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是这个样子，那是无数次冲锋陷阵，无数次和死神搏杀后才会有的蒸腾杀气。
请不要误会了我的眼泪。廖志弘说。我不是为自己哭，也不是为常娟，我是为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哭。还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我们投考军校时对我们的期望吗？他说希望我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能够改造旧军队，为中国建造一支现代的新式军队。这样的军队有责任感、荣誉感，有牺牲精神，有Humanitarianism(人道主义)，因为军队是拿枪的团体，没有Humanitarianism，无异于一支土匪武装。可是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英国人、缅甸人不信任我们，把远征军当掩护他们逃跑的挡箭牌，长官部史迪威将军不听蒋委员长的，下面的军长师长又不听史迪威将军的，令出多门，将帅异心。远征军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没错；士兵们奋勇杀敌、勇于牺牲，没错。但你知道我随远征军踏出国门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护送一支为我们师长走私鸦片和玉石的骡马队伍！这样的师长怎么指望他能带兵打仗？远征军败走野人山，从我们的师长想着去缅甸经商做生意时起，就埋下伏笔了。
野人山没有野人，只有忠魂野鬼。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战场上也好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走野人山？长官部的老爷们避战，畏战，草率，贪生。日本鬼子占领了腊戍，截断了我们归国的退路，那里不过只有一个大队的日军，可我们的将领们缺乏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气概，宁愿去和大自然赌一把，也不愿和日本人战斗。我们还有成建制的师，成建制的团，大家手里拿的又不是烧火棍！我们也可以避走印度，像孙立人将军带领的新38师那样。但杜长官（杜聿明）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史迪威将军，他宁愿把我们交给饥饿和死亡。谁拥有了军权，军队就是谁的，这样一支还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队，跟以武士道精神为军魂的日本鬼子作战，怎能不败？
常娟本来在团部当少尉政工宣传员，但部队打散后，她就自愿要求去医疗队。我要她随团部一起走，存活下来的几率高一些。但她说有那样多的伤员需要照料，我们这些手脚健全的人，岂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只好离开师部，跟她一起走。大溃败的部队哪里还有什么章法规矩？我们的学长穆旦本来随第五军军部一起走的，可你看他也差点没饿死在野人山。我们随医疗队走了不到半个月后，再没有了食物，没有了药品，没有了绷带，医生护士们最后只能把伤兵们集中在一处茅屋，或者某棵大树下，让他们等待当日本人的俘虏。但那些伤兵们说，军医官，放一把火吧，我们死也不当小鬼子的俘虏……常娟被伤兵们叫作“战场之花”，放火前，她……她就把几个护士召集拢来，为伤兵们唱最后的歌谣。让他们听着她的歌声，看着她的美，走向自己的天堂。她们流着眼泪唱，伤兵们流着眼泪听。《松花江上》《马路天使》《渔光曲》……“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撒渔网，迎面吹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在这样的歌声中，我就是那个去点火的人啊……从几个十几个伤兵，到几十个上百个伤兵，一支歌，一把火，一把火，一支歌，就这么一路点下去，点下去，点下去……哼，Humanism。
我知道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早已打掉了我们身上的学生腔，但我没有想到廖志弘变化会这样大。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了，他是波特莱尔的“the flower of evil（恶之花）”，是兰波的“crow（乌鸦）”，是死亡的嬉戏者和不得不以毁灭生命来行善的铁血军人。而我们这些被战火锤炼、被硝烟熏染、在死人堆里打滚的青年学子，谁不是呢？
常娟的死我已经难以复述。于廖志弘，于我，不要说讲述，就是想一想，都是用一把钝刀把伤口重新挑开，让血和眼泪一起流。廖志弘说这两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给常娟写信，有时是信，有时是诗。用常娟送给他的那支派克“战壕笔”，一写就是一个晚上，一写就是洋洋几百行的悲伤、寂寞、悔痛、忧愤和绵绵思念。信和诗写好了，“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就一沓一沓地放进背囊里，白天跟随他行军打仗，晚上睡觉时枕在头下。等我们把小鬼子赶出国门，反攻进缅甸，打到野人山，我再把这些无法投递的信和诗烧在常娟的坟前罢。廖志弘伤感地说。
那个悲伤的晚上唯一让人开心的是，在我们彻夜长谈时，小鬼子送上门来了，他们一个晚上不折腾几次好像心里就不安一样。我们听到枪声和呐喊声时，小鬼子的五官在照明弹的亮光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面无表情，像僵尸一样挺直了身子冲进了我们的堑壕。我们抓起身边的“汤姆逊”冲锋枪就跳了出去。刚才的压抑、愤懑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就像手正痒得骨头“咔咔”响的人，刚好有个傻脑袋瓜伸过来了。我们疯了一般地呐喊，把枪弹扫射得像阵阵疾风骤雨。这些小鬼子根本就是从坟墓中钻出来的僵尸，你分明打倒了他，都看得见枪弹撕开他们的军服、洞穿了他们肮脏的肉体，但他们翻个滚又爬起来了，挺着一张五官错位的脸向你扑来。混战中我就被这样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扑倒了，我们在地上翻滚扭打。我的腰磕在一块岩石上，痛得我使不上劲。小鬼子占了上风，不知使个什么家伙就往我头上砸，我只有一口咬住他的肩膀，连他的肩章都咬穿了。那鬼子哇哇乱叫，越挣扎我咬得越深，就像一头疯狂的狼撕扯最后一块肉。这时又一个鬼子窜过来，想用刺刀来刺我。因为我是被压在下面的，两个人又翻来扭去，这让他一时不好下手。我看到那明晃晃的死亡刺刀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就像死神漂浮不定的白眼。忽然，刺刀飞出去了，连同一颗脑袋，一股污血泼了我一脸。然后又听得“哐当”一声脆响，僵尸般压在我身上的鬼子终于软下去了。哈，伟大的现代派桂冠诗人廖志弘同学如关公般耍起了大刀。他第一刀削掉了那个拿刺刀的鬼子的头，第二刀砍在和我搏斗的鬼子的钢盔上，愣是把那钢盔给劈裂了。
一个诗人，什么时候学会舞大刀的呢？这是我一生都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战斗结束后，我们把那个家伙翻过来后，发现他刚才只是被震晕了，那顶钢盔救了他的命。这样，我和廖志弘同学就联手抓了一个俘虏，这让我们非常开心。这是松山战役打响以来，我军抓到的第一个俘虏。不过当时我差点没有杀了他。我想起他刚才像地狱里派来的小鬼一样想把我往阴曹地府里拖，都把我拖到地狱的门口了。我掏出手枪来就想再送他回地狱。但廖同学一把压下了我的枪，说humanitarianism ，留个活口。我大喊道，不，我要为常娟报仇！廖志弘愣了一下，仇恨似乎也被我点燃了，他也把腰间的手枪掏出来了。滑稽的是那个小鬼子竟然给我们跪下了，不断地磕头，还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重庆军的，俘虏的不杀。humanity ，humanity (人道、人道)。他妈的，我们漫山遍野地扔传单要他们投降，他们理都不理；我们的炮弹把松山犁了几遍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现在你看这个被打倒的小鬼子，像他妈的一个无赖！我推弹上膛，廖志弘忽然又改变主意了。他一脚踢翻了这家伙，对旁边的小三子说，给我捆起来。
廖志弘听他学说humanity ，便断定他也懂英语，因此我们用英语审他。这个鬼子叫秋吉夫三，是个见习下士官，竟然还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人文专业毕业的，竟然还说自己是个日本共产党员！还曾经是个社会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为这个还坐了三年监牢，1943年出狱后就被送到松山战场上来了。看来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大学生都向往社会主义啊。我们问他，你既然是反战的，为什么还来侵略我们的国家，还这么死硬顽固？他说战争是错误的继续，为了修正错误，就只有战斗下去。就像诗人去狎酒嫖妓，本来是对不住家人的，但为了写出好诗来，他还得去那些地方。他的交代让我和廖志弘面面相觑，似乎遇到了同道，但这同道又是个魔鬼。这时，廖志弘同学说了一句很长我们联大志气的话，他说，你们东京帝国大学，还不是败在我们西南联大手上了。
话虽这样说，但鬼子的这次偷袭还是让我们损失不小。我们连又死伤十几个兄弟，一个美国人詹姆斯中尉也战死了。他本来是配属给我们部队的地空联络官，掌管一部当时最先进的雷达机，指挥飞虎队的飞机来松山助战。我向上级报告詹姆斯的死讯时，我的团长暴跳如雷，说我失职了，没有保护好友军，要枪毙我。我在电话里喊，团长，等我打下松山，如果我还活着，你再枪毙我也不迟。所幸美军联络组的罗伯特中校为我说情，再加之团长又听说我们抓了个活的，他的气才消了。说先留你一条命，攻克松山后再送你上军事法庭。李老师，那些高声嚷嚷着要枪毙你的人，只不过是一些语言的屠夫。就像现在。
第二天早上，廖志弘接到命令，押送秋吉夫三去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他来我们部队是和美军顾问一起来的，手下一个兵也没有带。我怕他路上有什么闪失，就让我的勤务兵小三子随他一起去。临行前廖志弘才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非常保密又精锐的军事单位，叫“OSS?OG”，即美军战略情报局下面的作战组，这是一个中美混编的伞兵突击队，每个组都由二十到三十名美军战斗人员和几十名中国军人组成。联大懂英语的从军学生在这种部队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执行的是特种作战任务，敌后侦察、破坏、捕俘、突袭等。这次他们是配属到71军作战，为了保密，也打着71军新28师的番号。我这时才知道，廖诗人已经受过跳伞训练，诗人的翅膀现在能够诗意地翱翔在蓝天了。难怪他老跟美国军人在一起。伞兵，即便是现在，都是个多么带劲的军种！把我给羡慕的，连说这么好的差事，也不早通报一声，让兄弟也同去啊。廖志弘按着我的肩膀，说我们马上就要插到敌后去了，你以为当伞兵浪漫吗？你在天上飘的时候，就是地面上的敌人的活靶子。老同学，有个事情要拜托你。我说你讲。他说，去年受训之前我回了一趟家。家中父母……唉，我一进家门就拜堂……我问，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丁，又身在战场。当爹娘的哪个不急？我大叫起来，你个骚诗人，常娟还在野人山啊！一提到常娟，两个人的泪水都在眼眶中打转。如果我有他这般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我会在常娟为国捐躯后终生不再娶吗？
我瞬间又理解他了，男儿效命沙场，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爹娘想留个种，只是我们唯一能尽到的孝道。
廖志弘说，如果我战死了，你替我回家看望爹娘，让我那妻子早日改嫁。她叫陈椒兰，还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呢。你战死了，我也去做同样的事。
他用一双你不能拒绝的眼睛看着我，黑色的眼瞳里全是炽热的光芒。我记得那时天空格外晴朗，太阳就要爬上山来了，对连续在雨中作战的攻击部队来说，这是绝好的天气，我军的预射炮击已经开始，炮弹呼啸着飞过我们的头顶，落到敌人阵地上，我将要带部队紧随炮弹的脚步，去把山顶上那颗好战的“太阳”打下来，让我们中国的太阳，和平地升起在东方。我们不知道这一次见面之后，谁还能幸运地活着，或者都在英烈簿上携手长眠……
分手时，廖上尉站在堑壕口，忽然向我行了个军礼，那姿势利落、潇洒、自信，带有一个诗人的浪漫和优雅，一个军人的强悍和刚毅，一个学长的温暖和鼓励。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漂亮的军礼！晨曦打在他的脸上，让他像一个电影明星般英武挺拔，行礼的右手掌五指并拢，仿佛足以搅动乾坤。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和常娟是真正的绝配，不是他们男才女貌，而是他们共赴国难的慷慨激昂，同心热血，让我嫉妒得眼热。
我到现在都很后悔，竟然没有还他一个军礼！所谓生死之托，就是这样的吧。当时并不觉得这份承诺有多重，只有活下来的人才知道，这份托付太沉重！
廖志弘上尉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硝烟中。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似乎头晚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尽了。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跟他说话啊，说些当年没来得及说的话，尽管我们已经阴阳两隔，但我们的交流从未停歇；尽管我的过去让我灾祸连连，但我害怕自己忘记。杜甫在《梦李白》中写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廖志弘同学那时也许预料到什么，因此他向我行军礼、作“死别”，我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真是遗憾终生！当“死别”来临时，人们都会想：还会相逢的，还会一起煮酒论英雄的。人和人啊，生死契阔，不可问天。
我们有太相似的人生了，简直就像孪生兄弟。1940年军校第一年寒假，我回了一次家，那时日本鬼子还没侵占龙陵，我也是假还没有休完，就被家人拥进了洞房。这是我的第一次婚姻，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陌生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我成婚。我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大学生，free love（自由恋爱），romantic（罗曼蒂克），谁不想？更何况那时我心里还暗恋着常娟。但我出生在一个诗书传家的耕读之家。我的老父亲说，你为国家去打仗，我双手赞成；你为国捐躯了，我为你骄傲。但你要把我们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