时期对被侵略者的统治。驾驭战车的统治者也是奴隶主，这一点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当然，战车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就有了奴隶制，但驾驭战车的征服者可能进一步加强了奴隶制，特别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传入欧洲可能是由来自小亚细亚的迈锡尼人带来的，但他们迁移到欧洲时并没有带来战车，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才开始使用战车；同时，战车突然成为中东人作战的主要装备。中国的奴隶制始于商朝，而根据《梨俱吠陀》，印度河谷的战车征服者确立了奴隶制，成为后来种姓制的基础。
战车的迅速推广不应令人吃惊。当时可能出现了战车工业和战车市场，犹如今天的高科技军火工业和军火市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花硬通货从中购买所谓的“尖端”武器，还认为买的那些轻便和易于运输的武器完全物有所值。战车技术一旦完善，复制起来应该不难，运输和出售更是容易；埃及的一幅约公元前1170年的浅浮雕显示一个人扛着一辆战车，复制的战车重量还不到100磅，这样看起来，浮雕里的人肩扛战车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战车的销路这么好，各地的工匠只要掌握必要的技术，必定争相生产。实际上，这一销路好、价钱高的产品生产的限制因素不是缺乏技术或原材料，而是缺少合适的马匹。拉战车的马必须经过千挑万选和严格训练。所知最早的马匹训练在公元前13世纪和12世纪的一批美索不达米亚文件中就有记载，如果其中关于驭马术的复杂词汇可作为依据的话，很早就开始训练马匹的花样骑术动作了；那时与现在一样，年轻的马儿顽劣难驯，无论以什么语言写下的叙述均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谁是第一批驾驭着战车征服其他民族的人，可以从语言中寻找线索。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发源于阿拉伯沙漠北部边缘的半肥沃地区，讲的是一种闪米特语言。分裂并推翻了汉谟拉比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胡里安人和加喜特人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山中的源头一带，那里至今仍是世界上民族组成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加喜特人的语言无法确定，属于小亚细亚语系，而在今天的土耳其建立了帝国的胡里安人讲一种印欧语言。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也讲印欧语言；在中国建立了商朝的驭车民族可能来自伊朗北部——也许是阿尔泰山中伊朗文明初具雏形的中心地带。
驭车霸主的身份模糊难定，这正表示了他们的主要特点：他们是破坏者，不是创造者，他们后来实现了文明靠的是采纳被他们征服的人民的礼仪、制度和宗教，而并未发展出自己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汉谟拉比帝国成立于乱世之中。当时，叫作古提人和埃兰人的边民到处捣乱，弄得天下不宁。汉谟拉比帝国重掌了萨尔贡曾经行使的权威，再建了与萨尔贡时代相似的官僚制度和专业军队，以巴比伦为中心统治着整个帝国。然而，这个亚摩利人帝国的军队仍然是步兵，当公元前17世纪驾着战车的加喜特人和胡里安人冲破了帝国的边界大举来犯的时候，帝国的步兵完全抵挡不住。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虽然实际上成了埃及北部的统治者，但他们首先自己实现了埃及化，把埃及的一位神明奉为国神，还采纳了法老的行政方法。商朝似乎也采纳了中国北部原有的一种文化，没有带来自己的文化。铭文显示，商朝统治者善于驾车狩猎，用复合弓猎杀老虎和大角牛这类大动物；他们用活人献祭，可能是用奴隶，可能也用战俘。出土的墓葬品表明，只有他们有权使用青铜制品，他们治下的农民仍然使用石制工具。最终，在公元前1050—前1025年间，商朝被南方一个本地的王朝——周朝——推翻。周朝的人是从另一个来源学会了使用马匹和战车的。
驭车者在世界各地的暴政都很短命。似乎只有驭车入侵并统治了印度河文明的雅利安人不是因内乱垮台的，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佛教和耆那教的兴起就是当地人民对雅利安人设立的种姓制度暴政的反应。约公元前1567年，埃及新王国的创始人阿摩西斯（Amosis）重振法老的雄风，把希克索斯人赶出了埃及。其他的驭车民族，如安纳托利亚——即现代土耳其——的赫梯人和现代希腊的迈锡尼人都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被弗里吉亚人和多利安人这两个希腊北部的民族推翻的。可能正是迈锡尼人摧毁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也是他们给了荷马创作描述特洛伊战争的史诗的灵感。然而，意义最为重大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当地的人民在亚述乌巴列（Ashuruballit）国王的领导下，于公元前1365年左右打赢了反抗赫梯人统治者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重新建起了他们古老的帝国，因其首都亚述尔城而得名亚述帝国。
我们对亚述人的印象来自在尼尼微和尼姆鲁德出土的精美无比的皇家艺术。从出土的艺术形象来看，亚述人似乎是驭车的民族。他们的国王和贵族肯定是驾驭战车的熟手，埃及新王国的法老后来也学会了驭车。然而，他们的祖先却不会驾车。必须看到，武士统治古老的神权国家产生的最重要、最持久、最凶险的结果是文明世界中国王作用的改变。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很少打仗，就连萨尔贡的常备军队比起后来的亚述军队来，也如同一群乱哄哄的没头苍蝇。亚述人和埃及人从驭车民族那里学到了大规模作战的技巧和行为守则，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了霸主。新王国的法老驱走了希克索斯人。在后来的年代里，埃及的军队乘胜前进，把埃及的边界远远扩展过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北部的高地。美索不达米亚的千里沃土缺乏天然屏障，四周强敌环伺、虎视眈眈，这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永远如芒在背。亚述人赶走了胡里安人以后，主动出击，逐渐扩大了他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版图，包括入了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伊朗、土耳其，以及现代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全部领土，因而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问题。所以说，战车造就了好战的国家。战车本身也成为作战军队的核心。
战车和亚述
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军队已成为睥睨六合的劲旅；它的一些特点为后来其他的帝国所竞相仿效，有些甚至流传至今。首先是后勤安排，包括给养库、运输队、架桥队。亚述军队是第一支名副其实的远程军队，能到离基地300英里远的地方去打仗，行军的速度直到内燃机车出现之前无人能及。
亚述人不把钱花在铺路上，那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气候极为干燥，下起雨来却又雨势凶猛，会把没有铺柏油的道砟冲走。但是，全国建有四通八达的皇家公路网，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的泥版，上面用楔形文字记录着土地登记的信息，里面经常提到皇家公路，以其作为田地的地界。军队的骑兵沿着这些公路能够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前进。即使对现代的军队来说，这个速度也是不慢的。当然，在中央平原以外的地方，或进入敌人的地盘后，道路的条件就差了，需要工兵在上山时或过山口时修筑道路。方便时还利用水运，虽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都不利于航行，因为水下有暗礁，而且不同季节的水流变化很大。公元前7世纪初，赛纳克里布（Sennacherib）带着叙利亚的造船工人到尼尼微建造船只，准备对现代伊朗南部的埃兰用兵。他显然想要地中海航行的那种海船，但美索不达米亚河边的造船工人没有那个技术。船造好后，由腓尼基海员操舟沿底格里斯河前行，到船无法再往前航行的时候，用人力拉入一条通往幼发拉底河的运河，从那里驶入波斯湾，在那里装上士兵和马匹，去埃兰登陆。
军需品、各种战争材料、战车和马匹储存在大仓库中，称为“ekal masharti”，意思是“列兵之宫”。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以萨哈顿（Esarhaddon）说，尼尼微的列兵之宫的建造者是“在我之前的国王……为军营提供必要物资，照料马匹、骡子，管理战车、作战装备和战利品”；它的“地方不够大，没法训练马匹和练习驾车”。无从得知军队开往战场时携带多少干粮，亚述人似乎主要靠在敌人的土地上抢粮。公元前714年，萨尔贡二世对北方强国乌拉尔图作战时，记录下他向一个被攻克的敌方碉堡送去了“谷物、油和酒”，但公元前703年，他的儿子赛纳克里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对迦勒底人作战时，却“让战士们吃光他们椰枣园里结的枣子和他们平原上的庄稼”。当时和后来一样，大军每到一处，都把敌人的粮食吃光，吃不下的就运走，然后毁掉敌人的土地。萨尔贡二世在对乌拉尔图的最后一次战斗中，破坏了灌溉水渠，抢劫了粮仓，砍倒了果树。
萨尔贡如此穷凶极恶，也许是因为仗打得很艰难；他的部队“无数次翻越大山”，“军心动摇，有哗变之虞。我无法减轻他们的疲惫，没有水让他们解渴”。作战地区在扎格罗斯山脉以北的凡湖和乌尔米耶湖之间的崎岖地带，那里至今仍被认为是大部队难以穿越的地区。就是在如此险峻的地方，亚述的工兵展示了他们的非凡身手。萨尔贡记录说，在乌拉尔图战争中，“我给我的工兵配发了坚硬的铜（可能是青铜）镐，用来砸石头就像砸石灰岩那么容易，他们把陡峭的悬崖峭壁刨成碎块，铺了一条好走的路”。亚述军队走水路更是得心应手。几世纪前，亚述拿西拔在对南边总是寻衅滋事的巴比伦作战时，“在哈里迪城那里渡过幼发拉底河……乘坐着我做的船——是我一路运来的皮船”。时至今日，伊拉克人还在用这样的皮船，它们可能是吹胀的单个羊皮筏子，但更有可能是叫作“克勒克”（kelek）的筏子——用木板做成筏面，下面安着好几个充气的羊皮囊。亚述军还用芦苇做船，今天，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处沼泽区的阿拉伯人仍在用芦苇船。亚述时期的浅浮雕显示了用芦苇船把拆散了的战车运过河流的景象。
亚述人的军事组织也具备了后来帝国军队的特点。首先，亚述帝国似乎是第一个征募士兵没有民族歧视的强国。它推行残酷无情的人口政策，为了确保国内安全，把有异心的人赶出家乡，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地方，正如奥斯曼帝国和斯大林后来所做的那样；但与此同时，它又很乐意把治下的各族人民以及战俘召入行伍，只要他们对帝国忠心不二。把这些不同的人黏合在一起的是语言和共同的宗教：亚述人信奉一种原始的一神教，主神叫阿舒尔；他们的官方语言向其他语言开放，接纳其他语言的词汇，允许它们与官方语言同时使用，以利沟通。另外，像后来罗马帝国的情形一样，亚述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人在军队中常常是主力军的附属军团，使用自己特有的武器，如投石索或弓箭。他们可能也在围城战中做工兵，在亚述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攻打城墙的墙基、挖坑道、建造围城兵营，或使用围城器械。亚述人特别善于攻城。赛纳克里布攻打耶路撒冷的希西家（Hezekiah）的战争在《圣经·旧约》的《列王纪（下）》第18章中有所记载；据赛纳克里布的描述，“（他）不服从我的管辖。我下令建造路坡把攻城槌推上来，用步兵进攻，挖坑道，打破城墙，还动用了攻城塔车，就这样围攻并拿下了他的46个筑有高墙的城，还有周围数不清的村庄……至于他本人，我把他关在耶路撒冷他自己的王城里，像笼子里的鸟”。希西家没有做到宁死不屈，低头投降了，同意向赛纳克里布称臣纳贡。
尽管亚述的军队具备了帝国军队的许多特点，但它内心仍然是一支驾驭战车的军队。公元前691年，赛纳克里布在和埃兰人作战时，让他的宫廷史官记录下他如何“用标枪和弓箭穿透敌军战士”。
埃兰国王的大将军和他的一干贵族……被我像宰羊一样割断喉管……我训练有素的骏马奔驰腾跃，踏入他们的血流成的河；我的战车轮子溅满了鲜血和污秽。我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有一些）套着马的战车，驭车人在激烈的战斗中丧了命，所以没有人驾驭；那些马不停地（在战场上）跑来跑去……至于（埃兰人的盟友）迦勒底人的那些酋长，我的猛攻把他们吓坏了，以为见了魔鬼。他们丢弃了帐篷，拼命逃跑，脚下踩着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恐慌中）他们吓得在战车里屎尿齐流。
如此逼真的细节说明，这是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起因可能是埃兰人阻挡了赛纳克里布的军队去往底格里斯河的通路，因而像赛纳克里布的书记官指出的，也切断了他们的水源；如后来的事实经常证明的那样，这类情况下的战斗不是可打可不打，而是非打不可。然而，萨尔贡和乌拉尔图的最后一次战斗却表示出了一丝骑士品质：乌拉尔图的国王鲁萨给亚述人下了战书。
驾驭战车的大人物和后来的骑士一样，可能已经想到，他们之间的争吵最好通过二人对决来解决，步兵和其他的随从遵命在后方大致组成战斗线；如果战胜了，就由他们抢夺战利品；如果失败了，也由他们来承担后果。中国周朝的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