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虽然领导人不断接见各大媒体负责人，试图对报刊登载的内容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到1987年底和1988年初已经难以控制。再加上1988年废除了实行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这样，对大众媒体便完全失去了控制。

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像苏联这样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公开性，是难以推进改革的。所以，苏联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公开性问题，并说明公开性与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是没有错的；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的初始，也对动员群众参与改革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苏联社会数十年堆积的“堰塞湖”太多、太大，而用公开性开掘的“导渠”，决口又过大、过速、过猛，以致造成堤坝溃决，洪水泛滥，冲决了一切可控的社会机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瓦解。当然，这是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造成的，致使一切失控，最终走到抛弃社会主义的斜路上去，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模式、思想文化政策，造成苏联文化缺乏创新能力，思想理论僵化，体制缺乏活力，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专制官僚体制压抑下死气沉沉，缺少创造生机。概括地说，苏共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对苏联社会、苏联剧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其次，苏共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竭，变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结果，使积弊陈陈相因，把苏共和苏联社会引向危机。

再次，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最后，苏联的思想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保守主义阻挠、贻误改革，造成积弊成堆，极端民主主义破坏改革，冲决改革的堤防。结果，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面夹攻，把苏共引向垮台。

从苏联文化政策沿革、演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领导的党曾是一支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力量，而到30年代以后，却逐渐丧失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特别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苏共就由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演变为主要由官僚特权阶层构成的一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改革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势力相混杂的队伍。苏共演变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一个政党只有保持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成为带领人民前进的先进部队；而一旦丧失其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蜕变为一股保守势力并从反面促成体制外改革势力，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党引向衰亡。而要代表先进的思想文化，就必须与时俱进，拥有能不断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论，制定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足科学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党的队伍本身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文化创新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先进的创新性文化，永葆先进政党的地位，领导国家不断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最终使党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党和国家的衰落和败亡是不可避免的。

[1]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67页。

[2]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343页。

[3]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5～1959，第50页。

[4]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86页。

[6]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7] 刘吉：《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学术界》2001年第6期，第12页。

[8]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6页。

[9]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6页。

[10]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

[11]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7页。

[12]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6页。

[13] 张秋华、彭克巽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18页。

[14]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3页。

[15]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8页。

[16]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7页。

[17]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7页。

[18]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9页。

[19]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9～320页。

[20]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20～321页。

[21]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21页。

[22] 1922年苏联曾把160位著名的专家、教授、新闻记者和文化人驱逐出国。日后其中不少人在国外都成了国际上的著名学者和科技专家。

[23]

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1，с.290.

[24]

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с.290.

[25]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0，с. 14-22.

[26] ЦГАЛИ СПб（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оп.2，д.8，л.9。

[27]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9页。

[28]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33.

[29]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125.

[30]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38.

[31]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127.

[3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22页。

[33]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257～258页。

[34] 参见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2～56页。

[35]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33页。

[36]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45页。

[37]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35页。

[38]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页。

[39]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页。

[40]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3页。

[41]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2页。

[42]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0页。

[43] 尤里·日丹诺夫即联共（布）中央书记安·阿·日丹诺夫的儿子。

[44]

Зубкова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ррма 1945-1964гг.，М.：Росспэн，1993，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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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упринин С.И.（сост.） Оттепель：1957-1959：Страницы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Моск. рабочий，1990，с.402.

[46]

Ромм М. Четыре встречи с Хрущевым//Огонек. 1988，№28，с.8.

[47] 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287页。

[48] 参见Ромм М. Четыре встречи с Хрущевым//Огонек. 1988，№28，с.8。

[49]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127～128页。

[50] 阿·阿朱别依：《赫鲁晓夫的悲剧》，陈明至译，民族出版社，1989，第162页。

[51] 《苏斯洛夫言论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939页。

[52] 刘克明、金辉：《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626页。

[53]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4页。

[54] 《苏共中央1968年四月全会决议》，转引自 Правда，11 апр. 1968г.。

[55] Правда，7 марта 1971г..

[56]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第18页。

[57] ЦК КПСС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б.докум.，М.：Росспэн，1987，с.63.

[58] Правда，9 сент. 1965г..

[59] ЦК КПСС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б.докум.，с.62.

[60] Правда，26 ява. 1972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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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локазов Г.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77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мысл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1990，№10，с.18.

[62]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15、3页。

[63]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84页。

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民众对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改革，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外部世界也强烈要求苏联改变政策。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为向世人说明其改革，专门出版了理论性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要改变苏联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1]他要求大家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维取代旧观念，可以说，“新思维”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也是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俄罗斯有的学者并不太关注，如在鲁·格·皮霍亚所著《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一书中，作者甚至没有提到“新思维”这个词和《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过程与失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2]俄罗斯学者索科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较深入，他详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进程，他的结论是：“新战略带来的后果是与它的提出者相反的和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