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下，1930年9月25日，秘密宣布判处康德拉季耶夫等48人死刑。[26]1930～1932年，因隶属“劳动农民党”而被逮捕的有1000多人。[27]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工业党”（Промпартия）案件。交付法庭审判的有热工学院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员Л.К.拉姆津教授、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В.А.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И.А.卡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Н.Ф.恰尔诺夫斯基等8人。说“工业党”有2000多人，是“资产阶级技术知识界上层反革命分子集团”，同外国反动分子有联系，“企图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还准备在边界制造事端，让法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进行武装干涉，日期定在1930年，后因缺乏有利条件，延期到1931或1932年。结果，多数接受审判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案件审讯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为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决定对“工业党”领导人减刑，改判为不同期限的监禁。但7～8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被枪决。[28]

在侦讯“劳动农民党”案件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Г.Г.亚戈达于1931年2月23日下令“立即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前、现和流放过的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进行审查，逮捕所有涉嫌进行破坏以及和非法组织有联系的人，并进行侦查”。[29]这以后，许多人被逮捕。3月1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Союзное бюро ЦК РСДРП，меньшевиков）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В.Г.格罗曼，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В.В.舍尔，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对外贸易垄断研究院工作人员、作家Н.Н.苏哈诺夫，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院教授А.М.金斯堡，商业人民委员部供应部副主任М.П.雅库博维奇，作家В.К.伊科夫，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И.И.鲁宾等14人被交付法庭。这些人原来是孟什维克，但已经在1920～1922年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公诉人指控他们后来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这个党在苏联境内的领导总部；指控他们从1928年起就开始活动，与“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合，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一份相关的书面文件资料来证实这些指控。法庭审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国外强大反对声中，法庭仅判处他们以5～10年的监禁。这些人后来大多死于流放地（格罗曼、舍尔、金斯堡等）或被枪毙（苏哈诺夫、鲁宾等）。[30]

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审判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镇压。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监禁了80万人。人们把监狱戏称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休养所”。[31]

193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引发党内意见分歧。一些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甚至起来反对。С.И.瑟尔佐夫于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书记，积极贯彻对余粮户的非常措施；1929年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便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相抗衡。后来，他对非常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感到担忧，对工业化速度表示怀疑，提出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他与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В.В.洛米纳泽多次会面。他们想弥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鸿沟，认为应把斯大林从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调开。尽管他们还没有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他们的活动已被人告密。1930年11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审查瑟尔佐夫等人的问题，后未经党中央开会就决定将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开除出党中央，将前共青团第一书记、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Л.沙茨金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2月1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等派别活动》的决议，指责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沙茨金组成左派—右派联盟，进行派别活动。沙茨金于1937年、瑟尔佐夫于1938年被处死；洛米纳泽于1937年自杀身亡。[32]

1932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Союз марксистов-ленинцев）成员，其首领是М.Н.柳亭。柳亭于1914年入党，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不同意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右倾问题时，采取了所谓缓冲立场，被指责为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1928年10月，他被解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21日，柳亭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开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认定，国家之所以面临这种严重形势，是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在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以实现加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问题上的偏激做法造成的。文件谈到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停止强迫集体化。文件认定，在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期间，很难指望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党的生活和活动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使国家摆脱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之职。同时，文件把斯大林称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33]

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10月9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说柳亭集团成员“已蜕变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妄图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人幌子，以秘密的方式成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复辟富农统治的资产阶级富农组织”。[34]斯大林对柳亭的行动十分恼火，要求枪毙他。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1932年10月11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判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30名成员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劳改和流放。1937年1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非常法，在没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的情况下，对柳亭等人开庭审讯，判处柳亭等12人极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此案的刑事判决。[35]

1932年底，联共（布）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А.П.斯米尔诺夫曾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1912年进入党中央，历任土地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食品供应人民委员。同他一起被揭发的还有国内战争参加者、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Р.П.爱斯蒙特和交通人民委员В.Н.托尔马切夫。他们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提出了解散集体农庄，改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会与国家分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建立了秘密的派别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决定将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党中央。1936年，爱斯蒙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斯米尔诺夫、托尔马切夫则在后来被枪决。[36]

不久，又揭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Н.А.斯克雷普尼克于1897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代，乌克兰内部有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势力。斯大林把这股反苏维埃的民族势力同斯克雷普尼克联系到一起。被软禁的斯克雷普尼克知道此事后于1933年自杀身亡。[37]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38]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39]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40]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41]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42]

斯大林一方面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对抗了。为了消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日益把斗争尖锐化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的加强，把清洗镇压对象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间谍特务。[43]

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他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总结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