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根本不是偶然。哥萨克骑兵的参与本身就保证了纵火、抢劫、强奸、谋杀和其他的暴行必定多如牛毛，因为对哥萨克骑兵来说，战争不是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哥萨克骑兵是沙皇的士兵，同时又是抵抗沙皇绝对统治的叛逆。他们的起源带着神话色彩，世代绵延之间，他们肯定也有意给自己的发端披上神秘的外衣。其实，这个神话的实质简单而又实在。哥萨克的名字来自突厥语的“自由人”。他们是基督徒，逃离了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奴役，宁肯到中亚广阔无垠、丰足富饶又无法无天的大草原上去冒险——去“寻求自由”。
到克劳塞维茨见到哥萨克骑兵的时候，他们在自由中诞生的神话故事情节增多了，真实性却减少了。他们起初建立了真正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王公，没有女人，没有财产；自由自在的战士来去如风，这是世界各地的史诗中突出、永恒的内容，而哥萨克骑兵就是活生生的体现。1570年，伊凡大帝不得不用大草原不出产的火药、铅和金钱这三样东西来换取哥萨克人的支持，帮助他把俄罗斯人从穆斯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在他统治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武力把哥萨克人纳入沙皇的体系。伊凡大帝之后，历任沙皇仍继续对哥萨克人施压。在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建立了正规的哥萨克兵团。这个名称自相矛盾，但当时这样的举措在欧洲风行一时，各国都把森林、山区和马背上的流寇纳入了正规的作战部队。183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完成了这个进程，宣布他的儿子是“所有哥萨克人的首领”。帝国卫队里设置了顿河哥萨克团、乌拉尔哥萨克团和黑海哥萨克团，他们与其他被驯服了的边疆兵、莱斯坎人、穆斯林和高加索山地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光怪陆离的制服上的细节。
然而，尽管为驯服哥萨克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但从未迫使他们经受过做农奴的屈辱，不要求他们交付作为农奴标志的“灵魂税”，还特别免除他们应召入伍的义务，而入伍对农奴来说不啻一纸死刑判决书。事实上，直到沙皇制度终结之时，俄国政府都遵守着把各个哥萨克群体看作独立的战士族群的原则。发出作战号召的对象是群体，而不是单个的成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俄国作战部要求哥萨克人参战还是以兵团做计数基础，不提士兵的具体数目；这传承了部分封建、部分外交、部分雇佣军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几乎从有组织的战争出现伊始，各国就都以这一制度的各种不同形式来募集已经熟练掌握作战技术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见到的哥萨克骑兵比后来托尔斯泰在他早期小说中以浪漫的手法刻画的充满活力的游荡者更加接近烧杀抢掠的哥萨克人原型。1812年，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放火，导致整个首都陷入火海，这种事只有他们干得出来。哥萨克人保留了残忍的天性，莫斯科大火使几十万莫斯科人在气温接近北极的严寒中无家可归，可就连那个悲惨事件也还算不上他们残忍行为的登峰造极。在接下来的大撤退中，哥萨克人追杀西欧人表现出来的残酷挑动了埋藏在西欧人集体记忆最黑暗的角落里的影像，使他们想起历史上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的暴行：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人举着用马尾做成的旗帜，在铁骑所到之处大开杀戒。在拿破仑大军长长的队列为了回到安全之地，踏着及膝的大雪艰难跋涉的时候，一队队的哥萨克骑兵就在火枪的射程外跟踪着，等待着。每当一个士兵力竭倒下，他们就一拥而上；如果一组人落在了大部队后面，他们就骑着马把他们冲散、踩倒，再杀死。拿破仑烧毁了别列津纳河上的几座桥梁，但还有一些法军没来得及过河；哥萨克人抓住了他们后一个不留全部杀光。克劳塞维茨告诉他的太太说，他看到的“场面恐怖至极……如果我的感情不是已经练得很坚强的话，那情景会使我发疯的。即使如此，我还要等许多年才能在回忆我当时目击的情形时不至于浑身发抖”。
然而，克劳塞维茨是职业军人，父亲是军官，从小受的是军人的教育，有20年打仗的经验，经历过耶拿和博罗季诺战役，还有拿破仑第二场最血腥的战役——滑铁卢之战。他目击过血流成河的景象；经行过死伤者如收获的田野上的谷束一样累累遍地的战场；看到过身边的战友被子弹打死；一次胯下的马被打伤，他自己万幸逃脱一死。他的感情的确应该磨炼得非常坚强了。那么，他为什么觉得哥萨克人追击法军犯下的暴行特别可怕呢？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习以为常，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与自己同样的人犯下的残酷行为找出理由，甚至百般辩解；但对于陌生人犯下的形式不同但性质一样的残酷行为，我们却感到愤怒，甚至憎恶。哥萨克人是克劳塞维茨所不了解的陌生人。哥萨克人骑马把法军的掉队士兵踩倒，用长矛刺死；他们把战俘卖给农民换钱，把卖不出去的战俘剥光，抢走他们的衣服。这些习惯使克劳塞维茨憎恶、反感。他可能还对哥萨克人轻蔑有加，因为如一位法国军官所说，“我们直接面对他们时，他们从不反击，哪怕（我们的）人数只有他们的一半”。简而言之，哥萨克人对弱者残忍，在勇者面前怯懦，这与克劳塞维茨这位普鲁士军官和绅士从小学到的行为模式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后来又多次发生。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两个哥萨克团被派去打退英国轻骑兵的冲锋；一位从旁观察的俄国军官报告说，“（哥萨克人）被迎面冲来的整齐有序的大批（英国）骑兵吓坏了，不坚守阵地，反而转向左边朝自己人开火，好夺路而逃”。英国的轻骑兵被俄方大炮赶出死亡之谷后，据另一位俄军军官的报告，“第一个缓过劲儿来的就是哥萨克人。他们本性毕露，马上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把没有了骑手的英军马匹聚拢起来拿去卖钱”。这样的场景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克劳塞维茨的轻蔑，使他更加坚信哥萨克人根本不配“战士”的称号；尽管他们算是雇佣军，但其实他们连正经的雇佣军都配不上，因为雇佣军通常是忠实执行合同的；克劳塞维茨可能会把他们算作食腐动物，靠吃战争的下水为生，却不敢参加屠宰。
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战争的主业就是屠宰。士兵沉默地一排排站好，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杀，有时会站好几个小时；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据报告说俄军陆军上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步兵面对炮火站了两个小时，“其间队伍中唯一的动静是死去的士兵倒下时造成的队列的波动”。在战斗中幸免一死并不意味着屠宰的结束。博罗季诺战役后的那个晚上，拿破仑的高级外科医生拉雷做了200例截肢手术，他的病人还是幸运的。据欧仁·拉博姆描述，战场上纵横交错的“战壕里几乎全是伤员，他们在自然本能的驱使下爬到里面寻求安全……他们层层相叠，无助地泡在自己的血水里，有的人呼喊着求经过的人杀了他们，让他们解脱痛苦。”
这种屠宰场式的景象是一种特定作战方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克劳塞维茨眼中残暴的野蛮人，如哥萨克人，遇到这样的战斗一定会落荒而逃；如果他们没有目睹，听到别人描述这种作战时则会觉得难以置信而哈哈大笑。1841年，日本军事改革家高岛秋帆首次向日本陆军的一些高级将校示范欧洲军队的操练方法时，引起了一片讥笑之声。军械大臣说：“许多人同时起立，用同一个姿势举枪，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做游戏。”这是近身格斗的武士的反应，对他们来说，战斗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行为，不仅要表现勇气，还要显示出个性。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法国、德意志和英国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人——其中许多人做过军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赶往希腊，帮助那里半是土匪、半是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义军的游击队员（klephts），教他们紧密队形操练。游击队员的反应也是讪笑，不过不是出于轻蔑，而是因为不相信这种新的作战方法。他们的作战方式十分古老，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小亚细亚时遇到的就是这种方式的抵抗：他们在可能遭遇敌人的地方修建起短墙，然后对敌人百般辱骂挑衅，以此来激怒敌人动手；敌人一逼近，他们就跑。他们的目的不是打赢战争，而是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他们压根儿没有赢得战争的概念。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自己民族的作战方式：他们一窝蜂地向前冲，完全不管是否会伤亡。来帮助希腊的欧洲人争论道，希腊人除非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面地干，否则就永远打不了胜仗；希腊人则反驳说，他们若是像欧洲人教的那样，站成一排，胸口对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火枪，就会全部被打死，那样无论如何也输了。
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拜伦写道：“为希腊激情满腔，为希腊热泪盈眶。”他和其他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原本希望和希腊人一起并肩战斗，“重演温泉关战役”，却发现希腊人对合理的战术一无所知，而且冥顽不可教。这使他和别的满腔热血的欧洲人感到沮丧和幻灭。支持希腊的人真心相信，现代希腊人在肮脏愚昧的外表下，和古希腊人是同一个民族。雪莱在诗剧《希腊》（又译为《海腊斯》）中讴歌：“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金色的年华再次降临。”他在诗剧的序言里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信念：“现代希腊人的祖先是那些几乎难以想象和我们同属一类的伟大人物。他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理性、聪敏、热情和勇气。”但是，支持希腊事业的欧洲人一旦和希腊人一起作战过，就很快放弃了现代希腊人和古希腊人血脉相通的信念。不仅如此，研究欧洲对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的历史学家威廉·圣克莱尔（William St Clair）写道，那些活着回到欧洲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希腊人怀有深深的憎恨和厌恶，他们骂自己愚蠢之极，居然上当受骗”。雪莱幼稚地歌颂现代希腊人勇气的诗句让他们听在耳中尤其感到恼火。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本以为，希腊人会像古希腊的重装步兵对波斯人作战那样，表现出同样的顽强，排成紧密队形，“傲然挺立直至战死”。古希腊那种作战方式经过历史的迂回曲折，后来成为欧洲人自己在西欧的作战特点。他们期望现代希腊人至少愿意重拾他们祖先的紧密队形战术，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回自由。然而，希腊人“作战的目的”只是要赢得维持他们游击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想要的是继续在边境山区无视权威，以抢劫为生；只要对自己合适，随时转投靠山；一有机会就杀害其他宗教的信徒；穿得花花绿绿到处招摇；挥舞着凶猛的武器吓唬人；收受贿赂却光拿钱不办事；而且绝对，绝对不会战斗到最后一人；如有可能，最好一打仗就逃跑。欧洲人看到这一切后，沮丧之余只能得出结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一定不是同一个民族，否则无法解释一个英雄的文化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试图使希腊人接受他们的军事文化，但失败了。克劳塞维茨没有试图使哥萨克人接受他的军事文化，但即使试了也一定会失败。克劳塞维茨和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西方作战方式，也就是18世纪伟大的法国元帅德·萨克斯（Marshall de Saxe）在对土耳其人及其对手的敏锐评判中所总结的“秩序、纪律和作战方法”，是他们自己文化的表现，而“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的战术则是哥萨克人和希腊游击队员的文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何谓战争”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文化层面上失于片面。这也难怪。从自己的文化中抽身出去，超然地观察它如何塑造和影响每一个人，最后形成他个性的定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坚信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对这一点难以做到。克劳塞维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受启蒙运动教育长大的孩子；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德意志，是知识分子，也是改革的实干家；他注重行动，批评社会的弊病，并坚定地相信必须改造社会；他敏锐地观察现在，热切地希冀未来。但他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有中央权威的欧洲国家的职业军官，与自己所属阶层的过去有着多么深刻的联系。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精微深邃，但如果他的思考再加上一个方面，或许就能认识到，战争包括的远不只是政治。战争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它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
克劳塞维茨何许人也？
克劳塞维茨是位团级军官。对这个概念需要稍做解释。团是军队中的一个单位，通常有1000多人。在18世纪的欧洲，团开始成为军事活动中确定的单位，并原封不动地保持至今；事实上，尤其是在现在的英国和瑞典的军队里，一些团的历史连续三个世纪从未中断过。然而，当团在17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在欧洲不仅是新鲜事物，而且是欧洲生活中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它和自主的官僚机构以及公平的财政当局一样影响深远，而且和它们密切相联。
在语义学上，“团”这个字与政府的概念相关。它是确保国家对军队保持控制的手段。促成它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可追溯到在它出现200年前的一场危机，那是欧洲的统治者和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的人之间的危机。过去，国王要打仗，得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