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的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朱可夫首先从战争初期遭受的重大失败和巨大损失及其原因说起。他说，战前一直宣传“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但是我国的国防准备的实际情况距离这些夸耀却相差甚远”。战争前夕，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建机械化军为时过晚；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低得多，缺乏机场，飞机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攻击的边界地区；炮兵和高射炮缺少牵引力，致使军队退却时抛弃了很多火炮；“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他也谈到，斯大林对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通报的资料外，朱可夫举出了总参谋部向政府提供的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集结情况的报告。他有意地特别引用了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对这一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可夫还批评了战争爆发前一周，也就是6月14日塔斯社公告中所宣布的：“根据苏联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的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迷途。朱可夫甚至提供了这样的事实：6月22日3点15分，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竟以“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到6点30分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结果使敌人“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部队在战略方向上遭到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朱可夫指责：“从战争发生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皇失措。”他批驳所谓的“积极防御战略”说，“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决定。”“积极防御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提出的。接着，在“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的标题下，朱可夫批评斯大林竭力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所有罪过推到武装力量人员身上。他认为，组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审判，枪毙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领，以及毫无根据的指控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向敌人投降，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错误指挥而遭受的失败的不满情绪。朱可夫指出，在战争初期，尽管军队处于独立作战的境地，士兵和军官总的来说，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应称作“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应该正确地叫做“退却和破坏法西斯‘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64]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
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