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的决议；1956年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1936年从乌克兰共和国苏波边境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波兰族人实施解放》的决议；1956年3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补充规定》的决议；1956年5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解除已从流放区获释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族人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决议；1956年3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卡尔梅克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年3月27日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希腊、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等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年4月28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年7月16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年9月22日颁布《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一些外国侨民、已取得苏联国籍的无国籍者和前外国国民实施解放》等法令。

[114]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4-255。

[115] 1958年1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和战俘等实施解放》的决议；1958年3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给予解放》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5月19日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8月2日法令。

[116] 战后遭到当局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特殊移民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匪帮帮凶”，“匪帮帮凶家属”和“富农—民族主义者及其家属”。其中“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特殊移民也分为五种类型：镇压过程中被打死匪帮家属，逃避集中营关押、劳动教养、监狱诸惩罚者或被判处极刑者家属，从集中营、劳动教养所、监狱等获释后迁入特殊移民区人员家属，拥有非法身份者家属，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中居住地不明者。

[117]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2。

[11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4.

[11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5.

[12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8.

[12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4.

[122] 参见Айспельд А. （ФРГ）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мцы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6，№3，с.135；Волобуев О.В.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50-х-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г.ХХ 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6，с.121；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1，№1，с.87；1992，№1，с.35等相关内容。

[123] 《1957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状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7页。

[124] 《1957年6月4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5] 《1957年5月15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6] 参见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7]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3～154页。

[128]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6页。

[129] 罗·麦德维捷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2页。

[130]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103页。

[131]

Фанасьева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й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M.：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6，с.284.

[132]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05页。

[133]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2页。

[134]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35]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87页。

[136] 李仁峰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第190页。

[137]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7页。

[138]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19～320页。

[139]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72页。

[140]

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е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развития，М.：ИРИ РАН，2002，с.3.

[141]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272页。

[142] 李英男主编《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外文出版社，2004，第18页。

[143] 《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第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4] 1988年9月16日《真理报》，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5] 《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2年第6期，第122页，转引自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46] 《乌克兰共产党人》1989年第11期，第47页，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47] 康克维斯特：《悲哀的收获：苏联集体化运动和令人恐怖的饥荒》，伦敦，1986，第30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

[14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9.

[15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9.

[15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81-282.

[152]

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с.205.

[153] 1989年11月25日《消息报》，引自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154]

Бугай Н.Ф. К вопросу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30-40-х годах//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89，№6，с.140.

[15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4-35.

[156]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0-131.

[157]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с.130.

[15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70-171.

[159]

Бугай Н.Ф.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к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0，№7，с.42.

[160]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3页。

[161]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2页。

[162] 导致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的因素很多，除特殊移民政策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外，还包括联邦制变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大民族主义、历任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的错误、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三、四、五章相关内容，第76～229页）。

[163]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39页。

[16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3.

[165]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86页。

[166] 黄军甫：《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59页。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1943年5月，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组织形式而言，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独立了。虽然到中苏分裂之前，国际共运还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继续存在，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欧洲九国共产党的协调和指挥机构，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来统一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就斗争任务而言，共产国际在理论和逻辑上始终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共产党情报局那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充其量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1]

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材料，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纳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俄国档案的解密为人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的契机，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现。[2]目前俄国学者的研究，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过程，但对这一事件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却显得不够深入。斯大林为什么要在1943年5月迫不及待地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4年的庞大机构是怎样解散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乃至世界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