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13]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14]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15]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16]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7]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18]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19]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还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莎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20]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H.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M.克利佐夫；批评家A.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H.扎博洛茨基、Л.马尔登诺夫、Я.斯梅里亚科夫、Б.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21]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