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己有耻”是顾炎武一生笃行的信条。所谓行己有耻，是说人须有羞耻之心。以什么为耻？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不应以窘迫的生活为耻，而应以自己不能对他人产生良好的影响为耻。
单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或会觉得顾炎武认为人人都有保全礼义廉耻的责任——这似乎成了一种外向的要求。然而，不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即使每个人都登高而呼“我们都应该讲求礼义廉耻”，天下风气也未必见得就此清净。综观顾氏的意思，这“匹夫有责”的根本，应是“行己有耻”，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行为，属于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并不鼓励躁进。
也有人把这句话笼统解读为人人都有责任为天下出一分力。这更非顾炎武本意。顾炎武并不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起这种责任。在《生员论》一文中，他描述了明末的社会状况：读书人受朝廷的利禄吸引，汲汲于成为生员，进入体制内以保养身家；但这些人只将精力放在研习科考文章以及织结关系网上，往往治国乏术，没有能力承担起治理、保卫国家的责任；更糟糕的是，这个知识群体缺乏实学，却喜欢诟病当局，所论不切实际，导致当权者厌恶他们，于是出台更多苛刻的政策以限制他们，在这种环境下，后进的士人更是只为利禄而读书，学风因而更加空疏浮躁，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正是由于“耻经生之寡术”，顾炎武早早就决意不再参加科考，退而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遍阅历代史册，游历全国做实地考察，每到一个关隘，就访问当地的老兵，询问详情，借此修正或补充历代典籍的不足。顾氏是真正做到了道德、学问、文章紧密一体的，他在世时就名扬天下，其著述惠泽至今，绝非幸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在“行己有耻”。
旨味篇
学李白，还是杜甫？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李白《关山月》
李白的诗以整体的气韵高昂见长，不争一字之奇。看这首乐府诗《关山月》的前四句，就能感受到一股凌跨百代的气势，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气势又能以从容的意态出之。在李白的笔下，这一类的诗句可谓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就“韵格高”这一点来说，古今诗人罕能与李白并肩。
胡应麟说，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但与王维的辋川诸作相比起来，便觉得太“闹”了；若是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则是“浑雄之中，多少闲雅”。这个评价很见识力。
王维的《辋川集》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对比之下，柳宗元的《江雪》确实不如它安静。值得一说的是，这不意味着《江雪》不如《鹿柴》，王维的一些诗，其弊处恰恰就在于太安静，缺乏振动人心的力量。
李白的《关山月》，将征人的情绪、古今的变幻，熔铸在广阔的天地里。与《鹿柴》相比，《关山月》有人趣，更能打动人心。与《江雪》相比，两诗同样韵格极高，但《关山月》用笔自在，而《江雪》不免显得紧迫了些。
历来李杜并称，这是就他们身后的诗名而言的。杜甫在世的时候很寂寞，远远不如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名大，然而论及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杜甫则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宋代，以黄庭坚为核心人物的江西诗派笼罩诗坛，方回是这一诗派的殿军，他提出了“一祖三宗”的说法，一祖为杜甫，三宗分别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这个说法有商榷空间，比如把陈与义放进来是否恰当，历来颇受争议，但方回把杜甫安放在这三个人前头的举动，则折射出了宋代江西诗派共同的尊杜心理。
与杜甫相比，李白在宋代不免显得寂寥。在北宋的名家中，欧阳修不喜欢杜诗，但欧阳修更多地以文章见重于宋代，至于在诗方面的影响力，则不如他的门生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推尊杜甫，不喜欢李白，《苕溪渔隐丛话》抄录了王安石评价李白的话语：“（李）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这段话很严厉，颇具王安石特色。说李白“识见污下”，显然是苛刻了。性情是诗的根本，在这一点上，适宜与杜甫分别而论的，其实是王维，不是李白，因为李白与杜甫在这个根本点上没有异致，两人都独具深情。
不过，王安石说李白的作品“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这个表述可能夸张了些，但不得不说其指出了李白诗集里的一个弊病：内容重复。如果我们只是在选本里读李白的诗，不会有这种感觉，然而若是翻看李白的诗集就很容易发现，李白不仅频繁说酒与妇人，就连一个功名富贵不长在的意思，也在不同的诗中多次表达。
变化太少，是李白诗集的一个瑕疵。这个情形，或许对于李白来说也是正常的，因为韵格高的诗，往往顾不上做太多细密功夫。话说回来，就作品而言，李杜难分优劣，也不必分优劣。后世诗家主张学杜甫的多、学李白的少，不是因为杜甫的诗比李白的好，而是因为杜诗风格多元，内容包罗万象，能为后学提供更多可行的途径；至于李白，其人天分太高，其诗特征太明显，如果没有他那种天分而强学其诗，则容易举鼎绝膑，不自觉其面红耳赤了。
杜甫七律极品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杜甫《登楼》
这是杜甫七律中的极品。杜甫七律冠绝古今，所以这首诗自然也是古今七律的极品了。
《登楼》一诗的背景是：吐蕃攻破京城，唐代宗逃到陕州，其后郭子仪收复京师，代宗车驾回京，“北极朝廷终不改”所指的就是此事。钱谦益认为，第三联两句说的都是这件事。不过也有其他注家持不同意见，比如赵次公就认为，唐代宗返回京城，朝廷似乎安定了，但接下来是，“吐蕃陷松、维、保三州，成都大震，则来相侵矣”。所谓“寇盗莫相侵”，是诗人心里的愿望。这个说法也通。
最后一联里的后主即三国时的蜀汉皇帝刘禅。刘禅宠信宦官黄皓，终致亡国。有论者认为，“可怜后主还祠庙”是暗指回到京城的唐代宗，因为代宗宠信宦官程元振、鱼朝恩。诗以“日暮聊为梁甫吟”收结，诸葛亮喜欢吟唱古曲《梁甫吟》，这句诗是伤悼在艰难的时局里，没有像诸葛亮这样的能人出来匡扶代宗。
杜甫七律之中，另一首饱受赞誉的作品是《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胡应麟认为，《登高》当为古今七律第一，理由是《登高》一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
这是一个动人心弦的说法，但犹有可论之处。从“力量万钧”这一点上看，《登高》里面的每一联，都显然压不住《登楼》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而且从整体上看，《登楼》也没有懈笔，并不是只有第二联好。另外从字法上看，《登高》颔联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无边”与“不尽”对仗，意思尚未宕开，也是一个瑕疵，而《登楼》并无此弊。
杜甫是儒者人格，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儒者人格有什么特点呢？由于儒门尚文，讲求礼义，因此很多人对于儒者的印象，不是文绉绉就是谨小慎微，总之觉得是偏柔的气质。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儒门是尚刚的，并不主柔。孔子说：“吾未见刚者。”在《礼记·儒行》里，孔子告诉鲁哀公何为儒者，列举了十多种儒者特征，总体就可以用一个“刚”字来概括，比如“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些话，就是在强调刚毅之气。从人生行为上看，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位儒宗，都体现出这种气质。
细看杜诗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一大特质是极其刚劲，这是杜诗的宝贵之处，因为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杜诗具备超越时代的力量。比如今日我们不讲忠君了，但读到《登楼》时，一样会为这首诗的刚健之气而震撼。
《登高》的质地自然也是刚的，但它和《登楼》的区别在于，《登高》刚而狭，《登楼》刚而大。《登高》全诗用紧调，每一句都向诗人身世着思，像“无边、不尽、万里、百年”这些词，尽管字面的意思极其宏大，但都统摄入诗人的身世里面，是以《登高》全诗略显促迫。与之相比，《登楼》则是刚劲而阔大，比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不专对时局用心，但又把时局包含了进去。这是在思绪推进中的一记缓步，极大地拉阔了全诗的境界。因此从格局上看，《登楼》能包举《登高》，而《登高》不能包举《登楼》。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评价《登楼》说：“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可谓知言。
诗与生活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用最典雅的文学体裁——诗，去写琐细的生活情状，杜甫是一个典范，例如这首《送路六侍御入朝》就是如此。题目中的“路六”，注家已经不能确知是什么人，能够猜得出的，这应该是诗人的一位发小，“童稚情亲四十年”，开门见山，点明两人身份。
“中间消息两茫然”，一别几十年，音讯不通，甚至互相不知道死生。“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分别之后，从未想过会在什么地方相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家重逢的时候，却是在一个离别的筵席上。这颇令人伤怀，所以杜甫接着说，“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仇兆鳌说，“不分”是“不能分辨”的意思。这个解说有误，这里的“分”只能是去声，要读fèn，否则就不符合格律了。“不分”义同“不忿”，意思是桃花红胜锦，如此胜景却更为恼人。“生憎柳絮白于绵”，古人送别，常折柳相赠，柳意味着离别，因此柳絮惹来诗人的憎厌之情。这两句是写心中的烦恶之感。末联是承接桃红柳白而做的收结：春色大好，却更触动人的愁绪，何以消愁？唯有举酒。
这首诗没有惊人之语，甚至不用典故，像拉家常一般说开，这种完全白描的做法，所成的文字却极为浑成，自然而有味。老杜笔下，常常给人这种惊喜，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都是此类，看似平淡无奇，却非常耐读。
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一书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琐事猥语皆着不得。即李白诗酒轶荡，怀奇负气，亦不屑意世故。独杜甫抒所欲言，意到笔随，以尽天下之情事，逢源而泛应。”这段话点出了杜甫的一大贡献：拓宽诗路。杜甫用其艺术实践告诉世人，好诗是多样的，并不只有特定的几种类型。
将生活琐事入事，宋人在这一点上更加身体力行，但他们的一些做法，有时又走向了极端。譬如苏轼的这首《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如此句子，令人啼笑皆非，谐趣是有了，也让人看到了东坡的可爱之处，然而就诗本身来说，却没有多少思致，只能算是游戏之笔。
在词的创作上，宋人也不避忌生活琐事。黄庭坚《归田乐引》这样说：“拼了又舍了，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写情侣之间的相处情景，然而笔调过于戏谑，迹近侮慢词体，与他写诗时的严肃态度完全不相称，这也是游戏之笔，难以成为后学通衢。要以言之，杜甫开示给后人一条宽广的路，然而如何落笔，可谓存乎诗家之心。
对于诗来说，写不寻常的事，总是天然地占了一些便宜，历来受赞赏的好作品，不少就跟重大题材有关。然而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人的大部分生活，其实都是平常的，并不总是波澜壮阔的。如果说诗只适宜写重大题材，那么诗就未免离人太远了。
实际上，诗离古人并不远，它就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所谓诗的国度，包含了这么一个意思：诗是一种生活方式，浸润在人们的日常言行当中。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是不需要提倡所谓“诗和远方”的，朋友相聚、花间对月、登山临水，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面，都可以有诗，甚至是不能没有诗。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时代是不可能粗鄙的，偶尔的游戏之作，减损不了其雅正程度。
当诗不再与生活熔铸为一体的时候，当一个时代真诚地对那些文理不通甚至犯下平仄通押这类大忌的“诗”拍案赞赏的时候，那只能说明，诗国已经远去。
韩愈的沉着痛快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