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从眼镜上方看人。那天我选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喜欢封面上的插画，觉得住在海里一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仔细看书里面的生字是不是太多，太难。那个图书管理员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我衬衫的一个下摆露在了裤子外面，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上。

“这书对你来说太难了，”她说。

我看着她把书放回到她身后的书架上。这书说不定会被锁到柜子里。我走回到儿童图书区域，选了一本关于猴子的图画书，回到登记柜台。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在书上敲了个出借章。

妈妈开车来接我，我开了车门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看了看我借的书。

“这本不是已经读过了吗？”她问。

“那个阿姨不让我借我想看的那本。”

“哪个阿姨？”

“就是管图书的那个阿姨。”

她熄了车子的引擎。

“她为什么不让你借？”

“她说太难了。”

“什么太难了？”

“书。”

妈妈把我从车子里揪出来，拖着我昂首阔步走回图书馆，直奔出借柜台而去。

“我是贝奈特太太。这是我的儿子，查理。是你告诉他，那本书对他来说太难了吗？”

那个图书管理员绷直了身体。她比妈妈年长许多，但妈妈说话的语气与平时里她和长辈们讲话完全不一样。我很吃惊。

“他想要借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她摸了摸眼镜，说。“他太小了，你看看他。”

我低下头。我看着我自己。

“书在哪里？”

“你说什么？”

“书在哪里？”

那个阿姨转身拿出那本书，“扑通”一声扔在柜台上，好像要用书的重量来证明她的观点。

妈妈抓起书，塞进我怀里。

“请您永远也不要告诉小孩子，某件事情对他来说太难，”妈妈冲她嚷道，“特别是永远——永远不要——对这个孩子这么讲。”

还没回过神来，怀里紧紧抱着《海底两万里》的我已经被妈妈拽出了门。我感觉我们刚刚抢劫了一家银行似的，妈妈和我，我很害怕我们是不是闯了大祸。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我们坐在餐桌旁。妈妈正在端晚餐上来。意大利肉酱面。

“还是不对，”爸爸说。

“又来了，”妈妈说。

“又来了，”妹妹模仿着妈妈的语气重复了一遍。她把叉子放在嘴巴里转来转去。

“当心，你会戳到自己的，”妈妈把叉子从妹妹的嘴里拔出来。

“是奶酪，或者是油没有放对，”爸爸看着面条说，好像那盆面条让他打恶心。

“我都已经试过几十种不同的烧法了。”

“不要夸张了，宝儿。难道烧一点能让我下咽的东西就这么难吗？”

“你吃不下去？这面条你咽不下去？”

“上帝啊，”爸爸继续埋怨道，“你又来了。”

妈妈转过脸，不去看他。

“好吧，你吃不下，”她一边说，一边怒气冲冲地往我的盘子里舀了一大勺。“你不吃，我吃，好了吧？我吃饱了撑的和你来吵架。吃，查理。”

“这么多啊，”我说。

“我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她语速极快。

“太多了！”

“妈咪，”，妹妹插嘴道。

“我只是想说：宝儿，我要你做，是因为你能做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告诉你成千上百次了，这个肉酱面味道不对。如果味道不对，它就是不对。你希望我撒谎来哄你开心吗？”

“妈咪，”妹妹又插嘴了，手中摇晃着叉子。

“呸，”妈妈一边反驳，一边把妹妹的手往下拉。“别这样，吕贝塔。听着，雷，下次你还是自己做吧。你自己做你的意大利美食去吧。查理，吃！”

爸爸冷笑一声，摇了摇头。“你又是老一套，”他抱怨道。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用叉子卷了些意大利面送进嘴里。他向我扬了扬下巴。

“你说说看，你觉得你妈做的意大利面条味道怎么样？”

我嚼。我咽。我看看他，再看看妈妈。她气得肩膀都耸了起来。现在，他们俩都等着我说话。

“不好吃，”我看着爸爸，嘟囔着说。

他发出呼哧一声，给了妈妈一个白眼。

“连小孩子都知道，”他说。

全新的开始

“那么，今天，你就留在这里吧？”我妈说。

她站在煤气灶前用塑料勺打蛋。土司已经烤好，白脱油已经放在桌上。边上还有一壶咖啡。我靠在椅子上，神思恍惚，好像连吞咽食物都很困难。我觉得如果我动作太快的话，身体就会爆炸。她腰间系着一条围裙，她的行事举动，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开始，就好像这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就好像是我突然出现，来看望她，而她就像往常那样，替我做早饭。

“查理，可以吗？”她问，“抽空和你妈待上一天？”

我听到了锅子里黄油和鸡蛋嗞嗞冒着热气的声音。

“呃？”她说。

她举着平底锅朝我走来。

“为什么不说话？”

我花了好几秒钟才让自己的喉咙发出声音来，就好像我在努力回忆应该怎样发声一样。怎么和死人说话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表达方式？还是有一套暗语？

“妈妈，”终于，我说出话来，但声音很轻。“这不可能。”

她从锅里舀出鸡蛋来，一勺一勺盛在我的盘子里。我看着她满是青筋的手。

“吃吧，”她说。

从美国历史上的某一点开始，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父母能够两个人一起通知孩子，他们离婚了。让孩子们坐下。告诉他们家庭规则的变化。而我的家是在这个启蒙时代来临之前破裂的；爸爸一走，就没再回头。

以泪洗面过了几天后，妈妈重新涂上口红，抹上睫毛膏，下厨房为我们做煎土豆。在递给我们盘子的时候，她说：“爸爸不住这里了。”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就像戏台上换了一个场景。

我已经不记得爸爸是什么时候把他的东西拿走的。有一天放学回家，我们发现屋子一下空了许多。门厅的柜子里空出许多地方。车库里也少了很多工具和盒子。我记得妹妹哭着问妈妈，“爸爸是不是因为我不乖才不回来的？”她还向妈妈保证，如果爸爸回来，她一定做个乖孩子。我记得我当时也想哭，但那时候，我已经能够意识到，以后这个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了，不是四个，而我是其中唯一的男人。尽管只有十一岁，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肩上担负着的男子汉的责任感。

何况我以前哭的时候，爸爸常常要我“振作”。“振作起来，孩子，振作起来。”就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那样，我努力想表现好一点，好让那个离去的家长重新出现。所以我没有流眼泪：鸡仔，你不能哭。

*

最初那几个月，我们以为爸爸的离去只是暂时的。爸妈吵架了。他们需要分开来冷静一下。天下的爸爸妈妈都会吵架，不是吗？我们的爸妈就常常吵架。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常常趴在楼上的楼梯口，我穿着白短裤，妹妹穿着浅黄色的睡裙和芭蕾舞鞋式样的拖鞋，听他们在楼下争吵。有时候，他们是为了我们而争吵：

“在这件事情上，你就不能站出来，管一管吗，雷？”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怎么不是！你总是让我当恶人去教训他们！”

有时候是关于工作：

“你就不能多花点精力在家里么，宝儿！医院里的病人不是唯一需要你照顾的人！”

“他们病了，雷。你的意思是让我对他们说：不好意思，这些事我干不了，因为我丈夫还等着我回家，帮他烫衬衫？”

或者是关于我的棒球。

“训练太多了，雷！”

“这对他有好处。说不准他就是棒球明星的料。”

“你看看他！他都要累死了！”

有时候，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妹妹会用手捂住耳朵，嘤嘤地哭。而我总努力去听他们在楼下到底讲了些什么，就好像我蹑手蹑脚，偷偷闯入一个成人的世界。我知道爸爸总是工作到很晚，在最后那几年，他常常彻夜不归，陪他的批发商，他告诉妈妈：“宝儿，你要知道，如果我不陪他们应酬，他们就会在生意上耍我。”我知道他在克林斯伍德开了另一家店。那个地方离开家大概有一小时车程，他一周去那里工作几天。我知道一家新店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好的车。但我也知道妈妈一点也不觉得那样有什么好。

所以，是的，他们争吵，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会导致任何严重的后果。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父母离婚的。他们会想办法解决。夫妻总是一起的。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爸爸穿着租来的燕尾服，妈妈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红裙。宴会上，爸妈站起来跳舞。我记得我看到妈妈举起右手，爸爸用他的大手握住妈妈的手。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能够看出，他们是舞池里最漂亮的一对。我爸个头很高，身材像运动员，白衬衫下的肚子平平的，一点也不像其他人的爸爸那样有一个啤酒肚。那妈妈呢？哦，她看起来好开心，涂着红色唇膏的嘴唇向上微微翘着。妈妈开心的时候，漂亮得没有人能比得上。她舞又跳得特别好，你除了盯着她看没别的办法。她的红裙成了一个焦点，全场的目光都随着她转动。我听到桌上有几个老妇人在那里颇为不满地嘀咕，说着“有点过分啊”，“一点都不检点”之类的话。虽然小，但我也能分辨出，她们是因为嫉妒她的美丽才那样说的。

那就是我眼里的爸爸妈妈。他们争吵，但他们也跳舞。爸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我还几乎让自己相信，他会回来再看看她穿着红裙子的模样。他怎么能够不来呢？但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没有了这个念头。再回想起那场婚礼，我感觉像是在看一张褪了色的，度假时拍的照片。照片记录的不过是一个很久以前曾经去过的地方罢了。

“今年，你们有什么计划？”爸妈离婚后的第一个九月，妈妈这样问我。学校又要开学了，她是在问我们有什么“新打算”、“新计划”。妹妹要求去看木偶剧。我看着妈妈，第一次学会皱起眉头说话。

“我想打棒球。”

共进早餐

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厨房待了有多久——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的，就好像脑袋撞上了汽车——但不知道哪一刻开始，可能是妈妈说“吃吧”以后，我的身体开始适应了在那里的感觉。妈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放了一勺子炒蛋到嘴里。

我的舌头几乎立即起了反应。我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我像个监狱囚犯那样把食物囫囵吞枣似的往肚子里塞。咀嚼让我暂时忘了所处情境的荒谬。老实讲，与其说那盆炒蛋的味道好，还不如说它带来了我熟悉的滋味。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做的食物，味道就是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家常菜——煎饼、肉饼、吞金枪鱼色拉——那些食物里带着记忆的味道。我妈妈喜欢在炒蛋里放一点香葱——我称之为“绿末末”——它们果然又出现了。

所以，我吃着一顿过去时的早餐，在一张过去时的餐桌旁，和一个过去时的妈妈在一起。

“慢慢来，别噎着了，”她说。

这句话，也是过去时的。

我吃完后，她拿起盘子走到水槽边开始洗碗。

“谢谢你，”我小声说。

她抬起头。“你刚才说‘谢谢你’吗，查理？”

我轻轻点点头，幅度小到让人几乎难以察觉。

“为了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为了早餐吧。”

她笑了，继续擦着盘子。我看她站在水槽边，熟悉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坐在餐桌边，她站在水斗旁。就这样，我们聊过多少次天，聊学校，聊朋友，聊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我是不是应该相信，哗哗的流水声总让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

“你不可能在这里……”我开口道，但又打住了。我是这么渴望和她说话——然而，在那一刻，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关上水龙头，用毛巾擦了擦手。

“噢，看看时间，”她说，“我们该出发了。”

她回到餐桌旁，弯下腰，用双手把我的脸拢住。她的手很温暖，还有点湿乎乎的。

“不用客气，早饭而已，”她说。

她抓起桌子上的手提包。

“好了，现在乖乖穿上衣服吧。”

7月20日，1959年

亲爱的查理：

我知道你很害怕，但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都做过扁桃腺摘除手术。你看看我们，我们不都还好好的么！

拿着这封信。在医生进来前，把信塞在枕头下。他们会给你一些药，吃了药，你会觉得昏昏沉沉的。在你睡着以前，你要记得妈妈的信就在枕头下陪着你。如果你醒来的时候妈妈还没有来，那你就从枕头下把信拿出来，再读一遍。读这封信的时候，你就想象妈妈在你身旁对你讲话。

我很快就会到的。

然后，你就可以吃冰激凌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怎么样？

爱你每一天。

妈妈

离婚后的家

爸妈离婚以后，我们试图和以前一样过日子。但是，左邻右里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小镇的生活像个节拍器；只要有一丁点抖动，节奏就变了。人们对我和妹妹更和气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们总能多拿几根棒棒糖，我们买到的冰激凌球，也总比别人大些。在街上遇到老妇人，她们会热切的搂住我们的肩膀问：“孩子们，过得还好吧？”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她们像是在对大人说话，因为如果是对孩子说话，通常会问：“孩子们，在玩什么呢？”一般对孩子的问题，关键词总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孩子得到了更多善意的关怀，那么妈妈则没有。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离婚。我生活中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小孩的家庭有这样的问题。离婚，至少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是丑闻，其中的一方，必遭谴责。

这个谴责落在了我妈妈身上，主要因为她还留在镇上生活。没有人知道雷和宝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雷已经离开此地，而宝儿还留在了这里给人审判。她拒绝寻求别人的同情，趴在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