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这正是王昭君的悲哀，也是整个国族的悲哀。然而谁人能遏制这种悲情的再生呢？宋代的地缘政治环境比汉代的还要恶劣，欧阳修激愤于当局外事之不振，不希望看见大宋受制于夷狄，屡屡提出强边御敌、巩固国防的主张。比如对于西夏，他的态度很坚决，反对通和，力主积极防御，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措施。然而他终究没有看见自己所希冀的局面出现，或者说，所幸的是他去世得早，没有看见北宋的沦落。文明社会固有的脆弱一面，在宋代展露无遗。在欧阳修之后，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未能把宋室从水火中救出。
此诗的讥讽，不只是针对汉代人，更是宋室，或者说是宋室中的主和派。主和派得逞，这里面有最高统治阶层的原因，正因为他们骨子里有偏安思想，才让主和派的意见得以见重于当时。尽管从功用的角度来看，主和派提出的意见也并非全是坏的，因为他们的策略在非常时刻能为大宋带来喘息的机会，但其害处，在于固实了社会各阶层的偏安思想，为祸是更长远的。
当然，贪图安逸的思想，并非统治阶层所独有。因为自汉代以来，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平民百姓，都有一个不断文弱的过程。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里认为，在南唐时期形成风俗的妇女缠足，导致妇女身体孱弱，“所生子女，必不强壮”，这无疑影响了族群的基因，后人诟病此风，并非无理取闹。不过，后人把缠足之罪扣到儒家身上，则属不考史实的胡搅蛮缠，因为宋代大儒程颐的家乡，就是不缠足的异数之一。
柳诒徵先生还认为，高坐家具的盛行，使人“居处行动，皆求安适”。先秦时期，古人一般席地而坐，他们的坐姿与跪姿相差不远。即使当时有高的坐具，但并不通行。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很舒适的坐姿，从侧面说明了古人的防患意识之强。是以先秦时期尽管各国纷争，应对起周边的夷狄来却游刃有余。嗣后人们的坐具逐渐增高，有了绳床、椅子、杌子，到了晋代出现了肩舆。人越坐越高，在舒服的同时，也渐变文弱了。在唐代，通常是年老或者生病的大臣才乘肩舆。然而在宋室南渡之后，官员都流行乘肩舆，就连乘车马的都很少了。如此士风，如何能抵御强敌？
这种由深远而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窘况，要靠一二贤人之力扭转颓局，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欧阳修并没有屈服。知其不可而为之，士君子所共通的一个可贵之处，也在于此。
人有多高，作品才能有多高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
诗中的犊头，是今天江苏淮阴的犊头镇。苏舜钦三十四岁时，乘舟经过此地，写下了这首七绝。
“春阴垂野草青青”，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春天，作者乘舟前行，黑云低抚岸上平野，触目皆是青青的草色，幽暗的天地，偶尔会有一树明亮的花映入眼帘——风雨欲来之际，作者竟然还有心思欣赏四周景色。
舟楫继续前行，古祠矗立眼前，天色将晚，是时候歇脚了。江流之中，只有苏舜钦的一艘小舟，它默默地停靠在古祠下。未来得及入祠，风雨已来。苏舜钦并没有躲避，他静静地伫立在风雨中，看那潮起潮落。
据说黄庭坚很喜欢这首诗，时不时把它写出来欣赏，并且自己在写诗时，也向这首作品致敬：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其二）
黄庭坚对苏舜钦此作的喜爱，当然有其理由，因为这首小诗是天籁，把它放在唐人集子里，与张继的《枫桥夜泊》并排，丝毫不显得逊色。
此诗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不加议论，毋庸语词方面的强调，却曲尽了古人的两种人生态度：“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乌云密布之时，苏舜钦没有急匆匆地找地方躲避，而是用心去观察、欣赏沿途景物。此刻的他，就跟颜回一样，面对人生旅途中的顺逆境，也从容淡定，并不搅动内心之平静。
内心之平静，只因存有一份执着，为他自己认可的道。然而仅有意念的执着，而无身体的躬行，也未足为贵。此诗最可贵之处，就在第三句的“孤”字，此字是全诗之眼，没有了它，此作就会暗无光泽，相信黄庭坚也不会对之反复把玩。
只一个字，就为全诗带来一种傲兀的品格。
这里的孤舟，所指的不仅仅是一艘船，它还表露了一种孤往的人生境况——你或许有许多同道，但在更多的时候，你必须一个人前行。这庶几于孟子所谓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阐述的不只是勇气，还有意念、境界。
荆轲刺秦，莽夫行为而已，无妨虎狼之秦吞灭六国，而易水悲歌竟为千古传颂，全是一股孤往气概使然。太史公司马迁为君上不容，身受宫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痛苦莫名的他，并未颓唐，终有《史记》，也全是一股孤往之气在支撑着他。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之所以百世流响，即因一“孤”境而贵。
传统文化注重群体的和谐，却更热切歌颂个体的尊贵。群己分明，这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自由。古代士人固然欣喜于“吾道不孤”，然而他们心里无惧孤独，也从不畏惧多数，对于孤身行道之人，他们在心底里报以最响亮的掌声。
北宋出过两家苏姓名人，一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二是苏易简、苏耆、苏舜钦祖孙三代。贵为参知政事苏易简之孙，苏舜钦通过荫补获得低级官职，但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在科场上脱颖而出。
然而，仕途上的苏舜钦并未一帆风顺，因支持范仲淹、富弼的新法，他遭到反对派的忌恨，最后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被削职为民。
在下面这首词中，他吐露了蹭蹬生活下的心境。
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沙鸥猜我（一作“又恐相猜鸥鸟”），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
——苏舜钦《水调歌头·沧浪亭》
壮志犹在，无奈年华已去。末句的“无语看波澜”，令人想起了陈三立的“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都是历尽波劫后的沧桑之语，有点失落颓靡，但心情并不完全沉寂。他们对现实，尽管似乎无力再去冲击，然而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始终未曾变过：
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
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
——苏舜钦《和淮上遇便风》
这一首同样也是苏舜钦的名作，末句“吹入沧溟始自由”的知名度，并不比“满川风雨看潮生”低。两诗与《水调歌头》相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诗苍茫有力，摄人心魄；词缠绵悱恻，令人凄然。
当然，并不需要强行去判断诗与词的优劣。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在这几首苏舜钦的作品中，诗在述说一种应然，词在谈论一种已然，两者相较，诗无疑比词高，因为诗里的作者站在一个高处去看自己的人生，而不只是为现实牵制。
文以人贵、以人传，文学作品的终极评价标准，都是人本身。人有多高，作品才能有多高。
东坡的忧愤之音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苏轼《和刘道原见寄》
几乎所有的苏诗选本乃至宋诗选本，都不收入此诗，在《宋诗钞》这种收录量相当大的书里，也没有此作的身影。与《和子由渑池怀旧》这些作品相比，此作声名不彰，却是苏子诗集中一流的作品。
刘道原即刘恕，以史学擅名，曾到过翁源（在今广东韶关）做县令。宋英宗让司马光自选英才一起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于是刘恕被擢升为著作郎，专力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清人全祖望在《通鉴分修诸子考》里说：“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一说是刘恕分修三国至南北朝部分），而实系全局副手。”据《宋史》记载，刘恕曾与司马光出游，见路旁有石碑，碑主是五代的一名将领，一行人都不知这名将领的更多信息，只有刘恕能当场道出此人的生平来。司马光回家查验，发现果如刘恕所说，遂对这名后辈愈益畏服。
刘恕的父亲刘涣，是欧阳修的同年，因为性情刚直，不被上官所赏，于是在五十岁时退休，到庐山居住。欧阳修曾写下《庐山高》一诗，赞扬刘涣的高节。跟父亲一样，刘恕的性子也非常直。他和王安石是旧交，但不认同王安石的新法，将自己认为新法不合理的地方详细写下，交给王安石，他甚至当面直言王安石之过，让老友很难堪，“变色如铁”。但刘恕并未因此从情退却，甚至还在人多的场合，公开批评王安石新法，导致两人绝交。其时王安石权震天下，刘恕因此遭到新党排挤，在司马光罢官后，他也以亲人老病的原因告归南康军，“乞监酒税以就养”。
苏轼也和刘恕一样，不认同新法，在刘恕出走后，他写下一首诗《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诗中将刘恕与汉代直臣汲黯相比，把王安石比为酷吏张汤。诗中有这样四句：“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世人共弃君独厚，岂敢自爱恐子伤。”可见刘、苏二公相知甚深。
《和刘道原见寄》的写作时间，与《送刘道原归觐南康》相近。首句“敢向清时怨不容”震人心神。次句“直嗟吾道与君东”用了这个典故：东汉时期，郑玄向马融问学，学成后返回山东，马融感喟地说：“吾道东矣。”意思是说随着郑玄学成东归，自己的学问思想也向东流布了。首联直书刘、苏二人的窘境。
第二联出句“坐谈足使淮南惧”，沿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的比拟，继续以汲黯之事来说刘恕。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名臣，非常耿直，淮南王想谋反，然而心里畏惧汲黯，认为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苏轼在这里将王安石比作淮南王，也很巧妙，隐在“淮南”之后的“王”字，切王安石的姓。“归去方知冀北空”，冀北之地产马，“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两句是说，刘道原像汲黯一样耿直，让王安石感到畏惧，而如今随着他的罢官出走，史馆变得没有人才了。
《淮南子·说山训》：“鸡知将旦，鹤知夜半。”鹤夜半而鸣，鸡天亮而叫。“独鹤不须惊夜旦”，将刘恕比作鹤，以新派众臣为鸡，在赞美刘恕的同时，也劝慰他心境无须为处境所动，因为“群乌未可辨雌雄”，今日朝廷进用之人，如群乌不可辨别雌雄，小人君子杂处，而先生是“独鹤”，不可能为这些人重用，因此不必与他们共事。
末联承接第六句的意思，说时局如此，我们还是到庐山寻幽访胜罢。值得注意的是，“庐山自古不到处”的格律为“平平仄仄仄仄仄”，第五、六字应平而仄，拗了，末句第五字未换用平声，属于拗而未救。在前六句格律规整的情况下，第七句突然用了这么一个拗句，更增全诗的傲兀。
此诗首句力大，二、三联气势宕展，并未减弱，并且抑扬有致，但结句还是溢出苏轼的温良本色，他有怒意，但其实没有怨怼。罗隐写《黄河》讥刺当局，以“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作结，将怨意推到极致，韵致反而少了。苏轼“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以表面的淡逸遮盖内心的刚严，堪可回味。
苏轼这首七律，悍锐凌厉，非同凡响，迥异于他的大部分作品。在新法推行时，苏轼与刘道原有几首酬唱诗作，质量都很高。王文诰认为，“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窥见苏轼在当时的寂寥心境。
在那段不得意的时间里，苏轼还写了一首七律《和刘道原咏史》：
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仲尼忧世接舆狂”，用了楚国狂人接舆唱歌以规讽孔子的故事，典出《论语·微子》：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次句“臧谷虽殊竟两亡”，典出《庄子·骈拇》，说臧和谷这两个人，在放羊的时候一个读书，一个赌博，都丢失了羊：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孔子忧世、接舆佯狂，人生途辙不同，但都像臧和谷这两个人一样，都“亡羊”了，暗指自己和刘恕虽然济世的路径不同，但在新党的阻碍下，都起不了作用。
“吴客漫陈豪士赋”，用了事典：吴人陆机，因不满权贵齐王矜功自伐，写了《豪士赋》讽刺对方。苏轼在这里把刘恕比作吴客陆机，把其时的当路者比作齐王。
“桓侯初笑越人方”，用了扁鹊见蔡桓公事。先秦名医扁鹊数次见桓侯，都指出桓侯身患疾病，劝其早点治疗，不然将危及生命。桓侯不听，结果病亡。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