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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到当时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斯大林处理该案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1951年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理活动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时，斯大林的意图已经清晰：在反对苏联犹太人的整体计划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即使不能搞成一次公开的、作秀式的审判，也得为刚刚构思出来的即将令国人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案件铺平道路。“犹委会事件将成为这个真正的、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126]即是说，必须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变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件特别是有关犹太人的叛国案件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清洗国家安全部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上层的意图，并因此赢得斯大林的青睐。1951年11月，斯大林不顾伊格纳季耶夫的反对，把留明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的审理工作，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多听留明的话，与之搞好关系。[127]留明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对此前所收集的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在意第绪语翻译们的协助下，留明组织国家安全部的大批官员对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与国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往来的书信、犹委会寄往国外的稿件以及《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编目归类。不论是人名、组织，还是文章、出版物，根据目录索引一查便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128]留明虽然没有对被告采取强制手段，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侦察员们依旧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编织、伪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使其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为了在客观上支持这些指控，留明在1952年1～3月还组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苏联作协的文艺批评家等方面专家对犹委会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审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留明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1952年3月，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处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42卷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全部被告推上审判台，参与侦讯的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例如，犹委会本是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所有成员都经过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但在侦察员的笔下则变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犹委会领导人和所有成员均是由洛佐夫斯基挑选和任命的，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犹委会的旗号把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29]《团结报》、犹太剧院等是他们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工具。1943年5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受命赴美宣传募捐也变成了是受洛佐夫斯基派遣，去同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而“克里木方案”就是犹委会领导人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森贝格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最重要的证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等人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设法蒙骗苏联政府，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从而把克里木变成美国的“登陆场”。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卷进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为揭露纳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不幸沦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大罪状。为了给犹委会加上叛国的罪名，国家安全部颠倒黑白，竟然把著名的亲苏进步人士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称为美国间谍，指控他们1946年访苏期间从事反苏情报活动。于是，所有接待他们、与他们进行过会晤的犹委会领导人都因此获罪，被指控给他们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这些险恶用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130]

尽管这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但是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在1952年4月3日把留明完成的起诉书呈送给斯大林，将起诉书副本分别寄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2年4月7日，经苏联最高领导人批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被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131]

对于苏联当局而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在该案被提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后，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指示，由军事审判庭庭长亚·亚·切普佐夫担任审判长，与法院的另外两名法官德米特里耶夫和扎里亚诺夫一起负责对该案进行审理。4月21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召开预备会议，“批准了此案的起诉书”，决定“将洛佐夫斯基及其他人等交付审判”。[132]在审判开始之前，切普佐夫对有关审讯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不仅查明了该案的历史原委，而且还获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此前已经对该案所有囚犯亲自进行了审问，检查核实了相关起诉材料。加上几乎所有囚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许多证人的证词，军事检察长对审讯过程的参与，有关专家的鉴定结论，以及政治局对此案所做的决议，所有这一切在开庭之前就给法官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此案已经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审查并且对所有囚犯的控告都是合理的。”[133]

1952年5月8日至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既无各有关方面参加，也未传唤证人出庭对质。当法庭逐一讯问所有被告是否承认对他们的犯罪指控时，15名被告人中有5人完全否认自己有罪，8人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只有费费尔和泰乌明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在接下来的庭审中，所有被告都推翻了他们预审时的供词，以言之凿凿的证据批驳了对他们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向美国提供间谍情报的指控，并证实他们是在惨遭毒打或者不堪忍受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被迫在侦察员捏造出来的供词上签字的，他们期待法庭能够还自己以清白。作为苏联情报局领导人，洛佐夫斯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犹委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批准的，是在相关部门监督之下进行的。他批评侦察员在42卷案卷材料当中伪造的证词是“把苍蝇变成大象，再去卖‘象牙’。为这根令人生疑的象牙要价15颗人头”。他表示，“如果法庭能够认定起诉书哪怕有一行得到了确证，你们哪怕有5%的把握能够认定我在0.5%的程度上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党和政府，那么把我枪毙都是罪有应得。”希梅利奥维奇是所有被告当中唯一宁死不屈的人。他在法庭上说，“我过去没有承认过，现在依然不承认自己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犯了什么罪，也不承认我有任何反对党和反政府的罪行。”[134]被告们的无罪陈述以及他们对于党和国家的忠诚对法官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整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几度中断，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其实，整个审判过程从一开始就暗藏玄机。首先，按照此次审理组织者的意图，作为犹委会领导人的费费尔被列为第一个受审者。对费费尔的审问是“此案审理的关键部分”，其目的就是“为整个审理过程定下基调，以摧垮所有其他被告人的意志”。由于费费尔早就与国家安全部达成了合作协议，所以，他开始时不仅完全承认了起诉书上几乎所有的罪名，而且顽固坚持对其他被告，特别是对洛佐夫斯基所提出的各种严厉指控。但是，在审理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案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费费尔在一次秘密开庭（即其他被告回避）时推翻了自己所有的口供，并且供认自己是国家安全部的密探。他揭穿了国家安全部策划此案以及强迫他在法庭上作伪证的阴谋，明确指出，“我供说戈尔德贝格是苏联的敌人和间谍那全是捏造。……这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同罗森贝格之间所谓的间谍联系也是如此，他证实说，“控告我们这些犹委会的成员们进行间谍活动，也就是据说仿佛按照我们同一些反动群体达成的协议往美国寄送间谍材料这一条没有任何证据，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他在法庭上作最后补充供述时明确表示：“犹委会在工作中虽然也有个别的错误，但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对《团结报》的鉴定结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不能设想在苏联国内众目睽睽之下可能有像鉴定所形容的那样的敌对性报纸的存在。”[135]

其次，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一直在暗中干预此案的正常审理工作。在侦查的最后阶段，布雷格曼、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和马尔基什已经撤回了他们的供词并且否认了他们的罪行。留明却对上级机关隐瞒了这一事实。由于苏联最高法院没有自己独立的审判大楼，军事审判庭只好临时借用国家安全部的会议室作为审判庭，不料留明不仅在审判庭内部安装了窃听设备，而且在休庭期间，指使侦察员一直给被告施压。更为严重的是，当切普佐夫要求留明和他的助手格里沙耶夫上校给法庭提供指控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间谍的证据时，竟遭拒绝。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还对鉴定结果进行了审查。结果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和弄虚作假问题。切普佐夫最后断定，没有证据证明犹委会蜕变成了一个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个别未获证实的事件也证明不了犹委会与美国勾结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因此，“显而易见，在该案当中，不可能用这样没有得到检查和不可靠的材料去判刑”。[136]

作为一个当时罕见的有良知的法官，切普佐夫试图把案卷退回国家安全部进行补充调查。为此，在审判过程中，他多次乘休庭之机去拜访伊格纳季耶夫，向他反映留明及其侦察员伪造证词的行为，但是没有得到这位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支持。事实上，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已经被正在同时进行的“医生阴谋”案件搞得焦头烂额，斯大林甚至威胁他：“假如你不揭露这些医生当中的恐怖分子和美国间谍，那么你就将呆到阿巴库莫夫现在所呆的地方。”[137]在这种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哪顾得上去理会他早就心知肚明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切普佐夫在1952年6月16日暂时中止了审讯工作，并且四处奔波，先后向苏联总检察长萨福诺夫、最高法院院长沃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等领导人汇报了该案的案情，提出必须进行补充调查。但是，这些领导人在了解他的意图后不是拒绝接见他，就是建议他向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提出呼吁。不久，根据切普佐夫的请求，马林科夫接见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与留明在座。听完切普佐夫的陈述后，马林科夫让留明发表意见。留明对切普佐夫横加指责，指控他“在对待人民敌人的问题上犯了自由主义”，说他“故意将审判推迟了两个月以便被告得以推翻之前在侦察中所做的供词”，而且控告他诽谤国家安全部。切普佐夫原以为马林科夫会支持他的意见，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马林科夫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案子的所有判决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批准，难道你还要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下跪吗？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了3次，你执行政治局决议就是了！”[138]所谓政治局决议，几乎就是1952年4月3日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将起诉书呈送斯大林时在附函中提出的建议：除什泰恩外，将所有被告判处极刑——枪决。除了把对什泰恩的判决从流放边远地区10年改为5年之外，国家安全部的建议立即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