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人民，开初他们帮派出所盖房子，立柱、上梁、架拱、架厢、斗榫，活计干得漂漂亮亮。熊老倌最拿手的是做屋檐下的那些斗拱以及翘翘的飞檐，做得像庙宇那般巍峨庄严。后来省公安厅也要盖房子，就把他们都请去了。人民政府正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公安厅后勤管理处的周荣处长对熊老倌说，我们要盖大房子，你这几个人不行，得多招些人手，成立个木工队。你还得跟我们签个合同，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熊老倌说我是给乡下人盖房子的，字都不识的人，要签啥合同哦。人家一句话，我就干活拿钱了。周处长急了，说这是公家的事情，政府的钱，你不签合同，不跟我算清每一笔账，我怎么向组织交代？熊老倌这才想起他的徒弟赵迅，一拍大腿道，我那儿倒有个识字的人，人家从前还是演戏的哩，可不晓得犯了啥子错，成了人民管制分子。不过这人本分，让他来跟你们签合同啥的吧。
赵迅跟着熊老倌走进省公安厅有士兵站岗的威严大门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当他和周荣处长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目光一对视，赵迅脸上的疤痕急剧地抖动起来，几乎要错位，但他很快把头低下去了。
也许因为办公室的光线有些昏暗，周荣处长足足审视了他三分钟，两个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胸膛海浪般起伏，但却像被一道大堤或者一片大陆隔离开来的两片大海，海潮兀自涌动，但却不能相汇相拥。周荣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踱步到窗前，背对着赵迅，点上一支烟后才缓缓地问：
“因为什么被管制的？”
赵迅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四八年参加了老丈人的一个诗会，没想到这个诗会里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把它搞成了一个特务的外围组织。我是……我是抗战胜利后，就在昆明搞戏剧、当导演的。没有干过任何反共反人民的事情。”
“嗯。我知道了，你要好好接受改造。”
“是。”赵迅轻声说。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屋子里的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周荣处长吐出的那些烟雾在房间里凝滞不动，仿佛既威严，又有压力。
“我们从今天开始，算是认识了。公安厅是军警机关，你要老老实实干活，见到的、看到的，不准乱说乱讲。”
“是。我听周处长的。”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在新社会，重新做人，管制期一结束，你还是有希望的。”
赵迅长长嘘了口气，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谢谢。谢谢周处长指教。”他出来时，甚至感觉得到汗水从裤管处淌下来。
赵迅从此成为木工队的重要人物。对外谈判价格、签合同、写计划，甚至画效果图等，都是他代表熊老倌做；而对内估料、备料、估工时、算价钱、安排人手，他像当初在戏剧舞台上当导演一样调度木工们干活。熊老倌在酒喝高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共产党真是了不得，把干细活的人和干粗活的人搭配在一起，就像把粗粮和细粮搭配着吃一样。这样日子才会长久啊。
赵迅是个聪明人，学什么都很快，斧、刨、凿、锯，四大基本技能一学就会，墨斗、鲁班尺没多久就用得得心应手；而熊老倌是个厚道人，恨不得把自己的一身技艺在一夜之间都传授给赵迅。赵迅当他的徒弟不到半年，就由他来“定墨”了，砍哪里、锯哪里、刨哪里、凿哪里，都由赵迅说了算。熊老倌私下里对别人说，别看这个人是个戏子——他永远不清楚导演究竟算个什么行当，还是个人民管制分子，但我看哪，这种人到底念过书，做什么成什么，了不得。
有一天周处长带着司机开来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说是公安厅厅长的车。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共产党军队的战利品，车身挡板上都还残存有弹孔，车里面的内饰挡板要么脱落了，要么开裂起翘了，连仪表盘都快掉下来了。周处长问熊老倌能不能修一下？熊老倌跳起脚来喊道，我的大处长，我是盖房子的，又不是修车的！周处长拍拍车内哗哗作响的内饰板说，我是让你换几块板子，这个都不会做？熊老倌用手去摸摸那些脱落开裂的部分，摇摇头说，不好弄，地方太小了，使不开家伙，接缝也太细密。这些木板我都不晓得人家是咋个镶进去的。这狗日的老美就是怪。
“让我来试试看。”赵迅在熊老倌身后说。
熊老倌吼他一声：“这是人家厅长的车，弄坏了敲你的沙罐。”
周处长目光复杂地看着赵迅，说：“那你先做驾驶座这一面试试。做好了，我给你请功。”
车摆在木工队的工棚外，赵迅在车里车外爬进爬出了两天，手里拿着鲁班尺、三角板、圆规、电筒、本子，耳朵上夹支铅笔，一处一处地丈量记录。熊老倌抽着水烟筒蹲在太阳下看稀罕一般，说你要把这美国鬼子的汽车弄好了，你就是鲁班爷了，我就是鲁班爷的师父了。嘿嘿嘿。
埋头干活的赵迅想，我这追寻鲁迅的，现在要崇拜鲁班了。命运弄人，至少鲁班爷的手艺还可赐我养家糊口，他才是真正的爷。他拿出当年改编鲁迅作品的劲头，敲敲打打半个月，愣是将那破旧的美式吉普焕然一新。方向盘后面的仪表板，车门内侧挡板，他都用了金丝楠木做内衬，那是熊老倌从一间寺庙里找来的原料，赵迅让人将其改成薄薄的板子，仔细打磨后又涂上本地土漆，再打一层蜡，看上去纹理清秀，锃亮发光。
来视察的周处长抚摸着光洁的仪表板，说：“可惜司机不在，我又不会开车，我真想立马开到厅长那里去给他看看呢。” 那时会开汽车的人就跟飞行员一样稀罕，省公安厅刚分到一辆吉普车和两辆美式大卡车时，是用骡子拉进公安厅大院的。周荣处长还记得骡子拉卡车造成的一次事故，平路上骡子拉着卡车走，下坡路时汽车追着骡子跑，还压死了两匹骡子呢。后来才从国民党起义部队人员中找来了几个会开车的司机，其中两个还是从战俘营里直接捞出来的。
刚刚受到了表扬有些得意的赵迅说：“处长，要是你相信我的话，我帮你开过去吧。”
周处长惊讶地问：“你会开车？”
赵迅有些慌了，真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过去……摸过。”
也许周处长太想立即到厅长那里表功了，就让赵迅坐上了驾驶座。熊老倌带着一群人在一边围观。周荣处长坐进驾驶副座时还大声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嘛。”
汽车发动，马达轰鸣，赵迅不能不想起自己上一次摸方向盘的岁月。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美式威利斯敞篷吉普像脱缰的野马，又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次次地把死神撞开，一次次地从地狱驶回人间。当然也有驾车过闹市，“汤姆逊”冲锋枪横放在双腿上，副座上坐着威武的宪兵或者妖艳的女郎，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猛踩刹车，或者猛踩油门忽然启动，让高速转动的车轮在地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尖叫，引来路人羡慕或敬畏的目光。“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谁年轻时没有浪漫轻佻过？
引擎在空转，周处长问：“怎么，开不走？”
他应该看见了赵迅眼睛里的泪光，也察觉出赵迅心底里的苍凉。但身为省公安厅的处长，他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说：“快走啊。要我拿鞭子抽它，这车才能走吗？”
一个星期后，熊老倌的木工队外停了十几辆汽车，轿车、吉普，甚至卡车都开来了，它们都是解放军的战利品，像一个老兵一样浑身是伤。“赵鲁班”的名字就这样叫出来了。
赵迅后来能够获得减刑，倒不是因为他为省公安厅厅长修好了车，周荣处长对他的相帮，或者成为木匠行当中的“赵鲁班”，而是因为他的一次见义勇为。一个阳光炽热的中午，工地旁边的一所民宅忽然着火了，这种旧时代的百年老屋大多是木结构的，连墙都是木板拼成的，一着火瞬间就成了一支巨大的火炬。当时周围都没有人。赵迅赶到现场，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哭喊声，火舌已经从门窗处蹿了出来。赵迅没有犹豫，拉起外衣蒙着脑袋，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他在厅堂里找到了那个哭叫的孩子，抱着她就跑了出来。这时已经来了几个人，有人提一桶水就朝已是一个火人的赵迅泼去，顿时一团白烟蒸腾而起。身上的衣服要么贴着肉烫，要么一块一块往下掉。赵迅大叫：“再给我一桶水！”那被他护在怀里的小女孩却没有一点烧伤，她还在哭喊：“我外婆，我外婆……”
房子烧得噼里啪啦地响，火焰在风中像放出牢笼的老虎，吼出令人畏惧的强劲低鸣。火场外只有四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和三个老太婆。赵迅看看那个中年男人，他懦弱地说，怕是进不去了，房子马上就要烧垮了。小女孩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赵迅心一横，把已经烧烂的衣服浸到一只水桶里，捂在头上反身又冲了进去。到他把老太太背出来时，身后的房子轰然倒塌。
火烟呛进了赵迅的肺，让这已受到过伤害的肺再次被烟熏火燎，灼热的痛感像千万根针一齐扎进肺里。赵迅踉跄几步，软软地倒下去了。
赵迅成了街坊里的英雄，尽管他旧伤再添新伤，身上又多了几处疤痕。但这些新伤为他赢得提前结束人民管制的奖赏。那个被救出来的老太太牵着外孙女到派出所找到王所长说：“这样的人你们还要管制，就不是人民的政府了。”
人民政府当然要听人民的，提前结束管制，赵迅重新恢复做人的资格。熊老倌说自己该歇歇啦，有这么好的徒弟，他晚年有酒喝就知足了。公安厅的周处长似乎也是个热心人，他有一天把赵迅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有文化，有技艺，你就成立个木器生产合作社吧。我们的活儿还多着哩，盖完房子还要做家具、办公桌椅、档案柜啥的。对了，这个档案柜你得帮我好好想想，它必须是结实耐用的，防盗保密的，便于查找的。你要像鲁班发明“云梯”“木马车”那样，造出让我们满意的档案柜来。
赵迅岂敢还在公安厅干活？那感觉就像在火坑边当木匠啊。更不用说，他不敢面对周荣处长那含义深邃的眼光。因此赵迅对周荣处长说：
“谢谢了周处长，我想回老家务农去。”
“糊涂。”周荣处长不轻不重地说。办公室外间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他走到赵迅面前，递过一支烟，趁点火的时候小声说：“你在我这儿安全。”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的口气，“现在政府又开始鼓励小手工业生产者自主经营了。赵师傅，你一身本事，总得靠这个养家吧。”
赵迅如醍醐灌顶，他和周荣处长的默契就是在风雨交加中与一棵大树的默契，这是他对老婆也不会讲的秘密。很久以来赵迅就认定，自己虽然命苦，但命里有贵人相帮。能活下去。
第二天赵迅就将木匠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迎春木器生产合作社。至于为什么还要取“迎春”一词 ，只有赵迅自己知道了。木器社既解决了生存问题（这些年舒淑文又接二连三给他生下两子一女），又能和省公安厅这样的强力部门搭上线，无形中为自己增加了一把保护伞。不过他和周荣处长除了工作上的请示汇报外，绝无私人往来。手下的木工们都说，周荣处长是延安来的干部，业务水平高，过去还是个大学生哩。这些议论赵迅从不参与，只是埋头干活。谁说话过头了，他会吼一句：好好干活，别乱说乱讲！舒淑文曾有些惋惜地说，其实你应该再回去写文章当导演的，你现在是合法公民了，不妨去找找李旷田老师，或许人家还会要你呢。赵迅断然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了。我发现在新社会，劳动人民最吃香，凭手艺吃饭最安全。除了画家具图纸签合同，我再也不会写一个字，再也不摸一下笔，免得惹祸上身。”
妻子不轻不重地说：“他们可真是把你改造好了。”
人都是在比较中求生存的，战争时期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幸福的，现在和平岁月里能平安在家陪着家人，能凭一技之长谋生糊口，也是有福之人哪。那时赵迅觉得，即便再艰辛卑微的改造总比枪毙你强上千百倍。多少他熟悉的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被押赴了法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这些年政府像用梳子赶虱子一样把旧时代“残渣余孽”梳理了一遍又一遍。而现在他是劳动阶级，又在专政机关眼皮子底下干活，“谁也看不见自己的眼屎”。赵迅曾对舒淑文说。
对赵迅这样旧时代的人来说，历史问题如此紧密地和政治问题如影相随，是他在新时代学到的第一条规则，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个时代的热爱。国家前所未有地统一强大，社会万象更新般日新月异，而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朝气。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就像从黑白年代猛然进入了彩色岁月，一切都很新鲜，什么都很夺目。和平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现实；进步不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种责任；建设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天每个人劳动的汗水。赵迅并不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木匠而有怀才不遇之屈，这个社会是他年轻时候向往的，是他崇敬的先生们曾经奔走呐喊，并用鲜血和生命去奋斗过的。他自觉接受了自己是一个需要改造的“旧人”的命运，只要人民政府给他机会，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凭借才华转变为一个“新人”。就像这些年，迎春木器社让他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连住在他院子里的那个在政府商业部门做事的干部，都没有他的收入高。
吃得饱穿得暖，下班回来除了读报——这是赵迅每天的习惯，晚上被窝里的活动就多了起来。豆芽出生的第二个年头，他们有了老二豆角，再两年又有了老三豆荚，后来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添了一个小天使一般的女儿豆秧。自从第一个儿子豆芽在走背运的生活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