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公平，但不可否认，公共慈善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其员工与创办者。在外科医生与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的《斐迪南伯爵游记》（The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Count Fathom）中，主人公一个伦敦医生谋划大赚一笔，通过吸引“足够的关注来建立一所收容所、性病医院或养老院，资金来自朋友的捐助，这种计划早已大获成功，很多人都从事于此，他们踩着穷人的尸体以出人头地”。
在性慈善机构中，牧师的形象最为不堪。圣托马斯忏悔院的牧师散布谣言说，抹大拉之家的牧师因为“背德之举被逐出教会”。洛克医院的牧师则确信抹大拉之家中存在着“违理的邪恶行径”，并不得不就此在正式的调查法庭上出庭。不过，相较于性乱，对那些不安定、贫穷且彼此竞争的没有圣俸的牧师来说，财务问题才是最危险、最频发的。洛克医院不得不开除犯有盗窃罪的继任牧师。抹大拉之家的牧师原来是一个诈骗者：1777年他被判处绞刑，因为他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通过伪造一张汇票得到了四千多镑。而在兰贝斯收容所，情况则最为恶化。1761年3月，弗朗西斯·凯利·麦克斯韦尔在长期的觊觎之后，终于设法让自己被选为这座收容所的牧师，每周有半基尼的固定薪金。几周后，他设法解雇了收容所的秘书，把这个职务也揽下来，由此薪水翻了一番。6月，他与其家人在收容所内得到了免租金的公寓，并且他还另外担任了接收捐款的职位。当他的地位越来越关键且收入不菲之时，他开始侵吞收容所内财产。至1770年，他的年俸已高达二百基尼，此外住房、取暖与用灯皆免费。就在这一年，收容所的会计指控他在财务上存在违法问题，麦克斯韦尔撵走了这个人，并且亲自接管其职，与此同时，他的侵吞数额也越来越大。一直到1782年，他才被发现并解雇。
自利同样也是任何慈善事业之普通捐助者的动机所在。一个普遍的事实乃是，所有组织化的慈善事业皆蕴含着一种权威对于弱者的掌控。曼德维尔在1723年已描述了“一种最大的动机，它……被小心隐藏，我指的是命令与指挥所带来的满足感”。在18世纪下半叶，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开承认甚至赞赏。正如我们曾看到的，长期以来，性慈善机构的被收容者们被形容为无助的孩童，资助者们则被看作她们明智而仁慈的家长。1759年一位牧师说，一个妓女好比“一只可怜而无辜的动物……深陷困境”，只有一个更有力量的慈悲者才可以解救她。她的拯救者则好比天使：他们的慈悲让太阳失色，他们的行为“真正地合于天意”，他们是“天堂的管理者与代理人”。洛克医院的捐助者会收到一张绘制的证书，其中忏悔的妓女被动人地描绘为一个年轻端庄的罪人，而捐助者的善举则被等同于基督般的仁慈与力量。
17.洛克医院的捐赠证书
这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在所有的慈善机构中，人们都设想任何一个需要慈善救助的“对象”应亲自接触某位捐赠者，由他来决定她的命运。“董事的名单会不时地发布，”一份关于收容妓女的提议评论道，“女人们当然会争取得到其中某些人士的推荐。”而在洛克医院，任何想要入院之人必须得到某位董事的推荐，并且它还规定，“优先考虑那些捐助额最大的推荐人”。相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兰贝斯收容所，在其中，“守护者按照各自的捐助数额而享有不同的推荐权利”。这类设想可以自然而然地被有产者接受，因为他们重视社会与性的等级，并且他们也习惯于赞助和服从（参见彩图8）。
出于相似的原因，上层人士的捐赠十分关键，因为这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并且还能吸引其他有教养或将变得有教养的社会人士。在18世纪下半叶，随着更多的慈善机构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此种时尚性就成为了成功之关键。1782年，兰贝斯收容所吹嘘其资助者是王后，而其董事长则是首相诺斯勋爵。洛克医院则发展为福音派信仰的一个中心，它与卫斯理家族以及亨廷顿伯爵夫人赛琳娜之“上流徇道宗教徒”的圈子存在着密切联系。1783年，年轻的威廉·威尔伯福斯在其礼拜堂参加复兴宗的布道时，第一次经历了信仰转变。1787年，他作为一员参与了洛克医院之姊妹机构洛克收容所的创立，专门收容女性忏悔者。
最具吸引力的性慈善机构乃是抹大拉之家。它的礼拜堂是一座展现仁慈的公共舞台，旨在吸引大人物、善良者以及好奇之辈。它的精心装潢既突出地纪念了那些尊贵的捐助者，也采用了当下最时兴的室内设计（“贴着哥特式壁纸”，霍勒斯·沃波尔在初次参访时赞叹道）。其最大亮点则是多愁善感的牧师与诗人威廉·多德每周的公开仪式。
多德年轻而英俊，并且至少在起步之时不名一文——这是18世纪一个典型的渴求成功的牧师。抹大拉之家正是他扬名出头的好机会，于是他无耻地利用其在两性问题上的天赋，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并在文中嵌入匿名的书信，并宣称其来自于心怀感激的忏悔者。同样，在布道文中，他预设的听众完全不包括浪荡子与勾引者，而只是那些无辜、放荡的妓女。“现在看看你们的悲惨结局！——噢，望着我，并且看看什么会让你们欢欣鼓舞！瞧瞧这些褴褛衣衫，遮不住我的病体……看，因为饥饿与痛苦，我的舌头贴于上堂……噢，看我如此地绝望与放纵……宽恕我，宽恕我，仁慈的天父！”1769年，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亚历山大·卡莱尔在参加了一次多德的仪式之后，非常震惊于它的粗俗（其经文来自《马太福音》5.28，“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于是他向会众厉声“谴责这座机构，谴责这个牧师的演说，说这完全有悖于良善风俗，是基督之城的耻辱”。
18.威廉·多德牧师：传道者、诗人和骗子
与此同时，通过让忏悔者们亲自置身于礼拜堂，这些场合又展现出使人战栗的特殊氛围。慈善机构展示其收容者的行为并不罕见。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开设的收容残弱者、精神病与罪犯的医院一直可以公开参观，实则中世纪已是如此。最迟从17世纪早期开始，基督慈善院的孤儿们每到复活节就举行游行，歌唱一首《感恩之颂歌》，献给其捐助者。慈善学校也吸收了此类做法，而合资慈善机构亦步其后尘。1763年，为了募款，兰贝斯收容所的牧师将女孩子们拉到了所有愿意接受她们的教堂与礼拜堂之中，展示给里面的会众。慈善机构还经常组织演唱赞美诗、公共音乐会以及其他娱乐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筹款。洛克医院的牧师马丁·马丹是一个富有热情的业余音乐家，他组织的音乐表演因为水准高而颇有名气。
不过，在抹大拉之家，此种传统的宣传方式往往带有一种含混的意味。它既然规定其收容者远离世界，那么就意味着绝不可能让她们公开展示。她们要完全与世隔绝。“为了不让这些忏悔者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一本当时的指导手册论述道，院内所有窗户都要装上特制的遮板，“如此一来就可以保证这些不幸的女人既不能看到任何过路者，也不能被他们看到”。女性一般不能离开这座房子，外人亦不可随便造访。尽管如此，在每个周日，每一位忏悔者都排列在众多陌生的观众前，那些人热情地看着她们演唱、哭泣与公开悔罪。在她们表演的圣歌中，有一首名为《抵制淫邪》。其开篇曰：
为什么你放任你游离的眼神，
诱使你的灵魂犯下可耻的罪行！
谁叫你铤而走险，
丑闻与灾祸便是报应。
其结尾则是震撼人心的合唱：
逃离，逃离那邪恶的床榻，
让诅咒送你到下面
死亡的黑色地带，
献身于地狱的熊熊火焰。
在这样的演唱之后，接着往往是多德“长篇大论”的布道。根据沃波尔对1760年一次访问的记录，这种布道在忏悔者心中掀起了波澜，使她们“发自内心地啜泣与痛苦”，直至那些观众也一并淌下泪水。正如多德自己史诗般的描述：
当你听到她们庄严的祈祷，
以及痛心忏悔的哭声：
感恩的歌曲与悦耳的赞颂，
虔诚的长吟，神圣的短诗；
会感到无比的欣悦
超越了感官的快乐：
而每一颗动人的心灵摇荡，
每一双明澈的双眸洋溢，
充满了祝福与爱意！
这被证明是一种极为成功的模式。到了1761年，观众人数越来越多，这促使礼拜堂新增了旁听席，并提前发放门票。卡莱尔有一次到伦敦，在听闻这里人“特别流行”参与这一公共仪式后，打算搞到一些票，可他“发现很难为我的姐姐与妻子找到合意的座位，这里简直是人满为患”。甚至当一座足以容纳五百人（忏悔者则隐于幕后）的全新礼拜堂建立起来之后，甚至当多德遭到解职并因伪造罪于1777年被处死之后，人们入场观看的需求仍然难以满足，以至于黄牛党竟在街上兜售起了入场门票（见彩图9）。
性慈善机构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只有部分在于其实际的效果。其重要性更广泛地体现于其所展示的慈善与两性观念、经济原则以及社会实践的变迁。不过，我们现在对于这些新机构中的生活情况只是略有窥探。一个忏悔的妓女在进入抹大拉之家后会怎么样？作为一名被收容者理当何为？如何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收容所之内
对于19世纪之前的慈善机构而言，只有极少关于其生活状况的记述存世。它们的房屋早已灰飞烟灭。伦敦抹大拉之家的所有抄件也已经被毁掉。兰贝斯收容所则只留下了一本账簿。我们仅有的依靠乃是第三大慈善机构都柏林妓女收容所的收容记录。这些巨帙简单地记录了每一名进门的被收容者之情况。唯一直接来自那些女人的印记是她们的笔迹。有少数人自如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但更多人往往吃力地用笔和墨拼出名字的字母，而很多人则只能画上一个很小的、犹豫的十字。这是一个表示她们在此的“记号”——如今成了这个世上她们存留的唯一个人痕迹。尽管如此，在这些枯燥、官僚化的记录文字之中，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段片，记录了她们在院墙内外的生活。
都柏林是帝国第二大都市，是一个巨大而繁荣的港口，也是一座首府。它的妓女收容所由阿贝拉·丹尼女士——政治算术家威廉·配第爵士之孙女——建于1767年，直接效仿伦敦的抹大拉之家。它的规模一直远不及后者，筹到的款额与收容的人数也难望其项背。但最重要的是，这两所机构，以及其后的妓女收容所，都具有相似的管理制度。
我们看不到这些女人的容貌，也看不到她们此前的经历。不过，我们能够想象她们进来时的一些外观特征，一旦进入高墙，她们就得脱掉原先的装束，穿上统一的制服。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们的姓名，她们的真实姓名，在此处她们将弃用其姓名，有些人甚至终身弃之。莎拉·麦克道尔是1767年11月进来的，十八个月后她离开此处，名字变成了“莎拉·葛瑞丝”；索菲亚·罗德的名字改成了“索菲亚·葛德利”，以此见证她的崭新生命。在这里，每个女人都没姓名，只有编号：“一号女士”、“二号女士”、“三号女士”等等。职员就是这样招呼她们，而她们彼此也以此相称。
她们都很年轻。在伦敦的抹大拉之家，很多人还不到十五岁，绝大多数都在二十岁以下。而在都柏林的收容所，只有十九岁以下的女孩才可以进来。有少数人衣着华丽。1774年夏，有个名叫哈丽特·鲁伯利的女孩进来，她带着睡袍、耳环与“十三本书”，但她只是个例外。1777年进来的安·芬顿亦复如此，她带着最时新的小说、一个精致的衣橱、一大笔现金——但她甚至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少数被收容者也是较为富裕的年轻女性。有些人显然是逃避偷情的耻辱，而非长期卖淫者。玛丽·汤普森是由沃特福德主教亲自介绍进来的，她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宽敞的衣橱、一部《圣经》、一本祈祷书，稍后有人又给她送来更多的长袍、褶边、帽子以及其他衣物。埃莉诺·沃德在数周之后就回了家，“准备结婚”。少数人，一如凯瑟琳·罗宾逊，“来自一个良好家庭”；还有一个付费的寄宿者安·斯坦霍普，她的亲属乃是“可靠之人”。安·克拉珀姆的父亲“极有修养，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拿着金币”，而其他即将离开的被收容者则要靠慈善救济。同样，安·斯坦霍普也拒绝接受家人提供金钱与新衣。
不过，更为常见的是，那些打算进来的女人没什么财物——事实上，甚至比济贫院里的穷人还不如。多数人甚至没双像样的鞋。很多人为了自身形象，来的时候特意借了衣裳，其他人的褴褛衣衫如此肮脏，以至于不得不焚烧或扔掉。她们缺乏得体衣装正表明其生活之凄凉与绝望。因此对她们而言，收容所分发的一身行头无疑是一桩大的善举。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套朴素的衣物：衬裙、直筒连衣裙、围裙、帽子、围巾、胸衣、长袜、鞋与毛巾。每一个完成修行（十八个月或两年）的女人都会带着必要的赠物离开。因为体面的衣装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